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承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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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东海郯城人，叔伯祖父何伦，是西晋时右尉将军，何承天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生性聪慧学识广博，所以何承天小时候便开始接受教义，经史百家，没有不详尽通习的。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阳县令，他跟随何月兮一起去任所。
晋隆安四年(400)，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遂弃职还于益阳。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人通报以尊奉宋高祖，于是任命何承天为浏阳县令，不久他便离职还于京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城，授官何承天为兼代参军。刘毅曾经外出行走，鄢陵信史陈满用弓箭射鸟，箭误中了值勤的将领，虽然没有射死人，但是处以弃市之刑。何承天提议说：“官司应重视实情断决，有疑问则从轻处理，先前使汉文帝刘恒所乘之马受惊的人，张释之以犯跸之罪名弹劾，而处罚也只到罚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白他无意惊动帝王之马，所以不以惊驾的重罚施加于他，而是施加以不同的条例，现在陈满的本意在于射鸟，不是有意射人，按照法律，因过失误伤人命的，判三年刑，何况还没有伤人呢？只轻微处罚一下就行了。”何承天被补任为宛陵县令，赵忄炎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拜请何承天为司马。不久何承天离职。
宋高祖刘裕以何承天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伐刘毅，留下诸葛长民为监军，诸葛长民私自怀有异心，刘穆之偷偷问何承天说：“宋公此次出行能否成功呢？”何承天回答说：“不担心无法判决，我还有另外一丝担忧，宋公以前从左里城回到石头城，多高兴啊，这次回来，只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罢了。”刘穆之说：“不是你说我还听不到这话，近来，渴望像丹徒刘郎(布衣)那样，恐怕也不能够了。”随后，何承天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415)，何承天为世子征虏参军，随后迁职为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塘县令。宋高祖刘裕在寿阳，宋台建立，召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一起共同撰修朝仪。永初末年委任何承天为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守江陵，拜请何承天为南蛮长史，当时有一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寒，其母亲熊氏以自己为典质替尹嘉偿还债务。尹嘉因不孝获罪当处死刑，何承天提议说：“根据官府宣布的法令，全面考查尹嘉大辟罪之事，符合法吏葛滕的规范。母亲控告儿子不肖，并要求杀掉他是允许的，法令说，违反触犯教义法令，在尊重恭顺方面有不足，父母要求杀掉他，都是允许的，对被控告人的处罚只有依据控告人的要求来做。慎重探求这件事的原委，尹嘉的母亲陈述说自己愿意做典质换钱，为儿子还债，尹嘉虽然因为恭顺不至而触犯教义，但是其母却没有请求杀掉尹嘉，熊氏用还债使他生存下来，而现在却要杀掉他，这就没有顺从所求人的要求。此事开始以不孝为理由而控告，终止于由出卖而判罪，从这事两方面看，母亲和儿子都受了罚，葛滕所依据的法律，没有这条款，尹嘉生存下来意义很大，依理却难以申辩。明白教义然后阐发，怜悯他因愚昧而受蒙蔽。明晓德义慎重处罚，文王以此体恤下民；商议牢狱赦免死刑，中孚(卦名)于是流传苍生。说到实情那么母亲为儿子痛苦，说到恭敬那么是没达到礼仪的，现在放弃乞求宽恕的要求，依照被杀头的条例，用尊敬恭顺的法度，施加于有饥寒之患的贫民，确实不是惩罚重罪而宽容轻微的，甚至可以抛开有罪之名，我认为免除尹嘉的死刑，似以春天的恩泽普照万物的恩情。赦免熊氏的过失，用以表明为儿子受苦是合宜的，那么，蒲亭虽然简陋，却可以同圣明比德，豚鱼虽是微物，却流传到今日。”尹嘉之事没有判决，恰逢大赦，得以释免。
