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
    一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要正确评价这部奇书不能不探求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盈谁，然而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其说法之多，可以说在我国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几无他者可比。所有说法，约可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初期的传说，如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野获编》），或是"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柿录》），及"金吾戚里"门客《谢肇浙《金瓶梅跋》）等。
    第二类是后世的探测。这种推测又可分两种：一种是未指明具体姓氏者，如徐谦《桂宫梯》云"某孝廉"，谢颐《金瓶梅序》云"凤洲（王世贞）门人"，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云"浮浪子"，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云："金华、兰溪一带人"；另一种则指明了具体的姓名，先后有十一说：王世贞、李渔、卢楠、薛应旗、李赞、徐渭、李开先、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此外，还有一种"许多艺人集体创造"说。前人如此众多的说法，若要一一加以剖析，颇费笔墨，也无必要。因为许多说法本无论证，多为推测，且它们的问题具有共同性。我想，只要对《金瓶梅》的创作时间、作者的方言习俗及其身世、性格等加以考索，以上种种推测，恐怕都难成立。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吴晗先生说："《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中"（《〈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郑振铎先生也说："把《金瓶梅词话》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金瓶梅〉）词话》）。他们正确地把创作年代限定到了万历年间，从而破除了长期误传作于"嘉靖间"的说法，但其上下断限还不够确切。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一文中对最初谈到《金瓶梅》的袁中郎给董其昌的一封信作了考证，认为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间。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我曾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水浒争鸣》第一辑），就《金瓶梅》抄万历十七年前后刻印的《忠义水浒传》的事实来说明："《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这样，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最近，我在考察小说的干支年月和人物生肖时，更觉得作者可能就是在万历二十年动手创作的。这是因为我发现两个问题都是那么巧的与万历二十这一"壬辰"年有关。第一，作者选择小说开场的一年也是"壬辰"年― 政和二年。据何心先生《水浒传编年》，潘金莲私通西门庆的故事发生在政和五、六年间，可是《金瓶梅》改写时特意提早了几年。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孝哥能长满十五岁赶上"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注梁"的时辰吗？似乎也不对。因孝哥实生于丙申年（第三十回），到北宋亡国时仍只活了十岁，应将故事再提早五年才合理。可作者不早不晚偏偏选择了政和二年壬辰作为小说开端，显然是有着自己的用心的。第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多参差错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来推算却往往不误。例如西门庆，第四回说他是"属虎的，二十七岁"。若从壬辰年倒推上去，则知他生于丙寅年。而于二十九回写吴神仙为西门庆一家算命和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蘸时都表明西门庆生于"丙寅"，丝毫不差。