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钞论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间，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令不能信，且恐新券之复同旧券也。
    按量其所支，复敛于民，自是善术，第患奉行之不力耳。金宣宗问：钞法如何而通？刘炳对：以敛散相权，则钞法通。
    元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钱币之法。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不合于宜。于是绝不用钱。
    按用钞自有便处，然何必废钱。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谈，何也？○钞弊条目四十
    一、钞分为七等，曰五千贯，曰千贯，曰五百贯，为大钞。曰百贯，曰五十贯，为中钞。曰十贯，曰二贯，为小钞。大中钞当今会票之用，小钞当今钱票之用。
    一、二贯以下无钞，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
    一、纸类甚多，造钞务选佳纸，洁白光厚耐久者，既用造钞，即禁民间不得买卖此纸，以防作伪。窃拟高丽纸佳者，即可造，其劣者听民间行用。
    一、五千贯钞，用纸三丈，阔尺二寸，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二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一丈，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大钞命善书者书《孝经》其上，真草篆隶俱可。中钞半书半印，用先正文，如《原道西铭》之类。小钞用桐板印文其上，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训之类，务极精工。
    一、大钞中钞，装潢成卷，小钞亦糊裱行用，以防易坏。一、大钞中钞行用时，或以金石木革为函，小钞以绡素为函。
    一、以金玉水晶银铜倩好手雕为五印，各有官掌之，又分三等，大钞用大印五，中钞用中印五，小钞用小印五，以朱砂好印色印其上，违者罪之。
    一、造二贯之钞，尤贵精工，必费本二百余文。铸大钱必极工巧，以防伪铸。
    一、行钞先从京师起，以次渐及于各省，约数期年，然后遍及天下。
    一、造钞发于各省布政司为印记，发于各府又为印记，发于各县又为印记，发于钱庄，钱庄又为印记，然后行之民间，则易于辨伪。
    一、以大钞中钞，发与各银号，即禁其不得私出会票。如领一万贯钞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如已用完，则收其银，如钞十千贯之数，以一分之利与银号。
    一、以小钞及当百当十大钱，发与钱庄，即禁其私出钱票。民以银易钱，即以小钞与之。如银数不满二贯有零者，则以大钱与之。半年之后，核其所入银数，而收其十之九，以一分之利与钱庄。
    一、民以银易钞，在下令半年之内，准加一分之利，与之一年之内加五厘之利，与之一年之后，照时价不加。一、民以钱易钞，以钞易钱，钱庄准取百分之一，不许多取。
    一、钞之出入，经吏胥之手，亦准取百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于民。如有勒索，严治其罪。一、随在设立办钞之人，官给以禄。
    一、钞既各分省分，易于稽察，又令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准其换本省钞行用。一、民以钞纳钱粮及关税者，二贯之钞，准作二贯二百文用。
    一、小钞行用既繁，虽糊裱尚不免易于霉烂。但辨其非伪，许将霉烂之钞，纳钱粮关税，惟止作二贯用，更不加二百文。既纳之后，解部焚毁，以免倒换之弊。
    一、下令，二年之后，钞法通行，禁民间不得以银为币，惟为器皿不禁。私以银交易者，没入其银与物，以其半赏告者。
    一、禁银之后，募商人领银开设官局，挞造银器，以减半之价，售于民间，使银价益贱。民以银易钞者，亦作半价。
    一、设立收银之局。民间有卖铜器者，官为重价收之，以供鼓铸，禁绝挞造铜器之铺。惟锁钮乐器，不禁。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旧藏铜器，以致骚扰。
    一、钞贯文有一定，私减钞价者有罪。一、造钞之后，必二十年，然后添造新钞。一、监造官钞时，不得刻减工费，以致不如程式，违者罪之。
    一、伪造者斩决枭示，出首者赏钞百贯，更籍犯人之产予之。胥役能捕获者，亦如之。官长能发觉，立予迁秩。邻族知情不举首者同坐。如始系同谋，而能自部者，免罪受赏。
    一、各处官库俱令积钱如民间钞多，即发钱收买，不令民间壅滞。一、小民误用伪钞，更不加罪，惟更究其伪造之人。
    一、民间藏钱，非典当钱庄字号，不得过一千贯，如违禁没入其钱十之五，即以五之半赏告者。
    一、行钞之初，内外官俸各加一倍。本俸暂与以银，加俸悉给以钞。俟钞法通行后，官俸各加数倍，悉给以钞。
    一、书钞之人，予以重禄，如有官爵者，纪功迁秩。造钞出力者，立予议叙。
    一、行钞之初，必加惠于民，蠲免逋欠，优恤耆老，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地方官能奉行钞法无弊者，必予加级纪录。一、令学中稽察贫士，给钞周恤。
    一、民有鳏寡孤独，及遇水火凶荒之灾，皆发钞赈给。一、地方有水利当兴，及荒土可耕者，皆发钞修治。一、行钞之后，关税田赋盐课皆议减。
    一、商人与外洋交易，准以钞向沿海地方官局易银去。及还，准以银易钞，出入之价如一，银器不准载入外洋。
    一、外蕃贡使入朝，欲市中国之货者，准以银易钞行用，则外蕃亦重中国之钞矣。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钱币当问商贾。予乡里多富商大贾，故与精于会计者，参酌事情，思其兴利防弊之法，略备于此。非敢据史册陈言，徒侈书生之论也。
    ○附钞币问答三十
    或曰：国家之成法，不可改。答曰：世祖章皇帝八年尝造钞，每岁十二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停止，则用钞正所以复祖制，何嫌于改法？且语云：利不百不变法。今行钞视用银，岂止百倍之利乎！
    或曰：天下方处全盛之时，若行钞则示民以贫矣。答曰：苟财匮已极之世，虽欲行钞，而民不信。正惟当全盛之势，而生齿日繁，经费浩大，王制所谓积三十年之通者，不可不豫为之计耳。此乃所以开富足之源，安得谓示民以贫哉！
    或曰：钞乃末世之所用，恐不可行之。答曰：宋太祖始立便钱务。至仁宗时立交子务，正宋极盛之时。金元两朝，皆开国时用钞。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其时亦盛行钞。明太祖开基之主，亦造宝钞。至崇祯时欲行钞而不及行，非钞之有害于国也。而论者以为末世之政，岂不冤哉！
    或曰：恐伪造者多。答曰：既特造佳纸，多为印信，钞直重者，又令善书者书之，则作伪者，必先造伪纸，又刻印信，再摹字迹，有一不肖，其奸立破，较之私铸钱，伪造银，其难数倍。而又随处皆立辨钞之人，重法以诛作伪之人，重赏以奖告伪之人，则伪造自可息矣。
    或曰：恐民不乐行钞。答曰：今京师民间贸易，皆用钱票，远方商贾，皆用会票，已不异于用钞矣。间有钱庄歇闭，而票不能取钱，则民受其害，而民终肯用钱票者，以便易故耳。况国家所用之钞，有散有收，永保无虞，钱可易钞，钞可易钱，便易之极，而民翻不乐从乎？
    或曰：今钱漕一经胥吏之手，即有浮收，若行钞则弊更不可测。答曰：钱漕所以能浮收者，以每县各分疆界也，故胥吏得以持权。若换钞则所设官局钱庄甚多，随地可以换易，胥吏安得持权？且钱漕不许包完，故胥吏得以勒制小民。苟以钞纳税，尽可托绅士代纳，胥吏又安敢勒制之乎？又按钱漕之浮收也，彼亦有所借口也，曰米色之丑也，解费之重也。若行钞，彼又无所借以为名矣。吾正恐胥吏之无可作弊，而奉行不力，故加百分之一以予之，岂惧其侵渔乎？
