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
    朱星同志的《金瓶梅考证》（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2 一4 期。）（以下简称《考证》）重申《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的旧说；他的新发现是"明万历庚戌年在吴中的初刻本确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以前有人猜测此书作者是王世贞，《考证》则进一步加以肯定。本文将论证：《金瓶梅》原书就有猥亵描写；它不是个人创作，它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写定者不是王世贞，而是李开先。
    一
    《金瓶梅》的现有最早版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名为《金瓶梅词话》，包含很多猥亵描写在内。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依据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的记载推论出一个更早的庚戌年（1610）刻本。推论是可信的，时间或略有先后，关系不大。《考证》称它为庚戌年初刻本。
    鲁迅没有见过这个初刻本，因此他对此书和所谓秽本是否同一系统没有表明看法。或者说，他没有发现其中可能有版本问题。《中国小说史略》说：此书"非独描摹下流言行… … 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溢，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可见事实上鲁迅把初刻本和所谓秽本看作同一版本，不加区别。他不认为庚戌年初刻本"确无淫秽语"，或两者有重大的版本上的差异。
    见过初刻本而留下文字记载的只有沈德符的《野获编》。他说："此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洁始祸，何词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泥犁是梵语地狱的音译。佛家以为作绮语，写淫书，是十恶之一，死后要下地狱。可见此书庚戌年初刻本和沈德符以前所见的抄本以至《金瓶梅词话》并无重大不同，它们都有猥亵描写。《考证》作者说初刻本"确无淫秽语"，他既没有见过这个初刻本，又提不出别的论据，当然不能推翻沈德符的上述论断，或从中得出相反的推论而使人信服。
    也许《考证》可以说《金瓶梅》是《金瓶梅》，《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词话》，不宜混为一谈。本文认为，既然《野获编》所说的《金瓶梅》和今天所见的《金瓶梅词话》给人的印象相同，都有偎裹描写，我们就只能承认《金瓶梅》是《金瓶梅词话》的简称。不可能一本"确无淫秽语"，而另一本是"淫书"。
    《野获编》卷二十五将《金瓶梅》列于词曲之下，是《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的另一旁证。如果不是词话，它就和词曲无关，不应当列在这里。
    明清两代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董解元《西厢记》是什么文体。六十多年前王国维才考查出它是诸宫调。其实作品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简单明白，简直不需要论证。《金瓶梅》的情况与此相似。
    历来认为《金瓶梅》是作家个人创作，而它现存最早的刻本却叫《金瓶梅词话》。问题不在于标题上增加或缺少两个字，这也许可以由书贩随意改动；问题在于它的几十万字的本文都可以证明它是词话，不是个人创作，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词话"这个词儿在中国文学史士洪不生疏。关汉卿《救风尘》杂剧第三折第二支《滚绣球》说："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元史》卷一0五《刑法》四《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可见这种说唱艺术曾经风行一时。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金瓶梅》以词话为名，不会是什么人糊里糊涂加上去的。（近人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3 年上杂出版社）对词话有专门论述。它推知"从元末到明嘉靖以前的《水浒传》应是全部为韵散夹用的词话本"，又说"在嘉靖间已渐成散文本，到万历时各种繁本和简本都改为全部散文了。然而在嘉靖前后，也还有弹词的词话和少数嘉靖本流传着。"然而，作者却认为"在万历前后又有袭用词话名称，而所指却是散文的小说… … 。《金瓶梅》虽插有许多词曲，又用曲和韵语代言，但全书仍以散文为主，和诗赞系词话迥不相类。"他不认为《金瓶梅》可以像《水浒传》那样由韵散夹用的词语本发展成为散文本，大概也是受到"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兰陵笑笑生撰"等传统说法的束缚，仍是沿用旧说，很可惋惜。）