谢晦荐举何承天为卫将军，后迁职咨议参军，兼做记室。宋元嘉三年(426)，谢晦将被讨伐，他的弟弟黄门郎谢嚼用密信通报于他，谢晦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叫我如何呢？”何承天说：“以君王的尊贵，举天下之兵攻打一州，大小既不相同，方向也不一样，逃到境外以求自保，这是上计。其次派遣亲信带领兵士驻扎义阳，将军你率领部队在夏口交锋，如果战败了，就奔向义阳然后往北部边境出逃，这是次计。”谢晦沉吟良久说：“荆楚是适于征战的城郭，兵师财力充足，应该决战，逃走也还不晚。”命令何承天拟造征讨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与自己不是同道之人，准备派遣一千人马去偷袭他。何承天认为不知道张邵的意图趋向，不宜随便征讨。当时张邵的哥张茂度为益州县令，与谢晦一向友好，所以谢晦受何承天的劝阻中止了派兵。是时益州前任刺史萧摹之，巴西前任太守刘道产离官还于江陵，谢晦想杀掉他们，何承天竭力营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谢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随行，等到到彦之到马头时，何承天戴罪晋见，到彦之因为他有诚意，宽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蛮府事。
元嘉七年(430)，到彦之出师北伐，拜请何承天为右军录事，等到到彦之战败溃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适于军旅，得以免除刑罚，而任命为尚书殿中郎，并兼左丞。吴兴余杭人薄道举有补兵之祸，依照法律须是同籍的其月亲(其月亲，服丧一年的亲属)补充军队，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大功亲(大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为九月)，不应在补充的条例之内，法律以薄代公的母亲活着为期亲，那么儿子应跟随母亲补充军队。何承天提议说：“探究补兵这一制度，同籍期亲补充军队，大功亲不在此条例之内，妇女从者有三，出嫁了顺从丈夫，丈夫死了，顺从儿子。现在薄道举为补兵所患，如果他的叔父还活着，按法制应补充前往，妻子儿子居军营，本来是极合适的事。但他为补兵所患之时其叔父已经不在了，薄代公、薄道生又是堂弟，属于大功亲，不应该补充前往，现在如果以叔母为期亲，命令薄代公随母亲补充军队，既违背了大功亲不应补充前往的制度，又背离了妇女三从的道义。”由于主管此事的官员死守期亲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间的区别，嫌远了同时又害怕负担，才生出了这个疑窦，又害怕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后，何承天将薄代公母子一起宽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进用，孙邈已下葬。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适合启奏，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嫌他对现在不吉祥罢了。启奏之事一经拖延，动辄要经过几年几月，盛明的世道，凡事应该从简，细微的避嫌和忌讳，都应该消除。”
何承天本性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射殷景仁所不满，出任为衡阳内史，以前在西部与官员大多不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元嘉十六年(439)，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子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子，乳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说：“按礼制，所谓还葬即速葬，应该说荒年歉收只是一时，所以准许他量财行事而不求完善。丁况等三家，数十年里，只要安葬就没有棺材，确实是由于恩情浅薄，与禽兽无异。我私自认为丁况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却没有用道义进行规劝，以法律进行责罚。元嘉十六年冬，没有新颁法令，又没有申明旧的制度，有什么严格的，突然互相揭发，有的由邻人辩解，正与此案相同。如果是在东部许多地方听到这种事情很多，长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肃之效。如果只开一个头，那么就可能一齐行动，里伍县司、竞相为私利而循情。财物贿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乱，恐怕损害了圣主的治国之道了。我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依据这事附带规定制理的方案，如果人们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应当立即揭发，三年除服之后，则不加追究，这样较为适宜。”