再看潘金莲，她与西门庆交谈时说："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 … "西门庆道："与家下贱内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这里的"庚辰"是唯一搞错或抄错的地方，以壬辰年算，二十五岁当为戊辰年生，故在三十九回将"同庚"的吴月娘的生年改成了戊辰，可见作者最后也没有搞错。再如第十回写冯妈妈说"他今年五十六岁，属狗儿的"，第二十四回写冯妈妈家的丫头时说"他今年属牛，十七岁了"。这一年都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后的第二年，因此，若以壬辰年的次年倒算的话，冯妈妈当为戊戌年生，确属狗；其丫头是为丁丑年生，确属牛。所有这些，不可能都是巧合，它们说明了作者很可能就在壬辰年着手开始创作的。这是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特别是写到人物生肖时，作者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周围人物的情况来移花接木，这也就无意中为今天留下了他从壬辰年来考虑间题的痕迹。据此，我认为定《金瓶梅》写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是可信的。这样，早已故世的李开先、薛应旗、冯惟敏，濒临死亡的王世贞、徐渭，尚属年幼的沈德符，还未出世的李渔，均无写作之可能。
    关于作者的籍贯习尚，历来有论证的主要有两说：一认为作者是北方山东人，二认为作者是南方浙江人。现在看来，《金瓶梅》中既有北方的痕迹，也有南方的色彩，而这又似出自一人之手。显然，作者对南北生活习俗都有所了解，甚至都经历过，然而，我认为其基本习性正是南方而不是山东。其理由除了我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所述笑笑生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之处，较真率地暴露了他习惯于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之外，还在于作者假如是山东人的话，特别如贾三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而未到过浙江的人来说，一般在描写发生在山东的故事、活动在山东的人物时不可能也无必要渗人大量的南方习尚和语言。反之，假如是一个南方作家，虽然一般地懂得一些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地熟悉，故也可以努力装着写山东的一套，但结果还是不自觉地露出了南方的痕迹。这个道理虽然非常简单，但十分重要。此外，《金瓶梅》中恰恰存在着一些不合山东口气的描写。如第九十三回写王杏庵送任道士的礼品中有"鲁酒一槽"，山东作者写山东故事时自称"鲁酒"有悖常情；第九十四回写孙雪娥在临清待卖时，张妈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 … "她们人就在山东，怎么还会说"山东卖棉花客人"？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不像是贾三近、李开先、赵南星、冯惟敏等山东人。
    研究者研究了作者的身世、思想、性格、作风等方面后普遍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人，这就不像是王世贞、赵南星、贾三近等人；然而，笑笑生又熟悉上层，能写得许多大场面，故又不类未曾进京任职的徐渭、李蛰、冯惟敏等；作者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乃至游戏文字等，这也不类道学气较重的薛应旗等人和一般的"正人君子"。诸如此类，《金瓶梅》书中所透露的作者的特点，即使有一、二点与前人猜测的十几个人有相近之处，但通观全局，总不能合；再结合了金瓶梅》的写作时代和作者习尚来看，我觉得以前各说，均难成立。
    二、
    前人各说之所以难以成立，还在于所猜之人与"笑笑生"这个化名均无直接联系。今自认为"笑笑生"即是屠隆，就不同于前人而找到了屠隆确实用过"笑笑先生"（生即先生）这个化名。魏子云先生《论兰陵笑笑生》云："兰陵笑笑生特别对释道两家的人士，大力嘲笑与讽刺，对于儒生们更是正面嘲笑。如第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水秀才），念出的一诗一文，就是一篇高乘的嘲讽之作。"现将此一诗一文全录如下：
    哀头巾诗
    一戴头巾心甚欢，岂知今日误儒冠。
    别人戴你三五载，偏恋我头三十年。
    要戴乌纱求阁下，做篇诗句别君前。
    此番非是我情薄，白发临期太不堪。
