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卷四
    ○苏子瞻志林(平王)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自乎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殁,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度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时,楚大饥,群蛮畔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
    ○苏子瞻志林(鲁隐公)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之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尔,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晕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是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风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殉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苏子瞻志林(范蠡)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夫好货,天下贱土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馀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静无为以老于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鸟喙也。
    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于此,吾是以累叹而深悲焉。
    ○苏子瞻志林(战国任侠)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仁,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稀,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苏子瞻志林(始皇扶苏)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虽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入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
    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与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苏子瞻志林(范增)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人君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人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人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苏子瞻志林(伊尹)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苏子瞻荀卿论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足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苟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日:“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不自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苏子瞻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言,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馀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馀,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乐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与!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八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苏子瞻始皇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故作为器用,末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
    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苏子瞻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授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帝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辞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苏子瞻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邪?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悲郁愤闷,趣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苏子瞻晁错论
    天子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能免难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较易知也。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与?
    ○苏子瞻大臣论
    上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人于晋阳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之权,归于内竖。贤人君子,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谓极矣。当此之时,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宦官去,则天下无事。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袁绍击之而胜,汉遂以亡。唐之衰去,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天子之废立,听于宦官。当此之时,土大夫之论,亦惟宦官之为去。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则溃裂四出,而继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捐其身于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败,则为何、窦,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窦武、何进之亡,天下悲之,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将何以居之?
    故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苏子瞻大臣论下
    天下之权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也,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然则是小人者,终不可去乎?闻之曰:迫人者,其智浅;迫于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古之为兵者,围师勿遏,穷寇勿追,诚恐其知死而致力,则虽有众,无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
    小人之心,自知其负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则将日夜为计,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是以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则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间。宽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虑。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顺适其意,以杀其怒。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故其用力也约,而无后患。莫为之先,故君不怒而势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苟不能深交而无为,则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汉高之亡,以天下属平、勃。及高后临朝,擅王诸吕,废黜刘氏。平日纵酒无一言,及用陆贾计,以千金交欢绛侯,卒以此诛诸吕,定刘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则是将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刘、吕之存亡哉!
    故其说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呜呼!知此其足以为大臣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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