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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凡三卷。上、中两卷，主要论述脏腑经络、荣卫气血、针刺诸疾及其方法。下卷，专论灸法适应证及经络俞穴。本书首先指出“ 用针必先诊脉”，强调“切脉、观色，医之大要”。反对“医者不究病因、不察传变，惟守某穴主某病之说”。他批评那些“ 徒执孔穴“”按谱施治”的医生为“按图索骥”，或“譬之狂潦泛滥，欲塞下流而获安省”。主张针治疾病宜“先定五脏之脉，备循九候之诊，而有太过不及者，然后乃存意于用针之法”。其次又提出针灸疗法具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他说“：病邪大甚，元气已伤，决非针元所能济矣。假如痨瘵阴虚火动，法当滋阴降火，针能滋阴否乎？痿证肺热叶焦，法当清金补水，针能补水否乎？经曰‘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调以甘药是也’。知此则病之可针、不可针每可以类通矣。奈何世之专针科者，既不识脉，又不察形，但问何病，便针何穴，以致误针成痼疾者有矣。”在针灸施治上，强调据证立法，法随证变。他说：“病变无穷，灸刺之法亦无穷。或在上下取之，或在下上取之，或正取之，或直取之。审经与络，分血与气。病随经所在，穴随经而取，庶得随机应变之理”。汪氏还指出《金针赋》所云之“ 针刺十四法”以及“ 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凤迎源”、“龙虎交战”等一系列针法，是巧立名目。他说：“考其针法，合理者少，悖理者多，错杂紊乱，繁冗重

    复”。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的科学态度。书末列禁针禁灸穴歌、十二经见证歌、十二经井、荥、俞、经、合歌、经穴起止歌、天心十一穴歌，经脉交会八穴歌等针灸歌赋，以便诵记。第 417 页汪氏序云“，本书乃取《灵枢》、《素问》、《难经》及诸家针灸之书，穷搜博览，遇有论及针灸者，日逐笔录，积之盈箧，不忍废弃，因复序次其说，设为问难，以著明之，名曰《针灸问对》。”足见汪氏致学之严谨。所辑之书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