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篇
    文中子之教，继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为首。古先圣王，俯仰二仪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盖神乎《易》中，故次之以《问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礼乐，故次之以《礼乐篇》。礼乐弥文着明则史，故次之以《述史篇》。兴文立制，燮理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
    文中子世家（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
    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并不至。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征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征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浚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征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征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征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征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征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征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征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房谓征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恸。十九年，授余以《中说》，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时贞观二十年，九月记。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福畤撰）
    东皋先生，讳绩，字无功，文中子之季弟也。弃官不仕，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其略曰：
    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亡兄曰：“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申其道，则儒业不坠，其天乎？其天乎？”时魏文公对曰：“夫子有后矣，天将启之，征也傥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
    及仲兄出胡苏令，杜大夫尝于上前言其朴忠。太尉闻之怒，而魏公适入奏事，见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邪？御史当反其坐果实邪？太尉何疑焉？”于是意稍解。然杜与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后君集果诛，且吾家岂不幸而为多言见穷乎？抑天实未启其道乎？
    仆今耕于野有年矣，无一言以裨于时，无一势以托其迹，没齿东皋，醉醒自适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既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沈乡里，不求官达。
    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穆公谓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尝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见尔。”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尽识也。”诏见之，帝问《老》《易》，朗寄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干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既而频日引见，际暮而出。会帝有乌丸之役，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议驰驿而闻，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
    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载，微臣始生。”盖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雒邑，进用王萧，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阕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
    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兑上干下）（兑上离下），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战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贤大圣，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亢，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理当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余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
    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玷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颂，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修策迥驭，长罗远羁，昭治乱于未然，算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圣谋睿策有时而弊，故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或有已盛而更衰，或过算而不及，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向使明王继及，良佐踵武，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过算余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岂徒然哉？”府君曰：“龟策不出圣谋乎？”朗曰：“圣谋定将来之基，龟策告未来之事，递相表里，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谟！”朗曰：“人谋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则安，置之危地则危，是以平路安车，狂夫审乎难覆；乘奔驭朽，童子知其必危，岂有《周礼》既行，历数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朗曰：“文质递用，势运相乘。稽损益以验其时，百代无隐；考龟策而研其虑，千载可知。未之思欤？夫何远之有？”
    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而胡后作乱，尔朱荣起并州，君臣相残，继踵屠地。及周齐分霸，卒并于西，始于甲寅，终于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岁，隋高祖受禅，果以恭俭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献公筮之曰：“此子当知矣。”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九年己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汾阳，续《诗》《书》，论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寝疾，叹曰：“天将启尧舜之运，而吾不遇焉，呜呼！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
    王氏家书杂录（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
    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
    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推《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谓门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乃召诸子而授焉。
    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呜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
    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