    如果以现存《大唐秦王词话》（《大唐秦王词话》，澹圃主人诸圣邻编次，有天启刊本。这是《金瓶梅词话》之外仅存的一部明代长篇词话。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是文人拟作，性质不同。）同《金瓶梅词话》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体裁极为相似。《大唐秦王词话》六十四回，书前有分咏春夏秋冬的四首词，再加一首七绝，然后才是第一回正文。韵散夹用，散文多于韵文。每一回起讫都是韵文。《金瓶梅词话》正文前有两组词，前一组四首自述缘起，后一组是酒色财气《四贪词》。它也是韵散夹用，每回起讫都用韵文。散文多于韵文的情况应是写定者改编的结果。现在大家都承认《大唐秦王词话》是根据说唱艺术的底本而写定的，是一种词话，同时却又认为同样体裁的《金瓶梅词话》是作家个人创作，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只要不被旧说所蒙蔽，这原是容易想通的道理。
    从《金瓶梅词话》本身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不是作家个人创作。即使后来写定者作了极大改动，以致他的创造性的加工使得原有词话的面目全然改观，他也不可能把说唱艺术的痕迹删除净尽。只要不为先入之见所左右，这原来不难发觉。例证如下：一、《金瓶梅》每一回前都有韵文唱词。试以前十回为例，略作说明。第一、三、五、六、九、十等回都以说唱中常见的劝世、说教为内容。如第一回：
    词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
    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
    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
    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以上七回前的韵文虽以劝世、说教为主，但也往往连带交代了正文的内容情节，如第六回：
    可怪狂夫恋野花，因贪淫色受波喳。
    亡身丧命皆因此，破业倾家总为他。
    半晌风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须夸。
    有朝祸起萧墙内，亏杀王婆先做牙。
    这一回的题目是："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上引韵文的末两句说的正是正文的内容。第二、八两回前的韵文则以介绍情节为主，试以第二回为例：
    月老姻缘配未真，金莲卖俏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意，惹起门旁帘外心。
    王妈诱财施巧计，郓哥卖果被嫌填。
    那知后日萧墙祸，血溅屏帏满地红。
    第七回前的韵文比较特殊：
    我做媒人实可能，全凭两腿走殷勤。
    唇枪惯把鳃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
    利市花红头上带，喜筵饼锭袖中撑。
    只有一件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
    分明是说唱艺人假托媒婆的声口，现身说法，目的还是在于劝世，在形式上却带有更鲜明的说唱艺术的特色。
    以上十回正文之前的唱词，除第一回是《眼儿媚》词，第十回是五言八句外，其馀八回都是七言八句。
    二、大部分回目以韵语作结束，分明也是说唱艺术词语的残馀。试以第二十回的结尾为例：
    正是：
    宿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去伴妻眠。
    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
    又曰：
    女不织兮男不耕，全凭卖俏做营生。
    任君斗量并车载，难满虔婆无底坑。
    又曰假意虚脾却似真，花言巧语弄精神。
    几多伶俐遭他陷，死后应知拔舌根。
    三、小说正文中有若干处保留着当时词话说唱者的语气，和作家个人创作显然不同。如：
    第三十五回："那小厮千不合万不合叫书童哥，我有句话儿告你说：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轿子，在路上好不学舌……"第四十一回："看守听说，今日潘金莲在酒席上，见月娘与乔大户家做了亲，李瓶儿都披红答花递酒，心中甚是气不愤… … "这两段都兼有唤起听众注意的作用，分明是说唱艺术的特有手法。四、第八十九回吴月娘、孟玉楼上坟，哭亡夫西门庆，各唱《山坡羊》带《步步娇》曲，春梅、孟玉楼哭潘金莲也各唱《山坡羊》一支。第九十一回李衙内打丫头玉簪儿，玉簪儿唱《山坡羊》诉苦。作为作家个人创作，这就难以理解。吴月娘唱的《步步娇》原文如下：烧的纸灰儿团团转，不见我儿夫面。哭了声年少夫，撤下娇儿，闪的奴孤单。咱两无缘，怎得和你重相见！
    五、小说几乎没有一回不插入几首诗、词或散曲，尤以后者为多。有时故事说到演唱戏文、杂剧，就把整出或整折曲文写上去，而这些曲文同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并无关系。第七十三回王姑子宣卷所说的故事即采用《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这是说唱艺人以多种艺术形式娱乐观众的一种方法。有的韵文特别理俗，这虽然和小说写定者的爱好及趣味有关，但在说唱时却首先为了满足城镇听众的需要。试以第三十回中的一段为例：
    蔡老娘道，你老人家听我告诉：
    我做老娘姓蔡，两只脚儿能快。
    身穿怪绿乔红，各样毅髻歪戴。
    嵌丝环子鲜明，闪黄手帕符捧。
    入门利市花红，坐下就要管待。