    或曰：银与铜乃坚刚不坏之物，而钞不可久。答曰：昔之造钞，制度苟简，故易于毁坏。今之造钞，程式精工，纸料坚厚，大者装潢成卷，藏之于函，可数百年不坏，小者裱糊行用，二贯以下，仍用钱，则不至于甚繁，虽小钞亦可十数年。即有霉坏，仍准其纳粮充税，解部焚毁，可以免倒换之累，于民无损。若虑水火之虞，则以皮木为函，可以入水不濡，以金石为函，可以入火不?，何易坏之有？
    或曰：以楮为币，是以无用为有用，近于欺民之术。答曰：铜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圣人制为钱，以奔走天下，是亦以无用为有用也。设令三代上有纸，安知圣人不以之造币乎？若必以有用为币，则有用莫如帛，然固不可以为币明也。
    或曰：恐物价腾踊。答曰：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
    或曰：恐犯罪者多。答曰：伪造既难，则犯者自少。至于民之换钞，既获一分之利，彼自愿从，朝廷未尝强之使换也。盖立法但禁伪银，不禁藏银，何犯罪之有？且从此而铅钱伪银之弊绝，盗贼劫银之风亦绝，则狱讼可省，而论者反虑犯罪者多，谬矣！
    或曰：用钞但利国耳，于民何预？答曰：国用既足，则加官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使将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
    或曰：何不银钞兼用？答曰：苟欲两利而俱存之，则银与钞，必互相低昂，而其价不能画一也，明之已事可征矣。明初禁银不用而钞行。其后，自弛其禁，而钞渐不行。故必废银不用，而后钞重也。
    或曰：何不并钱废之？答曰：既用钞，则用钱之处自少，若必并钱废之则钞必琐屑而不可行也。
    或曰：天下之银，尽收于上，民间不虑其空乎？答曰：银既收于上，上亦无所用之，则当减价，仍散之于下，使民间得为器皿，但当严禁其为弊耳。如是则银价必甚贱，而钞益宝贵。此本齐高帝金土同价之意，而善用之者。
    或曰：宋孝宗言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今准天下银，而制钞无乃太多？答曰：以天下论银之行用，本虑其少，则以银易钞，适如其数，虽倍加之，尚未至于多而轻也。且必二十年后添造，自不患其日多也？
    或曰：宋富公弼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今行钞而不以积银为本，安在可行？答曰：此又古今时势之不同。古人以钞代钱，相辅而行，故必积钱为本。今则以钞易银，废银不用，安用积银为本哉？百姓有万亿之银，国家造万亿之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与宋之时势异矣。
    或曰：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今何以用钞而复禁铜？答曰：必禁铜为器，方可绝私铸私毁之两弊，又不遽禁铜，而以钞买之，则民亦乐从矣。较之贾谊七福之说，刘秩五利之议，更为便易。
    或曰：银可分用，而钞难零折。答曰：钞既分为七等，又有钱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烦扰，未免骇民。答曰：今天下簿书出纳，律例科条，其事甚琐，不闻厌其烦扰。岂以操天下钱币之大权，而可虑其烦扰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骇？
    或曰：中国既不以银为币，银必入于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国之货，必先以银易钞。彼之银有尽，而吾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且入于中国，而中国之钞，且行之外洋矣。岂虑银之入外洋哉！
    或曰：万一国家复用银，而不用钞，岂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于行钞之利，后世必无废钞之事，正不必过虑也。
    或曰：国家何不径自行钞，而必易民间之银乎？答曰：以易钞银，非贪天下之银也，盖径自用钞，则银归无用，而富家之藏银者，受其害矣。惟以银易钞，则民之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钞虚银实，终藏银而不易钞则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银者，恐钞有时不用耳。今若明示以历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现用之钞，而藏不准为币之银乎？
    或曰：恐富家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况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诈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钱荒之弊。唐人用钱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银，能无银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钞也。
    《日知录》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亦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朱彩绘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十五，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按银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叶而益盛。物莫能两大，此钞法之所以坏也。唐以前无钞，尚不用银，则既用钞用钱，又何为必用银哉？
    《日知录》云：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按此一条，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盖金银可禁，铜钱则岂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恶钞法者，不过以其昏烂倒换，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纸制造大钞，选天下善书者书之，装潢糊裱，行用时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烂倒换之虞乎！小钞必自二贯起，则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烂亦少。唐宋人字画传至今者有矣，岂以纸虞其易坏哉？又钞之昏暗者，准其纳钱粮，则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钞，见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论也。
    《日知录》云：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米折钞，以银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钞之弊，后人所宜鉴也。