元嘉十九年(442)，设立了国子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
“我就北边藩镇侵扰之事上书朝廷，强虏侵犯青州、兖州，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集众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军政，我以我愚昧浅陋，事先得到皇上的咨询，我私下考查过猃狁犯难起自上古，有周之时欣欣向荣，南仲却出师迎敌；汉室之初，兴隆盛世，卫、霍用力，虽然饮马于瀚海，树旗于祁连，战事艰难繁杂，普天之下极不安定，运输量太大，财物装满车船，无奈狂虏凶狠狡黠冥顽不化，势力没有削弱，成败结果，总的说来是没有益处的。汉宣帝(刘询)趁着他们背离混乱，推翻旧的使其灭亡，巩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们臣服。自从晋朝丧失中原以来，戎敌侵略骚扰，一百多年里，却没有空闲以北虏为忧患。大宋之初，日月圣灵普照武帝，因而胡虏感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进贡。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这种与他族的联系遵循教养，十几年里，贡物仍然不断，去年三王外出镇守，考虑振兴王室志谋远大，然而禽兽之心易起，于是产生猜测恐惧，背弃信约，深深结合之后因怨争而背离，贪恋祸乱恣肆毒害，没有理由地内讧，恐怕战火的征兆，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一向平庸懦弱，无才整治武备，直言我狭小之见，只是撰写了《安边论》，意见浅薄，恐怕无可取之处，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讨，辨别检验其对错。希望或许能够开拓群臣的思虑，仔细研究众人的谋略，优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出来呢，其论如是说：
“汉代所说的防备匈奴的策略，只不过两种：武将竭尽征讨的谋略，文臣力求和睦相亲的礼约。考查这两者，各有其长远意图。侵犯塞漠之外，胡敌留难牵制，必然不能破敌，筹划自己的扩张，应当像以前冀地人民，归化者众多。二州之兵压境，三王出征藩镇，筹划将被张扬伟念将要实现，民众引颈盼望，华、夷仰慕正义。如果贪溺于小利，且自己傲慢放纵，那么向外展示富足的财力，在内却依靠不忠信的军队，现在如果一定遵守教义，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虽然不一定可以使他们归顺朝廷，但一定可以使边关和平宁静。然而和睦相亲事关重大，应根据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这确实不是微臣的浅薄所能言尽的，如果追溯卫、霍战于瀚海的志向，时事不同，导致功绩也不一样。敌人虽然演习战事日久，又占据燕赵之地，连结秦魏之表，地形险峻，亘古如此。自己应该大肆畋猎，练兵于淮水、泗水，在内充实青州、徐州，使人民有充足的储备，四野有堆积的粮食，然后分别派遣方、召，统率雄师，精兵十万，使这一举动扫尽平坦，那么就用不着使国家军队辛苦，人民劳累了。为何这样说呢？现在北方百姓大都适应了动乱，有意于苟且偷安，不再以外族统治为耻辱，极度渴求仕宦，只是残害生灵掠夺侮辱把人看得毫无依靠，所以背着襁褓归附国家的人，先后络绎不绝，胡虏既不能进行战事较量又不能遵循事理，攻打城池掠夺地盘。并且精锐之师偷袭，慌乱之中驱除了羸弱，这是他遭受抱怨招致祸乱的原因，也是它灭亡的时候。现在如果派遣军队追杀，报复其侵略的暴行，大肆翦杀幽州冀州之民，攻城破县，然后圣明的朝廷怜惜抚育百姓，救助他们以道义。如果只是安抚使其归附，讨伐有罪之人，怜悯人民，那么就像良马四奔，不为征用，只是白耗巨资，对敌方却没有丝毫损害，另外出奇兵深入腹地掩杀击破敌军，如果碰上困难而没有达到，就要像被囚困的野兽仍想搏斗一样，那么报复之战，将会无休无止。那秦汉之争的最后教训，是在于轮台的遗憾。