    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学种田。
    祭头巾文
    维岁在大比之期，时到揭晓之候，诉我心事，告汝头巾。为你青云利器望荣身，虽知今日白发盈头恋故人。忆我初戴头巾，青青子袊，承汝枉顾，昂昂气忻。既不许我少年早发，又不许我久屈待伸。上无公卿大夫之职，下无农工商贾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黉门。宗师案临，胆怯心惊。上司迎接，东走西奔。思量为你，一世惊惊吓吓，受了若干苦辛。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赖了多少束修银。告状助贫，分谷五斗，祭下领支肉半斤。官府见了，不觉怒嚷，早快通称，尽称广文。东京路上，陪人几次，两斋学霸，唯我独尊。你看我两只皂鞋穿到底，一领兰衫剩布筋。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沥过冷淡酸辛。赚尽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沽恩命，数载犹环霄汉心。哇乎！哀哉！哀此头巾。看他形状，其实可矜。后直前横，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祸根。呜呼！冲霄鸟兮未乘翅，化龙鱼兮已失鳞。岂不闻久不飞兮一飞登云；久不鸣兮一鸣惊人。早求你脱胎换骨，非是我弃旧恋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从兹长别，方感洪恩。短词薄奠，庶其来欲！理极数穷，不胜具恳。就此拜别，早早请行。
    现在我查到，这一诗一文即出自《开卷一笑》（后称《山中一夕话》）。此书是一部笑话及其他游戏文字集。王利器先生《历代笑话集》、日本《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书名人名索引》等均著录。原刻于明末，甚罕见。后有多种刻本。此书卷一题"卓吾先后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题作"卓吾先生编次，一袖道人屠隆参阅"，又一卷前无大题，只有"一袖道人屠隆考阅"。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集序》谈到此书时曾说："《开卷一笑》有日本宝历五年（西历1755）翻刻第二卷本，巢庵主人小序中云，《开卷一笑》明李卓吾所辑，屠赤水亦加参阅，后人删补改曰《山中一夕话》，上集下集各有七卷，上集专集词赋传记，下集多出笑言嘲咏。北京大学藏有一部，由老田海内氏家藏图书印，盖系从海外传来，原刻上集七卷，序目皆改称《一夕话》，而板心均仍作《开卷一笑》，卷首署'卓吾先生编次'，第三卷尚留有'一衲道人屠隆参阅'一行字样，徐悉挖改矣。"于此可见，此书的参订校阅者，一会儿题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会儿又题一袖道人屠隆。这样于同一书的不同卷数下更易署名的做法在明清两代是并不少见的。例如《醋葫芦》、《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各卷的题署均或同或异，孙楷第先生曾指出，此皆"一人所编一家所刊者"。而一袖道人即是屠隆的号，笑笑先生与哈哈道士，也正如郑振铎先生说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一样，都是一个人。据此，可以认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瓶梅》全文引用很能表达作者思想的这一诗一文，在《山中一夕话》中恰恰被标明作者即是屠隆。此书上集所收的诗赋等，一般都有具体署名。其中署"一袖道人"的有四篇：卷四的《醒迷论》、卷五的《别头巾文》、《励世篇》及卷六的《秋蝉吟》。其《别头巾文》，就包括《金瓶梅》中所引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两篇。这四篇文字，既和屠隆的思想特点一致，又与《金瓶梅》所反映的思想合拍，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屠隆即是笑笑生了。例如《励世篇》对"有等穿红海青，有等穿红套鞋，有等穿紫道袍者，有等带矮扁方巾者"的嘲谑，《秋蝉吟》警告一朝飞腾喧嚣的秋蝉"急回头"等都是如此。特别是《醒迷论》。它就是论《金瓶梅》中谈得最多的财色二字，尤其是色。请看这篇文章谈到"淫色"之处曰：