    《文献通考》云：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置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值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值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直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当现钱矣。又况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
    按此见前人行钞分地之弊。○行钞之功
    宋张悫字伯诚，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悫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河间府志》）
    按此见行军时用钞之便。
    宋陕西河东颗盐，旧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任其私卖盐，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衍义补》）
    按此见行盐用钞之便。
    宋高宗时，钱端礼知临安府，建言，楮币已行累月，合支官钱，造会子。诏入都茶场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皆有法。按钞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礼亦善于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第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
    元刘肃洛水人擢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正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
    按此良吏之能惠其民者。行钞先以利民为主，其次则不累民可也。○广钞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
    按《文献通考》云：上无搜铜之劳，下无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为行钞之利。然行钞亦岂能全不用钱乎？既用钱，则必防私铸私毁之弊，是铜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钞之利，岂止于此！
    李绂请严禁铜疏云：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挞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现在功令，止禁黄铜，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锭锞，煮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为白铜？嘉兴洪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红白铜，皆黄铜也。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挞造黄铜白铜红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则国实流通矣。
    户部尚书海望奏：言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值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窦。夫铜器久布民间，一旦禁之勿用，则其情不便。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传，得贿则卖官法，不得则人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闻，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粗杂，加之销坏，一经钱局?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偿所失，其弊三也。又况黄铜，乃系红铜白铜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十六万斤。今禁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陈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
    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愚谓今后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又曰：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州处，设立银特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如来者，纳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
    高珩曰：铸当十当百之钱，则可以轻赍而远行矣。
    按铸大钱设银券，皆与钞法相辅者也。若既行钞，而复铸当百之钱，则钞可自二贯起，而二贯以下，悉用大钱，百钱以下，悉用小钱，不患于零折之难矣。又造百贯以上之钞，即可当银券之用，而得古人飞钱之遗意。以钞收买民间之铜，而铸钱极其工巧，则私铸者无利而自息，铸大钱者尤必选最佳白铜，镂为龙凤文，费本与价值略相当，则私铸无利，禁民间行用铜器：则私毁者无所售，而亦自息，此诚利国足民之要务也。财用既足，则仁政可以次第举行矣。旒尝拟时务策十数篇，观者颇不以为非，后阅诸书，则前人多有先我而言者，特所论有详略耳。因不欲存。惟钞法一事，疑者十人而九，前人亦罕有论及此者，陆中丞《切问斋文钞》，贺方伯《经世文编》仅载铜钞之说，而为纸钞之利，则未之及，故详考诸书，反覆思维，求其有利无害之方，著为此编，以就正四方有道焉。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
    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
    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
    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
    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
    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
    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
    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
    尤侮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
    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
    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
    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钞朱子小学书后