“安定固守边关，应从长计议。我以为安边的策略，史书上阐述得已很完备了。李牧开了头，严尤申明其要点，重要的策略已经提出来了。曹操、孙权争霸，在才能智慧上势均力敌，长江淮水之间，没人居住地各有几百里。而魏国舍弃了合肥，退却保守新城，吴筑城于江陵，将民众迁移到靠南的水边，濡须之战，人民停息在羡溪，说到驻扎襄阳，民众分散杂乱，晋宣王认为应该迁徙到沔南，以充实淮水以北的地区，曹爽不赞同此意，果然被消灭在籸中。这些都是前代遗留下的鲜明的教训。为何呢？放哨的远郊，是不适畜牧牛羊的地方；辗转作战的地方，是不适大兴农事的地方，所以巩固军备清除旷野，等待侵兵前来，整饬兵器、等待其疲敝，虽然时间有古今之分，势力有强弱之别，但是保护人民和国家完整，超不出这种途径。其要纲归纳有四点：一为移远就近；二为修复城防；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四为统计人数考查兵器优良的守卫者界定其国土，骁勇的将领振兴其风采。然后通过打猎宣扬其号令，通过祭祀教诫其廉耻，悬赏官爵以吸引他，设制禁令以威慑他，徭役赋税应该有规范，宽松和严格相互结合，等到十年，人民都明晓行事所应遵循的法律制度，然后简略发出命令出师远征，在云朔高扬战旗，如狂风席卷黄河冀州，如闪电扫过嵩山恒山，在燕地满挽雕弓，于代地快马加鞭，在秦地首先砍断他的右臂，在吴地用马蹄踢断他的左肩，铭刻功勋在燕然山山陵之上，犒赏士卒在金微之乐曲里。
“敌寇虽然显示出离乱流亡易于征伐，愚昧孱弱容易攻取，如果天时人事还没有完全符合，则应隐藏锋芒等待时机，慎重考查其策略。如果边关防守没有加强，兵卒散乱如星布于四野，勤劳懒惰持有不同政教，贫穷富裕拥有不同财物，边境人民，怀有不同心思，因俘获而取留，不留意本来职业，驱动率领不易，扫除涤荡不难。又根据狡猾的敌人的生活习惯，吃兽肉穿兽皮，以驰骋为容止仪表，把放牧当成农事，没有车舆的安逸、城郭的保护，顶风冒雨，却不认为辛劳，在草丛中露宿，这是其生活习性。如果他们胜利了，则竞相争利，如果失败了，也不以逃跑为耻辱。他们开发得急促，然而到此地却已疲惫了，况且今年春天越过济水，且已得到了好处。顺着胜利的习惯，没料到却该受天诛灭，等到秋天之末，那更是送死。敌寇到来之时，捷劲的骑兵如蝼蚁一样聚拢，精锐的兵士像鸟一样汇集，践踏禾粟庄稼，焚烧村落，虽然驻守边关的将帅足智多谋，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抵御敌人？如果广大的军队聚集在一起驻防，则必然破坏农事；驿车四处奔走混乱不堪，则打仗时行动必定迟缓；用散乱的金银进行赏赐，其耗费必然庞大；用客籍代替土籍驻守，日子久了，必然嗟怨四起。如果谁在农民的居住地，农事战事一起治理，没有兴师动众的辛劳，却得到了防卫保护的结果，这是好是坏，优缺点显而易见。
“一为移远就近，以充实内地。现在青州兖州旧民，冀州新归附之人，在边关的有二万家。这就是敌寇的财资，现在他们全部可以向内地迁徙，青州之地的人民迁移到东莱、平昌、北海等县，兖州冀州之地的人民移迁到泰山之南，南移自下邳，左移至沭水，右移至沂水。所至之地田野肥沃，向西阻隔兰陵，向北扼制大岘，四境之内，确实称作险峻坚固。人民本性难于迁徙，明白这点才能开始筹划，在没有敌寇之时，喜欢产生嗟叹埋怨。现在刚被劫掠余下的惊惧还没有平息，如果能让其明白现在所处之安危，且将居住乐土，那么他们应当欢呼雀跃，歌颂在路旁，把迁徙看成回家。
“二为重新修复城防，以增强阻挡防御的能力。秋冬时节收割完毕，人民进入城堡，用以防备盗贼，使防御有素。古代的城池，随处可见，现在虽然颓败废弃了，但还是可以修缮，先粗略统计户数，估计其所容纳的人，新迁移来的人家，也住在城里，给予他常有的待遇，使其成为乡人，收获庄稼修筑禾场，女人孩子守护家里，县官治理军队，平民男女春种夏猎，秋冬入城，敌寇到来之时，一城有一千户，能够征战的人不会少于二千，剩下的羸弱之人，还能够登上城墙呐喊助威，充分准备围困侵略之敌。兵家的观点说，像这样的兵士二千人，完全可以抵御三万侵敌。
“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用以治理武备。聚集千家的资产，不会少于五百对耕牛，做成战车五百辆，每三辆车用带钩连接，以保护众人。假设城池已不能坚守，不论经受平安还是危险，贼兵都不能干预，并且聚集居住，也便于查验整治，号令严明，人民也知道训诫。如果有紧急征战发生，连续两夜可以聚集。
“四为统计人数考核兵器，不能有遗漏。人丁有千家的城邑，有战士二千，根据他们的特长，各有自己的兵器，平时多加操练，并刻上自己的姓名，还给长官存放到军库，外出征战则请求用以战斗。优良的弓箭，锐利的兵器，若人民没有配备的，则官府逐渐予以补充，这样一来，几年之内，军事装备已大致完善了。
