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式

    作为皈依空门、万缘了断的僧人，皎然作诗论诗均无直接的功名动机，故主张抒写真情实感，所谓“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风流自然”。重性情而尚自然，显然受《文心雕龙》所谓“自然之道”、《诗品》所谓“自然英旨”的影响。如卷一论对偶乃“天地自然之数”，但“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自然之数”，与《文心雕龙·丽辞》篇“造物赋形，支体必双”及“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之说用意全同。再如《诗品》从“自然英旨”出发，而反对沈约等人的声病之说，《诗式》也认为“沈休文（约）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卷一《明四声》）；《诗品》认为“至于吟咏情性(指作诗)，亦何贵于用事”，《诗式》也以“不用事”为“第一格”。但皎然论诗颇为辩证，而力避偏失。如他虽不满于沈约等人的声病之论过为繁琐，却又不废声律，认为“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卷一《明作用》），即合理而科学的声律规定，只要熟练掌握，并不妨碍诗人情志的抒发与艺术技巧的发挥。再如他虽以不用事为第一高格，却也并不一概否定用事，而以大量篇幅对用事的种种情况与利弊作了探讨。再如卷一《诗有六不》谓“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诗有六至》谓“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故而不迁”等等，都从正反、得失、过与不及两个方面着眼，虽有“温柔敦厚”、“中庸之道”之嫌，但在精神实质上，颇合艺术创作的辩证法。总之，重抒情而尚自然，可谓皎然论诗的核心观念，其他大抵由此生发。当然由于他的佛徒身份，其抒情往往为恬淡无争之情，而与慷慨、风力之豪情相违背，“自然”也显有佛、道思想的印记。

    皎然论抒情，又颇主含蓄隽永、蕴藉风流之情，所谓“两重意己上，皆文外之旨……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卷一《重意涛例》)。在具体阐发中，又例举所渭“一重意”、“二重意”、“三重意”、“四重意”的前人诗句，虽不免牵强附会，有强作解事之嫌，但要求于具体形象之外含深长的一美感韵味，则用意可取。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论，虽承刘解“文外曲旨”、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而来，却又受当时三教并重的影响，即儒家的“比兴”之说、道家的“得意忘象”之说、释家的“不立文字”之说。皎然对此，也有明言。

    卷五论“复古通变”，也有灼见。复与变、古与今，都是历代要遇到并引起论争的问题。皎然认为“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对复古与通变的界定，较为得当。从他以为“复忌太过”而变“不忌太过”之语可见，他是更重“变”的。唐代诗学，主复与主变两条路线从开国至灭亡，贯穿始终，阵容与线索十分分明。皎然《诗式》虽也提及“风雅”、“诗教”，但其实不过是口实而已，骨子里显然是不断探讨新的艺术规律的变古派。

    《诗式》中灼见胜论尚多，不能一一例举。总起来看，其中虽也有繁琐牵张及体系不严之弊，并遭后人“画地为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之讥(王夫之《鳌斋诗话》)，但在唐代大量讲“诗格”、“诗式”之类以应科举的“免园册子”之中，可谓鹤一立鸡群，允为上品。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在历数此类格式之作后说：“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可谓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