    … … 至于淫色，则倾囊囊破家资而欣然为之，甚者同饿莩胥盗贼而终身不悟也。… … 则耗元气，丧元精而怡然安之，甚则染恶疮、耽弱病而甘心不悔也，谓之何哉？… … 色荒之训书有之，冶容之易有之，理之当鉴也明矣。顾乃正气丧于淫邪，名节堕于妖媚，虽有豪才不足取也。今之死战斗者以勇名，死谏净者以直名，而死于色者名之日败家子，稍有好名之心当有择而不为，稍有好胜之念当惮而知改矣。… … 或以为相如之窃玉、韩寿之偷香、张敞之画眉，沈约之瘦腰，为四公之豪，而不知此乃四公之失也。而但言所谓腰间剑与色不迷人者是。… … 如此则楚馆秦楼非乐地，陷阱之渊教乎！歌姬舞女非乐人，破家之鬼魅乎！颠莺倒凤非乐事，妖媚之狐狸乎！识者以为何如？很清楚，《醒迷论》所醒的淫色之迷，正是《金瓶梅》欣欣子序中所说的"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乐极必悲生"的一套道理；它所鞭挞的"死于色者"、"败家子"，就正是西门庆一流人物；证明它这里所说的"理言所谓腰间剑与色不迷人"，也正是指《金瓶梅》中所引的两首诗：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第七十九回）
    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
    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
    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第五回）
    这样看来，我们说一袖道人屠隆，即是《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就更不是无稽之谈了。
    三、
    《开卷一笑》使我们从屠隆与笑笑生之间找到了直接联系。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可靠性，就有必要考察屠隆的情况与《金瓶梅》之间是否相合？结果表明，没有谁比屠隆更像《金瓶梅》的作者了。
    屠隆（1542 一1605），明末颇有声名的文学家，《明史》有传，极为简略地勾勒了屠隆的一生。下面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说明他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屠隆的籍贯和习尚。屠隆是浙江郸县人，从嘉靖二十一年出生到万历五年中进士的三十五年间主要生活在家乡。后在山东邻省河南颖上做知县，再到北京当礼部主事，因此略能描写北方的风土人情，甚至《金瓶梅》中许多描写很像是以北京为背景，还夹杂着一些"北京俏皮话"。但这部以山东为背景的小说还是流露了不少南方、特别是浙江的方言和习尚。魏子云、戴不凡两先生曾化了不少力气来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是浙江人，这对屠隆来说完全是适用的。
    在这里还有必要交代一下关于"兰陵"的问题。屠隆明明是郸县人，为什么要署"兰陵笑笑生"？我们曾在他的家世上找到了一点线索。他在为其族人屠大山作传时曾谈到其祖先的迁徙情况："其先大梁人，宋中叶，避金难，始南迁句吴。至讳季者，再迁明州之江北家焉，… … 于是吴越间有两屠氏。"（《由拳集· 少司马屠公传》）对于"句吴"，屠隆有自己的认识。他在《鸿苞· 舆图要略》中解释道："常州府… … 又名句吴"。而且紧接着便说所属的"武进县，梁为兰陵"。可见，兰陵正属句吴，是他祖先所居住过的地方。更何况武进古有婆罗巷，屠隆曾将自己的书斋名为"婆罗馆"，其间恐怕也有某种联系。正因此，屠隆在"笑笑生"之前加上"兰陵"二字并非是没有原由的。
    二、万历二十年前后屠隆的处境和心情。屠隆少有才名，中进士后也可谓一帆风顺。但正当他在京师意气风发，达官贵人竞相与他结交之时，"竟以仇人侧目，张机设阱，蕴毒既久，一发中人，毛羽摧残，声名扇败，窜逐归来"（屠隆《栖真馆集· 与曹观察》），于万历十二年十月他被汗与西宁侯淫纵而罢官。这时他刚四十二岁。这一打击，使他看到了世态的险恶，刺激甚深。"前年余中含沙毒，浮云世事何翻覆"（《栖其馆集，寄赠大金吾刘公歌》）。这种思想明显地在《金瓶梅》中得到反映。特别在《金瓶梅》的一些与故事内容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不太搭界的回前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例第九十三回诗云：
    谁道人生运不通，吉凶祸福并肩行。
    只因风月将身陷，未许人心直似针。
    自课官途无枉屈，岂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败皆由命，信步而行暗黑中。