“我听说国家和军队分明法度，实行于京都一带以内；军事和农事一起治理，在疆场之外进攻防守等战事，都靠其平时操练，任凭其勇敢怯懦，山地丘陵河流陆地等地形，冷热温凉等气候，都是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若想改变则弊端遂起，正因为这样，所以驻防申地作难，埋怨源自任期已满。现在如果以吴荆精锐的队伍远驻在清水济水，耗资巨大，抱怨也深重。以我估计，不如就利用那地方的人民便利。管仲治理齐国，寄予厚望在于民众；商君辅助秦国，治理农事和战事，最后申明其威严，成就其霸业，实现其志向，不是任务沉重，而是心中有数。梁国任用差役，其国家就消亡了；齐国运用武力治理，人民就离散了。自从汉朝魏朝以来，这种制度就灭亡了，畋猎没有恢复先王的法度，治理军队只是按照亲信之人的意图，一旦有战事告急之日，人民不熟悉战争，以至于广泛招集招募悬赏，并给以优厚的俸禄，一旦事发则四处奔逃求救，天下混乱。刺史方伯等大小官员，垂手坐听，没有丝毫谋略，只希望朝廷派兵援救，这都是疏略战备的危害，没有教导的过失。现在将民众内移以充实内御，重新治理城防，聚居一起，考核战术，长官简单考核，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渐渐变得优秀，明晓其才能，向州郡陈述，象这样则聚集有恒定的地方，不改变其志向，在内保护衰老弱小，在外与仕宦联系，朋友同行都一向安定，同忧共喜，感情由于亲友而巩固，六艺因为战事而确立。像这样白天打仗可见相貌就能够辨认，夜里打仗只听见声音就能互相援救，这就是治理战事的一个例子，先辈遗留下来的道理。对这种治理战事的策略提出异议的人大都是因为古城已荒废颓败，很难修复，现在不是说要整顿完善，扩大规模，整饬得如同往昔，只是要求先让人民安顿下来，聚居于乡道，城墙沟壑还存在的，就将就一下，如果有倒塌断缺的，根据时机连接或者断开。这样就足以抵御其精锐之师，防备阻截飙骑，如果这一切实施，其任务就完成了。关于战车耕牛的建议，考查兵器的事宜，这是国家进攻防守的依靠，国家军队的关键，现在为了人民利益，引导率领他们。耕田农桑的设备，是国家之宝，耕田养蚕的农夫，同时起守卫城池的作用，千家联合起来，有数倍的兵员，万家聚合一起，有全部军队的士兵，军事强大而不害怕敌寇，国家殷富而人民却不劳累，比起重新扩编队伍、坐食国禄有好处，不可以同日而语矣。
“现在安定已久，边关条例疏漏，弓箭利铁都没有禁绝，往年废弃的兵甲，将近二十年，考查其所住，按常理说应该销毁损坏了。现在说应该重新申明旧的制度，严格禁止出入边关，像商人贸易往来，在举旗先导的队伍中藏匿的人，都以军法加以处置。在边界上严格设立关卡，堵绝废止小道。城堡之内，每个地方都应检查兵器，并加以雕刻姓名，另外制定法规。如果有遗弃的箭镞和丢失的兵刀，和私自偷盗的人，都可以立即检验，对事情有好处。另外钜野之地湖泊宽阔，向南沟通洙水泗水，向北连接青州、齐地，并有旧的城郭处在湖内，应该立即修复旧的城墙，比用坝堵水有利，并供给轻快的战船百艘，敌寇如果侵入境内，则引船出战，左右随时接应，占据入侵之师的码头，破坏其运粮的船只。这样有利于制造战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也是防御敌寇的要领呀。”
何承天向来喜欢下棋，对正事常有损害，宋太祖以弈具赏赐给他，何承天上表陈述谢意说：“赏赐弈具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像张武那样赏金呢？”何承天还善于弹筝，皇上又赏赐他用银装饰的筝一面，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一向关系不好，二人互相窥伺对方辖台的过失，几次互相上书弹劾。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年给何承天资产：钱币三千万，布帛五万匹，粮米七万斛。义恭一向铺张，用度经常不够。元嘉二十一年(444)转向尚书要求索取第二年资费。旧制度规定支出钱币二十万，布帛五百匹以上，应向朝廷启奏。谢元则提出以钱币二百万给太尉，事情败露后，谢元于是命令杀了仆射孟靑。后谢元新任太尉咨议参军，还没正式授命，被何承天揭发了，皇上大怒，贬谪谢元归乡，且禁锢终身，谢元这时又揭发何承天卖绫茭四百七十束给官属，索取高价。何承天被贬为布衣。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谢灵运族祖的弟弟，以学识才智闻名，死于禁锢。
元嘉二十四年(447)，何承天迁职为廷尉，还没有授命，皇上准备任他为吏部，已下达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原来的《礼论》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以门类相从，共有三百卷。此外还有《前传》、《杂语》、《纂文》、《论》等流传于世。另外，还改修订了《元嘉历》，这在《律历》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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