《颜氏家训》简介

一、《颜氏家训》的作者及内容

《颜氏家训》是北齐颜之推作的一部家训。颜之推（531年～591以后），字介。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家训”一书当在隋灭陈（589）以后完成。颜之推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著有《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

《颜氏家训》全书总共八卷二十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被称为中华“家训之祖”。颜之推生逢乱离之世，目睹许多大家族宦海沉浮。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以长辈身份，将自己的见闻及对人生的体悟，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其中夹叙夹议，与晚辈娓娓道来，没有丝毫说教的色彩，读来倍觉亲切。

《颜氏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与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内容质朴明快，说理深刻，有“篇篇药石，字字龟鉴”之誉。是我国古代伦理学、教育学的名著，书中所论述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颜氏家训》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产生于六世纪的一部教育史和学术名著，《颜氏家训》不但适合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而且其中所反映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现代教育也具有普遍的启迪意义。

二、《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

《颜氏家训》中有关教育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教子》，《治家》，《慕贤》,《勉学》，《音辞》，《杂艺》等篇章。《教子》主要阐述对士大夫子弟的教育问题。《治家》主要探讨和总结了治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慕贤》谈如何向贤才学习。勉学》，是该书的著名篇章，作者对当时士族子弟不务学业、凭门第而猎取高位的现状进行了抨击。作者还通过各种事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学习方法和观念，这一篇章不仅论述子女教育及学习态度的问题，也讲述了一些安身立命的道理。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职业的贵贱，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应当受到尊敬。《音辞》主要讲述语言和音韵方面的内容。

在颜之推之前，儒家亦有儿童教育的规范，但是面向全社会，强调的是共性。《颜氏家训》的意义在于，在道德共性的指导下，突出了一家一户教育的个性，调动起了家长为子女垂范立训的文化自觉。家庭是社会文明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文化传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入德的起点，是人生第一要务。家是微缩的社会，伦常者五，家庭有其三（夫妇、父子、兄弟）。只有每个家庭都按照道德要求和谐相处，治国、平天下才有坚实的基础。

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十分兴盛，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这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家教的关键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切忌“无教而有爱”。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颜之推还非常重视家教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甚至对语言教育也很重视。颜之推本人一生虽未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仍不失为我国六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思想教育家。他以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许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颜氏家训》所涉及的家庭教育理论及实际问题非常广泛、全面，纵观全书，颜之推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教育中，颜之推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培养。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二）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思想。颜之推不仅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而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批判当时士大夫存在的不学无术，理论脱离实际，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的三大弊端，是深刻而准确的。因此，他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才培养的六条目标：“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见《涉务》篇）。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如首先要勤奋读书；其次要学以致用；再次是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也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具备“德艺周厚”的要求，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

但是，出于当时的时代和士大夫的视野，《颜氏家训》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对有的问题的认识和论述甚至是错误的。如《教子篇》提出“上智不教而成”，《勉学篇》的“生而知之者上”，都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映。《治家篇》中提出妇女只可“主中馈，惟事酒食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于盅”，是作者完全继承了世俗中轻视妇女的传统偏见。还提到“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不见”，这种封建家长的棍棒教育法，显然不足为训。《归心篇》中，作者深信佛教的“三世说”和因果报应，以此为教，势必将人们导入宗教迷信的歧途。

三、《颜氏家训》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代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家训”的先河，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直斋书录题解》）。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其主要价值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以“明人伦”为宗旨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如《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当时士大夫的心态和作者的取舍判然分明。

另外，《颜氏家训》在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上所表达的思想也是弥足珍贵的：一是学无迟早。二是博学和专精。学比不学好，博学比少学好。必须把博与精很好地结合起来。三是强调切磋交流。学习绝不是一个人自我封闭的过程，必须经常与人交流，方能打破自己的局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些思想都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颜氏家训》在教育实践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仅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楷模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我们重建当代家风家教，需要借鉴此书处甚多，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训的核心。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认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读书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其次，选择正确的人生偶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怎样的偶像，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

再次，确立家庭教育的各项准则。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杜绝迷信，绝对不谈“巫觋祷请”之事，“勿为妖妄之费”。

《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乃至文学艺术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颜氏家训》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颜氏家训》还“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其《文章》篇，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包括学问、口辩、作文等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他的文章内容真实，“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文笔平易近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其《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

正由于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宋代以后《颜氏家训》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南宋高宗时礼部侍郎沈揆称赞《颜氏家训》说：“颜黄门学殊精博，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按：指颜之推之子辈）而已”（见《嘉定赤城志》卷九）。明代著名教育家、《三字经训解》作者王三聘对《颜氏家训》的评价是“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古今事物考》）；明人袁衷的继母贤良识大体，袁衷认为他的家庭受《颜氏家训》影响最大：“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庭帏杂录》）；明正德年间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张璧称赞道：“乃若书之传，以褆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顺治年间进士著名学者王钺也认为：“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盲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朱子语类纂》）；从这些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的评价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颜氏家训》对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至于今日，《颜氏家训》不仅作为中小学生思想品德课的选读本，陕西、福建、辽宁、安徽等多省的教师资格考试也将其纳为课件和考试内容。

《颜氏家训》的主要刊本有宋淳熙七年(1197年)台州公库本，明万历甲戌(1574年)颜嗣慎刻本和程荣《汉魏丛书》本，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朱轼评点本、雍正二年(1724年)黄叔琳刻节钞本、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卢文招刻《抱经堂丛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今人王利器撰有《颜氏家训集解》，并附各本序跋、颜氏传及其全部佚文，迄今为止，最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