    右《小学》三卷，世传朱子辑。观朱小癸卯与刘子澄书，则是编子澄所诠次也。其义例不无可訾，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末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
    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余故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是编旧分内外，内篇尚有《稽古》一卷，外编《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颇浅近，亦不录云。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土，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独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子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
    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祭汤海秋文
    赫赫汤君，倏焉已陈。一呷之药，椓我天民。
    岂不有命！药则何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
    道光初载，君贡京朝。狂名一鼓，万口嚣嚣。
    春官名揭，如纛斯标。奇文骤布，句骛字枭。
    群儿苦诵，自瞑达朝。上公好士，维汪与曹。
    大风嘘口，吹女羽毛。舐笔枢府，有铦如刀。
    侪辈力逐，一虎众猱。曹司一终，稍迁御史。
    一鸣惊天，堕落泥滓。坎坎郎官，复归其始。
    群雀款门，昨[上四下龟]之市。穷鬼喷沫，婢叹奴耻。
    维君不羞，复乃不求。天脱桎梏，放此诗囚。
    伐肝荡肺，与命为仇。披发四顾，有棘在喉。
    匪屈匪阮，畴可与投？忽焉狂走，东下江南。
    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时淮海，战鼓殷酣。
    狣夷所躏，肉阜血潭。出入贼中，百忧内惔。
    寅岁还朝，左抱娇娥。示我百篇，儿女兵戈。
    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两眸，曰余乃颇。
    沥胆相要，斧门掊锁。嗟余不媚！动与时左。
    非君谬寻，谁云逮我？王城海大，尘雾滔滔。
    惟余谐子，有隙辄遭。联车酒肆，袒肩载号。
    煮鱼大嘬，宇内两饕。授我《浮邱》，九十其训。
    韩焊庄夸，孙卿之酝。鏖义斗文，百合逾奋。
    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君曾不愠。
    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
    我实无辜，讵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
    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痏生肤。
    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
    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
    君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
    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嘉我忠。
    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
    以君毅魄，岂日无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
    酹子一滴，庶摅我悲！
    召悔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即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即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求阙斋记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鏓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腕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
    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
    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馀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老，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
    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送郭筠仙南归序
    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览而易尽者，其中无有也。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巳两试于礼部，留京师，主于余。促膝而语者四百馀日，乃得尽窥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将别，于是为道其深，坿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忠效焉，
    盖天生之材，或相千万，要于成器以适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视尤小者则优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于用，则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视尤大者则绌矣。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赋大始，人作成物。传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极扩充追琢之能，虽有周公之材，终弃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贤士，或以德称，或以艺显，类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绝异之姿，退然深贬，语其德若无可名；学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犹若鉏铻而不安其无所成者与？匠石斫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径尺之材以为榱桷，不阅日而成矣。及至伐连抱之梗枬，为天子营总章太室之梁栋，经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愈大，就之愈艰。浅者欲以一概律之，难矣。