    不管贵宅娇娘，那管皇亲国太，
    教他任意端详，被他褪衣百划。
    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
    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
    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顾偏多，请的时常不在。
    六、《金瓶梅》有不少地方同宋元小说、戏曲雷同。如第一回说："张大户家有万贯家财，百间房产，年约六旬之上，身边寸男尺女皆无"，因此找媒人买了两个使女，一个就是潘金莲。她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王招宣死了转卖与张大户家。"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还有一桩儿不可说，白日间只是打吨，到晚来喷涕也无数"。这一段是《水浒传》中有关潘金莲的描写所没有的，它同《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三卷《志诚张主管》几乎相同。《通俗小说》写的也是个张员外，"年过六旬，妈妈死后，孑然一身，并无儿女。家有十万背财"，因此叫媒人说亲，娶了"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结婚后，"看那张员外时，这几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不过不提这个小夫人的名姓罢了。王招宣家的人以后在《金瓶梅》中还有另外的描写。此外，《金瓶梅》第一回开头同《清平山堂话本》中《刎颈鸳鸯会》中的入话雷同。第八十四回写到泰安州岱岳庙进香还愿，这也是南戏《小张屠焚儿救母》、元代郑庭玉《看钱奴冤家债主》以及别的杂剧所提到过的习俗。与其说作家个人东拼西凑，以抄袭当创作，不如说是作为词话的《金瓶梅》在长期说唱中同别的传说互相吸收、渗透的结果。如果说是有意借用，它们无论在艺术或内容上都很少有可取之处。
    七、全书对勾阑用语、市并流行的歇后语、谚语的熟练运用，有的由于在一般戏曲小说中罕见，现在很难精确地解释。它对当时流行的民歌、说唱以及戏曲的随心所欲的采录，使得本书成为研究明代说唱和戏曲的重要资料书。如果不是一度同说唱艺术发生过血缘关系，那也是难以说明的。
    八、从风格来看，行文的粗疏、重复也不像是作家个人的作品。作家个人创作也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方式却不会如此。如第六十九回文嫂说："朱太尉是他（西门庆）旧主"，而第七十回西门庆见朱太尉并未提及他们之间有什么老关系；又如全书对西门庆多少是带着批判的角度来写的；而第五十六回却说："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这也不在话下"。'这些前后脱节的情况作为作家个人创作的一部案头读物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作为每日分段演唱的词话，各部分之间原有相对的独立性，缺点就不那么明显了。
    小说写到宋代某些历史事实非常准确，如第三十回来保任命为山东郸王府校尉。郸王府只在书中所写的宋朝才有，元、明两代都已经废止。为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来保做任何官职都可以，不必细考事实到如此谨严的地步。这不会是作家个人据书考证的结果，而是和当时距离书中事实不远时流行的传说有关。如果是出于如此细心的作家笔下，那么像第六十五回说的"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的话就难以想象了。"山东一省"这概念只有明代以后才有。山东在宋代叫京东路，在元代称腹里。
    其次如"前车倒了千千辆，后车倒了亦如然。分明指与平川路，错把忠言当恶言"这样的诗句，在第九、十八、二十回再三采用。在作家个人创作中也难以想象。
    由于篇幅的限制，上述各条所举的只能是个别例子。从头细看一遍《金瓶梅》，就会发现要把它们所代表的同类情况一一摘录下来，准定可以填满好几十页。这些事实的总和绝非作家个人创作所能说明。
    也许有人认为《金瓶梅》那样的内容怎样能够公开演唱呢？关于这一点，只要提醒一下事实就足够。子弟书是流行于北京的俗曲之一。它演唱《金瓶梅》故事的就有八种，包括色情描写露骨的《葡萄架》即第二十七回在内（见傅惜华《曲艺论丛· 子弟书考》，上杂出版社，1953 年版。）。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卷四也有"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的记载。
    其实小说的故事结构本身早就像它的题目《金瓶梅词话》那样直言不讳地招认出它同说唱的直系亲属关系了。《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到二十六回，从武松打虎写到斗毙西门庆、杀死潘金莲。所不同的是《金瓶梅》写武松上酒楼寻西门庆为武大报仇，西门庆却跳窗逃走，武松一怒之下误打了皂隶李外传，因此递解孟州。这是《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的主要内容。到第八十七回，武松才被赦回乡，杀嫂祭兄，那时西门庆已因淫欲过度而丧命了。总起来说，《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加上第八十七回，大体相当于《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到二十六回的内容。《金瓶梅》所增加发展的西门庆及其他人物的故事主要是在武松流配后到遇赦回乡前的这一段间隙内发生的。可以设想水浒故事当元代及明初在民间流传时，各家说话人在大同之中有着小异，其中一个异点即西门庆的故事为了迎合封建城市的市民阶层和地主阶级的趣味及爱好，终于逐渐由附庸而成大国，最后产生了独立的《金瓶梅词话》。