    这首诗简直就是为这次打击而写的。此外如第十八回的"堪叹人生毒似蛇"，第二十八回的"风波境界立身难"，第七十六回的"人生在世风波险"等都反映了这种思想。这次打击，也就使屠隆的生命航船发生了急剧转折。从此，他穷困潦倒，饱尝了人世的炎凉；他看透了人生，对整个社会感到了失望；他寻求解脱，企图在佛道中找到出路；他心情苦闷，却更加纵情于诗酒声色。据其《白榆集· 先府君行状》所载，他家本来就寒微。他当官后，家庭经济有所好转，但由于他"好以棒钱急穷济困"，故"官舍常无隔宿粮"（《白榆集· 报王元美》）。一旦罢官，顿陷困境，八口之家，惟靠"斥卤侵焉"的"十七亩水田"，有时就不得不靠"鬻文卖赋"以生（同上《与徐司理》）。因此，南归后不久即"家居贫甚，三旬九食，庶几近之"（同上《答方众甫》）, "日与老母唤脱栗苦黄及马齿觅，细君病店，至无一文钱向医师取药物"〔同上《报王元美先生》）。人一穷，人情就冷。他"初人里门，犹有父兄三老少年相过慰者，久之，履纂遂绝，谨户萧条"（同上《答方众甫》）这真是"贫无阿堵，亲朋不至蓬累之门"（《报王元美先生》）因此，他对世态炎凉，深有感触："当不谷盛时，荣名被身，进贤加首，人望须眉，家拾咳唾，扫门而怀刺者争号登龙，把臂而论交者动引管鲍。一旦遭谗去国，身名两摧，生平心知，平怀观望，… … 炎凉聚散，朝暮迥若两人。何论醒凝者夫，即号称当世之有道石交，顿改面孔。… … "（同上《答李玄白》）一部《金瓶梅》不是大讲"炎凉聚散"吗？势利小人应伯爵又写得何等栩栩如生！这与屠隆具有这等遭遇不能说没有关系。
    贫困不但使屠隆"势力炎凉太分明"，而且进一步使他对整个士大夫和社会政治感到了失望和产生了不满。他说："今之士大夫，不通贫贱而好接贵人，不尚清言而好涉尘务， … 外简将口，而内多嗜欲"。（同上《与王百谷》）"世道自江陵以鹜猛束湿之政，酿为厉阶刻削之气，急弦绞绳，有识忧之。至今日，水旱沓仍，疫疠继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岁益甚，吴越之间，赤地千里，丧事四出，苍哭不绝"。（同上《奉扬太宰书》）在这思想基础上，他专门写了《荒政考》，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统治集团，对苦难的人民深表同情："夫岁胡以灾也？非王事不修，时有胭政，皇天示谴，降此大青！ … 若水旱为灾，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室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属草根，剥树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百姓之灾伤困厄至此，为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视而不为之所哉！余退居海上，贫无负郭，值海国岁侵，百姓艰食流离之状，所不忍言。余不暇自为八口忧惶而重伤乡老子弟饥谨。乃参古人之成法，顺南北之土风，察民病之缓急，酌时势之变通，作《荒政考》，以告当世，贻后来。"《金瓶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形象的《荒政考》。试问，那些对当时社会没有如此认识的悠哉游哉的达官贵人，能写出这样一部"骂尽诸色"的长篇暴露小说吗？
    个人的不幸，社会的黑暗，很自然地使屠隆潜心佛道："仆年来万念俱空，一丝不挂，闲中无以自娱，稍三教理参订和合，"（《栖真馆集· 与王敬美太常》）当然，屠隆作为一个文人才士在不得已的处境中学道学佛，只是寻求一种"清虚恬淡"的解脱，而不可能真正"信奉仙释，持戒守律"的。他在《栖真馆集· 与王元美先生》中就说自己"名障欲根苦不肯断"，还要写文章，嗜情欲。而且他本来就"行类滑稽"（《栖真馆集· 自赞》），好作"游戏之语"（《婆罗馆清言自叙》），殊不类释道之徒。然而，学仙学释毕竟对他带来了影响，使他能比较熟悉佛道的一套，包括其弊端，以致能在小说《金瓶梅》、戏曲《修文记》、《昙花记》及其他文字中得到尽情的描写。同时，那种因果轮回、祸福循环、盛衰消长、独善养拙等思想也深深地印人他的脑海。这在屠隆万历二十年前后的各类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映。诗歌如《鸿苞· 采真诗》云："华屋高崔鬼，层台何轩翥，疎帘媚花竹，罗縠飘烟雾，开筵奏伎乐，度曲按宫羽，莺钗俨成行。蛾眉日进御，忧乐相煮熬，嗜欲纷蚀蠹。自谓万年期，谁知等霜露，瞥然大命临，黄金那可锢？朝旦宴华堂，日暮游泉路。妻孥守穗帷，宾客皆编素，珠玉委泥沙，松柏堰丘墓。墓前蹄猿熊，墓后走孤兔，嶙火青荧荧，山鬼夜深语。"文如《栖真馆集· 与刘金吾》云："虽然貂蝉蟒玉，出入禁阔，此人臣之极也。江汉之上，可以垂纶。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乎卫"杂言如《婆罗馆清言》云："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转有意味。"戏曲如《修文记》开场白言其宗旨：