    且所号为贤者，谓其绝拘挛之见，旷观于广大之区，而不以尺寸绳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与时物相发，力足以与机势相会，此则众人之所共睹者矣。君子则不然，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勤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其力造焉而无扞格，则亦不失于令名。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湖乡当乾隆时，人才殷盛。邓笔山为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为礼部侍郎，而谢芗泉先生为御史。三人者，背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时和坤柄国，声张势厉，家奴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御史君巡域遇焉，押之出而鞭之，火其车于行，世所称“烧车御史”者也。
    其后二十诗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县令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迁四川知府。又十馀年，而谢吉人邦鉴复以进土出为江南县令。吉人，御史君之孙，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将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为诗送之。吉人乃索予为序，而乞言以纠其不逮。于是拜手告曰：
    于今长人矣。四封之内，尊无与二。堂上颐指，堂下趋者百人。所识穷乏，仰而待命。设馆以延宾友，貌敬而情离。即有不善，彼所谓趋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谏，或谏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处于众人之上，而聪明识量又诚越而倍之。前有唯，后有诺，于是予圣自雄之习，嚣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术以(饣舌)我。内之傲者日胜，外之欺者日众，兹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贱治单父，孔子曰：“子何施而众悦？”对日：“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鲁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东汉庞参为汉阳太守，先候隐居任棠。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抱儿孙伏户下。参会其意，曰：‘冰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故古人之学，莫大乎求贤以自辅。小智之夫，矜已而贬物，以为众人卑卑，无足益我。夫不及求造已，而一切掩他人之长而蔑视之，何其易与？《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月无)，或哲或谋，或肃或(一撇一捺)。”谓求贤而终不能得者，非笃论也。今震泽宰左君青峙，吾湘乡之贤者也。任侠而不矜，谙事而不计利害。子往试求之，必有所以益于者。友仁以顾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绳祖武，又以绍诸乡先辈之徽。“无弃尔辅，员于尔福”。青峙，子之辅也。抑吾闻江南为仕宦鳞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尽交其贤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绘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被，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暗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来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讠皮)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进唐先生南归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格，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在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谦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传。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到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人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来师为大，其说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风末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梅。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
    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庄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处材不材之间乎？”旨哉斯言！可以寿世矣。虽然，抑有未尽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韬匿者，去健羡，识止足，天乃使之驰驱后先弹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锐意进取者，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迹似厄之，实则厚之。材，钓也，或显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处也，天也。
    我年伯壁斋先生，天之处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读书，有大志。既冠，补博士弟子员，旋以优等食饩。屡踬场屋，贡人成均。试京兆，仍绌。权当阳校官数月，儒术济济，翕然景从。其居乡也，外和而中直，不恶而人畏之。优伶杂剧，至不敢入境。谚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闻也。先生孝友可以施于政，尊行可以加入。课徒而得，与校而上慕附，处于乡而不肖知劝，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长袖而回旋，其展布当何如？顾乃蹭蹬棘闱，连不得志。前岁己未，恭遇栗恩，臣僚得荣其亲。维时先生之家嗣观亭前辈，既由翰林官西曹，两世封赠如例。而先生犹以有事秋试，迁延不得请。于是先生橐笔乡闱，十馀役矣。从游之士得其口讲指画，或皆扶摇直上。而现亭前辈昆仲皆得庭训，而翔步词林，后先辉映。独先生黜抑良久，曾不一骋骐骥不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于科名何与轻重？其达观内外，何尝不明青紫如糠秕？然终不自画，诚欲有所白于时，而又恶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复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厉之耳。以志则如彼，以遇则如此，此岂尽有司之咎哉？盖所谓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无可据而自有权衡。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本，向之润泽而轮(外囗内禾)者，荡然无馀。天欲厚之，则不如韫于石而光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鸿渐之羽，激昂云路，扬厉中外，拒不快于志而裨益于时？而所发既宏，所积渐薄，天与于前，或断于后。精神有时而竭，福荫有时而单，是亦琢玉研木之说也。谓能优游林泉，颐神弥性，如今日也乎？谓能泽流似续，光大门阀，如今日也乎？