    说《金瓶梅》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并不否认它是某一个作家创造性地加工整理的结果。《金瓶梅》的写定，不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那种情况，而大体相当于施耐庵之于《水浒传》，罗贯中之于《三国演义》，吴承恩之于《西游记》。元明二代的长篇小说大都是在说唱艺人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某一作者加以写定。《金瓶梅》并不例外。在写定者着手整理之前，《金瓶梅》至少在艺人口头上已经存在了。那末谁是加工整理的写定者呢？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初版第949 页对小说作者的一些情况曾作出如下推测：《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都无可查考。不过，从《金瓶梅》里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有是山东人的极大可能，兰陵正是山东峄县的古称；作者异常熟悉北京的风物人情，许多描叙很像是以北京为背景，作者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才能，而且详知当时流行在城市中的各种文艺样式和作品，如戏剧、小说、宝卷和民间歌曲之类。
    同一页的一条注脚又说：
    《金瓶梅词话》本欣欣子所载序文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实际上欣欣子很可能也是笑笑生的化名。另外，有人曾经推测作者是李开先（1501 一1568），或王世贞（1526 一1590），或赵南星（1550 一1627），或薛应旗（1550 前后），但是都没有能够举出直接证据，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
    本文认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不是王世贞。一、先说一般情况。李开先，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进士，曾先后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勋司员外、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嘉靖二十年（1541），四十岁时罢官回家。长期阅1 15
    历使他对官场内幕有深刻了解。他是传奇《宝剑记》（今存）、《登坛记》、《断发记》（未见）的作者，又是《市井艳词》（仅存个别几首）及带有市井趣味的《打哑禅》、《园林午梦》（以上两种今存）、《搅道场》、《乔坐衙》、《昏厮迷》、《三枝花大闹土地堂》（以上四种今佚）等六种院本的作者和改编整理者。路工同志辑校的《李开先集》中收有散曲很多，包括哀悼亡妻和疡子的作品在内。他的《诗禅》、《词谑》都流露了作者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这些情况同上面引述的《文学史》的推测吻合。李开先被称为"嘉靖八子"之一，同"嘉靖间大名士手笔"的说法不谋而合。
    二、作品本身证明它同李开先的关系密切。甲、小说第七十回徘优在朱太尉府唱《正宫端正好》套曲："享富贵，受皇恩。起寒贱，居高位。秉权衡威振京瓷，估恩恃宠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义。"（以下《滚绣毯》、《倘秀才》、《滚绣毯》、《煞尾》四曲，从略）这原是李开先《宝剑记》传奇第五十出的原文。剧本写林冲进兵京师，宋朝将高球父子拘到军前，林冲唱《正宫端正好》套曲责骂高球。据雪蓑渔者序，《宝剑记》刻本始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乙、李开先《词谑》评论各家套曲，全折选录，不加贬语的元人杂剧只有十馀套，其中有《玉箫女两世姻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各一折，它们在《金瓶梅》第四十一回、第七十一回也曾分别加以全文引录。《金瓶梅》引用的词曲虽然很多，但是全折引录的元代杂剧却只有少数几套；而这两套在一般人看来算不上元曲的最佳作品。《金瓶梅》袭用前人曲文也是常见的，但如《宝剑记》中的套曲，一不是古代名家作品，二本身又不见佳，同一般的摹拟、引用不同。