    "闲提五寸斓斑管，狠下轮回种子。"《昙花记》序言也说："世人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彻其所谓导欲增悲者，而易以仙佛善恶因果报应之说。拔赵帜，插汉帜，众人不知也。投其所好，则众所必往也。"诸如此类，例不胜举。这种思想都与《金瓶梅》的创作宗旨十分一致，甚至有的用语也非常接近。在这里我们不必过多的引证，只要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的一段话与以上诸语两相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吾友笑笑生为此，… … 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恩，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 … 。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脾，香酥满胸，何掸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 一双玉腕馆复给，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极乐必悲生。… … 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 … 莫怪其然也。
    三、关于屠隆的情欲观。《续金瓶梅》第四十三回道："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这话虽然有点偏颇，但谁都承认《金瓶梅》关于情欲的赤裸裸的描绘实在是惊世骇俗的。这固然是由于当时社会风气使然，但不能不说作者醉心于此和对人欲有自己的认识有关。我们不能想像那些道学家或王世贞、贾三近等一般好声色的"正人君子"能如此刻画床第间事。而屠隆就是以"淫纵"事罢官的。据《野获编》载，有人告发他时"指屠淫纵，并及屠帷薄，至云日中为市，交易而还。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诸蝶语。"当时人们就传闻他"狭邪游，戏入王侯之室，灭烛绝缨，替遗饵堕，男女蝴而交错，竟因此罢。"（邹迪先《栖真馆集叙》）罢官后，为人"桃荡不检""放诞风流"的屠隆并未收敛，还是"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张应文《鸿苞居士传》）。他自己在《白榆集· 与王辰玉》中也承认："政恐儿女情深，道心退堕，须从爱河急猛回头。如仆外缘遗尽，此情也复不减。"特别是在同书的《与李观察》一信中，谈了他对人欲的独特的看法：" （某）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 … 乃知其根固在也。… … 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这篇文章就反复详细地论证了他既想"治欲"而又觉得欲根难除的矛盾。这也正如《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的"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的矛盾。这种观点也就使小说尽管一方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但到最后对此还是不自觉地流露了赞赏的口吻。这也就正如屠隆一样，他到生命的最后还是受到了惩罚："若情寄之疡，筋骨段毁，号痛不可忍"（汤显祖《玉茗堂诗》卷十五），似乎死于花柳病。另外，他对文学作品表现淫欲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夫诗者宣郁导滞，畅性发灵，流响天和，鼓吹人代，先王贵之。仲尼删诗，善恶并采，淫雅杂陈，所以示劝惩，备观省。"（《鸿苞· 诗选》）这就是说，他认为文学作品为了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是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陈"，而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的。这些认识也应该说是产生《金瓶梅》的一个特殊的思想基础。
    四、屠隆创作《金瓶梅》的其他生活基础。我觉得，《金瓶梅》中有些特殊的情况与屠隆的特殊经历有关。例如，《金瓶梅》既描写了上层官场的大场面，又刻画了市井小人的穷酸相，这不是一般作家都能熟悉的。而屠隆从贫贱到发迹再陷困顿，就有这种条件。有人说，《金瓶梅》所写的蔡太师做寿，西门庆朝见皇帝等一套礼节，乃至给李瓶儿出葬的一套仪仗、路祭，名目之多，非一般人所知。其实，这对于当过礼部仪制司主事的屠隆来说，当然是一清二楚的。诚然，这些情况如王世贞等大官僚也可能知道，但从公子哥儿到达官贵人的王世贞之流是决不能熟悉下层情况的。而《金瓶梅》中描写常时节等穷人窘况之具体生动，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是并不多见的。再如，《金瓶梅》作者对于商业买卖也颇熟悉，似非一般市民所能掌握。这就与他父亲曾"业商贾"有关。他从小耳闻目濡，必然有所了解。又如《金瓶梅》在各方面鞭挞西门庆时，却又往往描写他慷慨赐舍，似乎破坏了形象的统一性。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恐怕与屠隆本人"往以月奉佐黔首，资穷交"（《栖真馆集· 与王敬美太常》）有关。而当他穷困后，也希望富豪如宋世恩、刘承禧等那样也能如此，故下笔当时不自觉地产生了这种现象。