    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寿辰。次嗣君雨山，与余为同年发，谬相知爱。将称觞介寿，嘱余以言侑爵。吾闻君子之事亲也，可以无所不至。独称其亲之善，则不敢溢词以邻于诬。君子之于友也，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逾月而吾祖母弃养。国藩窃禄京朝，发一家书而两遭期功之丧，又何痛也！于是泣识其略，使咏春追埋清幽，且叙其内外家之系而声以铭诗，以宣吾悲。铭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
    鞠兹惠质艰厥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
    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满妹碑志
    满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称之满妹，取盈数也。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殇。明日，吾儿子祯第相继亡。妹生于世十岁，儿三岁也。即日瘗诸居室之背，高嵋山之麓。吾母伤弱女与家孙，哭之绝痛。间命诸子曰：“二殇之葬也，无碑以识之，即坟夷级隆，谁复省顾者？”国藩敬诺。亡何，系官于朝。公有执，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适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触其夙疚。怆然不自知何以为人也。于是粗述一二，遗家人植石墓北，且缀之辞，使有垂焉。铭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殇相依宅兹土，狐免安敢侮！
    君子慎独论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直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越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推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槐阴书屋图记
    吾师江阴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阴补读之室”，而属人为之图。图成于道光癸卯之厦，时先生方官内阁学土，职思简易。曰“补读”云者，以为统学不夙，仕优而后补之，谦退之词也。是年冬，先生视学安徽。三年还朝，则已掌吏部，或摄户部。又督游于潞河，厘盐于天津，荡涤田赋积亏于两浙。庶政倥偬，刻无暇晷，间遂有巡抚山西之命。于是先生手图而告国藩日：“吾昔名吾居室而图之也，将以读吾书也。今五六年间，腐精于案牍，敝形神于车尘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补。则今之悔，又果可补于后日乎？子为我记之，志晋疚焉。
    国藩尝览古音多闻之君子，其从事文学，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州之时。虽苏武、黄庭坚之于诗，论者谓其注京之作少逊，不敌其在外者之珠绝。盖屏居外郡，罕与接对，则其志专，而其神能孤往根绝于无人之域。若处京师浩穰之中，视听旁午，甚嚣而已矣，尚何精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兴，号为迈古。然如瞧州汤公、仪封张公、江阴杨公、高安朱公、临桂陈公、合河孙公数贤人者，大抵为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职也专，其守法也简，亦常日有馀光，人有馀力。今六部科条之繁，既三倍于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历，或一身而兼数职，一岁而更数役。每夕丑初趋离宫，待漏尽午而后返。曹官白事、判牍，莫夜不休。又以其间宾接生徒，宴会寮友，伺隙以求终一卷焉而不可得。视数贤人者之处京朝时，势固不悻矣。此先生所用为恍然也。今者先生持节山西，政成而神暇，尽发遗编以补素愿。盖将与数贤人者角其实而争其光。而国藩忝窃高位，乃适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偿，来者不可必。故略述时事，令异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书王雁汀前辈勃海图说后
    《书》孔氏疏云：“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辽东、乐浪、三韩之地，西抵辽水。”而胡氏谓曰：“汉武所开乐浪、元菟二郡，乃古(山禺)夷之地。(山禺)夷，羲和所宅，朝鲜箕子所封。皆应在青州域内，不仅辽东而已。”据此数说，则禹时青州，逾海而兼营州之地。理若可信。齐召南氏所谓“势固自然”者也。前明辽东郡指挥使，隶于山东布政司。明初，辽东土子尚附山东乡试。厥后，以渡海之艰，改附顺天。而辽东各州卫隶于山东，则终明之世不改。盖亦犹上古之青州，兼辖曹州云尔。
    我朝定宅燕京，与明代同。而辽左为陪都重地，则与前明之二州二十五卫，视同羁縻者，轻重迥别。故勃海之襟带，旅顺之门户，视前世犹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于隍城、石岛之间，驻水师将领一员，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内以防盗匪之狙伏，外以慑夷人之闯入，可谓谋虑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赵东昕，建登州设立水师之议。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军机处会议。当事者以迹近更张，格而不行。国藩时承乏兵部，颇知旅顺要隘，宜别置严镇。而不知康熙年间有嵩祝请登州水师。巡哨金州、铁山之说。亦选附和，未退他议。今观先生《图说》所载实录各条，知国家机务尤大者，列圣庙谟，皆已筹及之。苟能推行而变通，则收功不可纪极也。故述前说以互证，亦以志余不学之耻焉。
    养晦堂记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平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日“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本世，庄生闹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泥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场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火亘)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火昆)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盘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朱慎甫遗书序