    三、以《金瓶梅》同《宝剑记》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的相同之处。甲、它们都是水浒故事的改编。李开先有一个失传的院本《乔坐衙》，当也是根据《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敷衍而成。乙、《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及其悲惨结局；《金瓶梅》、《宝剑记》则把视线转移到另一面。《宝剑记》写的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林冲变成宋代隐逸诗人林和靖的玄孙，成都太守的儿子，下凡的武曲星。他投军征讨方腊，官拜征西统制。因谏阻童贯封王，滴为巡边总旗。后来经张叔夜举荐，做上禁军教师，提辖军务。以上是戏曲开场前林冲身世的补叙。在第六出，林冲又上章弹幼童贯、高球欺君误国，受到进一步迫害。戏曲提到的其他水浒英雄也都做官了。鲁智深也是官场失意才出家做和尚。公孙胜以参军做钦差，不愿带兵追捕林冲，逃往中条山出家。总之，林冲等人同农民起义有关的故事情节在戏曲中尽量删削、压缩，另外却以许多新编的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的故事情节作为替代。《金瓶梅》则在水浒故事中选取同农民起义最少有关系的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为题材。同时，又把西门庆处理为奸相蔡京的义子，对上层统治集团作了相当的揭露。《宝剑记》同《金瓶梅》的改编都添加了对因果报反及封建道德的说教，而这些是原来水浒故事所没有的。《宝剑记》中林冲和他的妻子由于天神托梦而被救，林冲的忠君同他妻子的贞节被大事渲染，以致他的身上很难嗅出水浒英雄的气味。如上所述，《宝剑记》、《金瓶梅》对水浒故事的改编在思想倾向上颇有近似之处。丙、《金瓶梅》欣欣子序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肤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爱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李开先的同乡姜大成《宝剑记后序》说："予曰：'此乃所以为中麓（李开先）也。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奚不可也。如不我然，当会中麓而问之。'问之不答，遂书之以挨知其心者。"这两篇都是作者友人的代言，用意何其相似。
    朱星同志否定李开先是《金瓶梅》作者（写定者）的理由摘录如下：
    （李开先）死于1568 年，严蒿死于1566 年，李开先不可能在死前三四年内写出此一百回长篇巨制。又李开先与夏言… … 不睦，但与严蒿无怨。因此，李开先毫无必要在生前三四年（也正是严蒿死后三四年）中急忙写此长篇小说来影射讽刺严蒿。
    这个论断以《野获编》的如下记载为依据："（《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励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云"。《野获编》的价值在于它所记载的史实，不在于他评论作品内容的似是而非的影射说。旧时人们津津乐道的《琵琶记》影射王四，《牡丹亭》影射昙阳子，《红楼梦》影射纳兰性德或董鄂妃，都是同样的废话，不值得认真一驳。
    退一步讲，即使影射说可以成立，为《考证》所推重的同一《野获编》卷二十五的《填词有他意》条就说："李中麓（开先）之《宝剑记》则指分宜（严蒿）父子"，《宝剑记》写在严蒿生前十九年，为什么《金瓶梅》非得如《考证》所说的那样限定在李开先"生前三四年（澳正是严蒿死后三四年）中"创作不可呢？《考证》在这里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金瓶梅考证》所举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十条理由，大都是泛泛的推论，没有一条直接、有力的证明。本文第二部分论证《金瓶梅》不是任何作家的个人创作，包括王世贞在内。那末可不可以说王世贞是写定者呢？
    沈德符《野获编》说《金瓶梅》出自"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这一点而论，李开先比王世贞切合得多。李开先比王世贞早生二十五年，被称为"嘉靖八才子"之一。他做到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正四品，不存在《考证》所说的"官儿还不够大"的问题。典章制度、婚丧礼节正是太常寺的主要业务。为什么他不能写出蔡太师做寿，西门庆朝见皇帝以及其他大场面呢？王世贞做到正二品大官，那是后来的事。他在嘉靖最后一年只四十一岁，不过一个罢任的青州道兵备副使。他和李攀龙主宰文坛是在隆庆万历的二十馀年间。王世贞不妨说是隆万大名士，在嘉靖年间李开先却比他更有资格享有这样的虚衔。沈德符以精通明朝史料而著称，他不至于连嘉靖和隆庆、万历的年代前后都弄不清楚吧。
    王世贞的《国朝诗评》、《文评》评论明代诗人一百多，文人六十多，其中都不见李开先的名字。王世贞的《艺苑危言》有一段记载："仁人自王（九思）、康（海）而后，推山东李伯华（开先… 二记（指李开先的《宝剑记》、《登坛记》）余观之，尚在《拜月》、《荆钗》之下耳，而自负不浅，问余：'与《琵琶记》何如？'余谓：'公词之美更不必言，第使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改字，妥，乃可传'李佛然不乐而罢。"李开先的诗文在王世贞的评论中不屑一提，李开先以北人作南曲，王世贞对他貌似恭敬，因为他究竟是前辈，而不满之情见于言表。如果《金瓶梅》确是王世贞的作品，小说中整套引用李开先《宝剑记》和李开先偏爱的元人杂剧的原文那就不可能得到解释。1979 年冬读未氏《考证》后，就1964 年旧稿改写。（《杭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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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7 04: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