    此外，屠隆知识面广。他在《鸿苞· 奇书》一文中就说文士"不可不知""博学冥莞，广采见闻"的"奇书"。他自己著书丰富，其中少乃不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知识，如《考槃馀事》四卷，就杂谈文房清玩之事，从书版碑帖到书画琴纸，乃至笔砚炉瓶，许多器用服御之物，都一一加以详载。应该说也是他能写出一部社会小说的基础。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他与西宁侯宋世恩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他在塑造西门庆等艺术形象时在不少地方是取材西宁侯家的。据《明史· 功臣世表》，宋世恩是永乐年间以征西功封西宁侯的宋晨的九世孙，于万历间袭职。屠隆说他是个"纨裤武人子"（《白榆集· 与张大同马肖甫》），并有长诗《公子行赠宋西宁忠甫》一首，具体地描绘了这个年轻、奢靡、放纵、好客的贵人形象，使人感到其气质与西门庆大有相通之处。西宁侯兄事屠隆，两家要结"通家之好"，关系十分密切。这样，屠隆就对他家饮食起居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从《金瓶梅》看来，描写的西门庆家的情况也不像山东县城中的土豪，显然吸取了西宁一类王侯大官家的情况。甚至王招宣府及林太太的一些描写，也可能与那位"有才色工音律"、对屠隆颇有好感并传说与屠有关系的西宁夫人有瓜葛。当然，这里决不是说西宁侯就是西门庆，西宁夫人就是林太太的原型，两者决不能简单地等同。我的意思只是说，屠隆与西宁侯的交往并最后以"淫纵"罢官的经历，成为他塑造西门庆等形象的一个重要的素材来源。五、屠隆的文学基础。《明史》本传说他"生有异才", "落笔数千言立就"。他自称"即千万言未尝属草"，走笔极快。他的文学才能曾得到王世贞、汤显祖等人的激赏。王世贞多次称赞他为"真才子", "驰骋招绅间，亡抗衡者"（《弇州山人续稿》）。他死后，其友张应文曾对他的文学成说作如下评价："万历中元美、伯玉先后没，海内遂推居士为词宗。居士天才宏丽，… … 而学无所不窥，吐词捉笔，万解泉倾，士相顾惊服。"（《鸿苞居士传》）而更重要的是，屠隆不仅善写正统的诗文词赋，而且也熟悉戏曲、小说、乃至如《开卷一笑》之类民间游戏文字。据《野获编》载，"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人群优中作技。"《列朝诗集》也载："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鸟石山之邻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馀人，而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长卿幅巾白袖，奋袖作'渔阳掺', 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可见，屠隆对前人的剧作和剧场的演出，都是十分内行。这就难怪《金瓶梅》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剧曲史料。屠隆能演出，也能创作。他留下了三部传奇《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其特点公认是篇幅长、关目繁、人物多、宾白多，这与小说的创作就比较接近。屠隆对小说也是重视的，《虞初志》、《艳异编》就有他不少评点。从这些评点中可以看出屠隆对于小说的形象塑造、对话描写等艺术特点都有相当认识的。总之，从文学修养来看，屠隆完全是具备条件来创作这一部"文备众体"的小说《金瓶梅》的。
    六、屠隆与《金瓶梅》的最初流传。《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它一到社会上当即受到轰动；又因为它是一部"淫书"，作者就不大可能交给没有关系的人。因此，在推究其作者时，探索他与最初收藏、流传者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那些与最初收藏、流传者甚无关系的人都不大可能是真正的作者。现据《野获编》、《山林经济籍》及谢肇浙跋等记载，万历年间有《金瓶梅》"全本"者其实只有两家：一为刘承禧，一为王世贞。而这二人与屠隆恰恰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关于刘承禧，《黄州府志》、《麻城县志》中均有传。他袭职，与其父！。召为锦衣卫指挥。他身居武职，而崇尚风雅，文人墨客皆乐于往还，好一占玩书画，蓄秘籍奇器，故《麻城县志》称其"奕叶丰华，人以为邑之王谢也。"从《栖真馆集》中《寄赠大金吾刘公歌》一诗和《与刘金吾》一文就可知屠隆和其关系的大概。录《与刘金吾》中一段如下：