    冽阳朱君文休所为书，曰《易图正旨》者一卷，曰《五于见心录》者二卷，曰《从学杂记》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折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干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来诸儒周、程、张、来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朱君自弱冠志学，则已弃举子业，而谁有来五子之求。断绝众源，归命于一。自《六经》之奥，百氏杂家有用之言，无不究素其终，折衷于五子。家贫，负助渡湖，招徒授学，取其入以为养。养则独腆，身有饥色，或劝以稍易其途，从事于时世所谓辨物流文林字之学者。足以倾(马戒)耳目，植朋广誉。君笑日：“吾于科目且弃而背之矣，其又屑觊彼耶？”卒以不顾。日抱遗训，以自镌留其躬，绳过无小，克敬以裕，暗然至死而不悔。
    呜呼！君之于学，其可谓笃志而不牵于众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义》、《三传备说》诸篇，今都不可见。其仅存者，又或阙残，难令完整。其《易图正旨》推阐九图之义，与德清胡谓、宝应王懋guong氏之论不合。山居僻左，不及尽睹当世通人成说，小有歧异，末为(左上米左下系右页)也。予既受谈终篇，因颇为论定，以治乡人知观感焉。
    书周忠介公手札后
    往余读《史忠正公集》，见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遗书五通，又什一回绝笔一纸，其言至深痛，不可终读。盖视杨忠愍公狱中家书，刘腾鸿峙衡、吴坤修竹庄、普承尧钦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抚朝公奏请以温甫统领军事，出入贼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域、新昌、上高六县。以六月三十口锐师翔于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问。而温甫亦积劳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异疾至南昌。兄弟相见，深夜(忄音)(忄音)，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寝剧，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复还瑞州营次。
    瑞州故有南北两城，蜀水贯其中。刘腾鸿军其南，温甫与普承尧军其西北。贼于东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吴坤修之师，自奉新至东路，始合长围。掘堑周三十里，温甫则大喜：“吾攻此城，久不举。今兹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丧。入里门，宗族乡党争来相吊，亦颇相庆慰。国藩得拔其不肖之躯，复有生还之一日，温甫力也。温甫既出嗣叔父，以咸丰八年二月降服期满，复出抵李君续宾迪庵军中。李君与温甫为婚姻，益相与讲求戎政，晨夕咨议。是时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扫刮绝，李君威名闻天下。又克麻城，蹴黄安，喋血皖中，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县。席全盛之势，人人自以无前。师锐甚。温甫独以为常胜之家，气将竭矣，难可深恃。时时与李君深语惊切，以警其下；亦以书告予时上。竟以十月十日军败，从李君殉难庐江之三河镇。呜呼！痛哉。
    曩吾弟以新集之师，千里赴援，摧江西十万之贼而无所顿；今以皖北百胜之军，苹良将劲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适丁其厄，岂所谓命耶？常胜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有退师以图全。营垒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与李君，以初十之夕并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图脱免。岂所谓知命者耶？遂缀词哭之。词曰：
    (角黄)(角黄)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
    我君为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
    恭惟先德，稼穑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徐。
    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
    挟艺干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
    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诙，万花齐笑。
    世不喜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
    相外相背，逝将去女。一朝奋发，仗剑东行；
    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
    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埙篪鼓角，号令风雷；
    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
    弟后李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阕，靡念苞杞。
    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
    划潜剜桐，群舒是嘬。岂谓一厥，震惊两戒！
    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入，君子六千。
    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
    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
    莽莽舒庐，群四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予于道光甲辰寄诸弟诗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谓弟澄候，生庚辰岁。午君谓温甫，生壬午岁。老沅谓沅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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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7 12: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