    独念明公畴昔周旋，义高千古。当不按初被仇口，明公一日三过不债邸中，对长安诸公，冲冠扼腕，义形于色。不侫云："某越国男子，归不失作海上布衣，明公休矣，无累故人。"明公慷慨以手摸其腰间玉带曰："某一介鄙人，至此亦已过分，诚得退耕汉上田，幸甚，亦复何惧！"及不俊挂冠出神武门，蹇驴且策，而两儿子痘疡适作。公曰："君第行抵潞河，留八口京邸，薪水医药，余维力是视。"不任遂行。明公果惠顾不债妻擎甚至。而不债之阻冻潞上，则又时时使人起居逐客馈询不绝，所以慰藉之良厚，又为治千里装，不债八口所以得不路馁者，明公赐也。种种高义，岂在古人下乎！仆所以万念俱灰，此义不泯，申章远寄，肝肠在兹。
    从中可见，屠隆与刘承禧不但是一般的交密，而且在屠隆遭到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而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刘的全力资助。这使屠隆几年后还感到"万念俱灭，此义不泯"。此恩此德，当然要报。但屠隆一旦罢官，生计萧条，日以"卖文为活"的他，也就很可能写一部小说来报答这位饶有家财而爱好奇书文墨的武人。另一方面，当时朝中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刘家父子，身居要职，卷入漩涡，风险很大，屠隆作为他的知心朋友，就自然希望他不要迷恋富贵而及早抽身。就在上文的结尾处，屠隆写道："独幸明公身健位尊，… … 为国爪牙，虽然貂蝉蟒玉，出入禁因，此人臣之极也。江汉之上，可以垂纶，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乎？顾明公采细人之言，览止足之分。"这种思想，与《金瓶梅》作者主观上要表达祸福循环、乐极生悲之理不是完全一致吗？这里"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一句话，正是生动地表达了1 55
    这种思想。而它正是《金瓶梅》中"千里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翻版。因此，我们可以说屠隆写这部小说与刘承禧，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劝戒。而刘承禧正是《金瓶梅》最初稿本的获得者。所谓"从妻家徐文贞录得者"乃是为了保全屠隆声名而故意放的烟幕（张远芬同志在《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中说沈德符记错了，误将文震亨记成了徐文贞。其实还是张远芬同志自己搞错了。一、据张自己说，刘承禧"约生于1560 年左右"，而文震亨生于1585 年，比刘小（三）〔二〕十多岁，不可能成为刘的岳父。二、刘、徐两家都显赫一时，而一属湖北麻城，一属今上海松江，远结姻亲，时属新闻，故沈德符在《野获编》卷八中对此另有记载，并称"世人多知之"，故不可能误记。三、《野获编》卷十一明载："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刘金吾（守有）之子。徐为华亭相公家孙"。（此材料由陆树岑老师提供）四、通观《快雪时晴帖》后五篇跋语，文震亨所称的"余婿"不是指刘承禧，而是指吴用卿。）。于是，就留下了这个《金瓶梅》作者的千古之谜。
    至于王世贞与屠隆的关系，更为大家熟知。屠隆的成名，与王世贞的标榜大有关系。《明史· 王世贞传》云："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屠隆就被标为"末五子"之一。在这一点上，屠隆确可称为"凤洲门人"― 清初谢颐称此为《金瓶梅》的作者。我们在王世贞的文集中固然可见许多赞赏屠隆的话，而就屠隆罢官后的文集来看，给王世贞兄弟的信也最多。看来，屠隆后来生活困顿时，王世贞曾给予一定的帮助。因此，屠隆始终对王世贞兄弟十分感激，如《栖真馆集· 与王敬美太常》言："仆万念空矣，有可以累心处尽矣，所不忘情，君家兄弟耳。"同时屠隆也经常劝王世贞"无久恋晋烯。"因此，屠隆也有可能将《金瓶梅》同时送给王世贞家作为报恩和劝戒用的。
    由此观之，我觉得屠隆就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其说法能否成立，谨请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指正。
    （《复旦学报》，1983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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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7 04: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