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贡锥指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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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锥指略例 清 胡渭
一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敕纂修《大清一统志》，馆阁之英，山林之彦，咸给笔札以从事。己巳冬，公请假归里，上许之，且令以书局自随。公于是僦舍洞庭，肆志搜讨。湖山闲旷，风景宜人。时则有无锡顾祖禹景范、常熟黄仪子鸿、太原阎若璩百诗皆精于地理之学，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阅图史，参订异同。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渭因悟《禹贡》一书，先儒所错解者，今犹可得而是正；其以为旧迹湮没，无从考究者，今犹得补其罅漏。而牵率应酬，未遑排纂。岁甲戌，家居，婴子春之疾，偃息在床，一切人事谢绝，因取向所手记者，循环展玩，撮其机要，依经立解，章别句从，历三期乃成，厘为二十卷，名曰《禹贡锥指》。案《庄子·秋水》云“用管闚天，用锥指地”，言所见者小也。禹身历九州，目营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烈，具载于此篇。彼方跐黄泉而登太皇，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而吾乃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亦井蛙之见也。夫其不曰管闚而曰锥指者，禹贡为地理之书，其义较切故也。
经下集解，亚经一字。首列《孔传》、《孔疏》，次宋、元、明诸家之说。郑康成书注间见义疏及他籍，“三江”一条，足称秘宝。司马贞注《夏本纪》、颜师古注《地理志》，其说与颖达相似，故不多取。《蔡传》较劣，其本师文集语录所言《禹贡》山水如龙门、太行、九江、彭蠡等说，亦不能善会其意，而有所发明，况其他乎。采撷寥寥，备数而已。至若语涉《禹贡》而实非经解，如《通典》之类，亦或节取一二句。虽系经解，却不成章，并以己意融贯，缀于其末，用“渭按”二字别之。
集解后发挥未尽之义，又亚一字。二孔、蔡氏并立于学官，入人已深，其中有差谬者，既不采入。集解于此仍举其辞，而为之驳正。诸家之说得失参半者，亦必细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至于《地志》、《水经》，覼缕本末，附以夹注，其文似繁，其旨似缓，而实有裨于经术，所以使人优柔厌饫，将自得之，千蹊万径，总归一辙也。是书出，幸而不为覆瓿之物，异时必有厌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资俭腹者，首尾衡决，不精不详，此则与科举之业，帖括之编，亦复无异，真吾书之不幸也已。
卫栎斋湜撰《礼记集说》，其自叙曰：“人之著书，唯恐其言不出于己。吾之著书，唯恐其言不出于人。”此语可为天下法。庄子有重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况真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将前人所言，改头换面，私为己有，掠美贪功，伤谦害义，予深耻之。故每立一义，必系以书名，标其姓字，而以己说附于后。死者可作，吾无愧焉。
先儒专释《禹贡》者，有易祓《禹贡疆理广记》、程大昌《禹贡论》、傅寅《禹贡集解》。《广记》今不传，仅见于它书所引，昆山片玉，弥觉贵重。程氏锐志稽古，而纰缪实多。傅氏缀辑旧闻，附以新意，颇有发明，惜多散逸。近世乡先生茅公瑞征著《禹贡汇疏》，捃拾最博，但总杂无纪，断制尚少。然三书之淹雅，亦可谓卓尔不群者矣。郑端简晓、焦文端竑并有《禹贡解》，颇为疏略。其释全经者，有苏轼、曾[日攵]、叶梦得、张九成、林之奇、夏僎、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吴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宝诸家，于《禹贡》尤为精核，发前人所未发，故称引特多。其余弃短录长，即有一二语之善者，概不敢遗。
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鲭，非一脔可办。愚旁搜远绍，于经不无小补云。
《山海经》、《越绝》、《吕氏春秋》、《淮南子》、《尚书中候》、《河图括地象》、《吴越春秋》等书，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诞。今说《禹贡》，窃附太史公不敢言之义，一切摈落，勿污圣经。
国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孙侍郎承泽《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尚书士禛《蜀道驿程记》、崑山顾处士炎武《日知录》、吴江朱处士鹤龄《禹贡长笺》，凡有裨于经义者，悉为采入。同事顾景范、黄子鸿、阎百诗，则余所觌面讲习者。景范著《方舆纪要川渎异同》，子鸿有《志馆初稿》，皆史学之渊薮，可以陵古轹今。唯百诗与余锐意通《禹贡》，故《锥指》称引较多。景范、子鸿后先下世，郢人之逝，恫乎有余悲焉。百诗撰《四书释地》，今已版行，脍炙人口，四方诸君子谅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经》十三篇，刘歆以为出于唐、虞之际。《列子》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王充《论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审尔，则是书与《禹贡》相为经纬矣，然其间可疑者甚多。颜之推曰：《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说允当。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纪之山川，方乡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何可据以说经。唯“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一语，大有造于《禹贡》，余即有可采，与他地记无异。或后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欲证《禹贡》，舍《班志》其何以哉。
释《禹贡》者，莫先于汉孔安国之《书传》。安国，武帝时人，孔颖达所谓“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也。今观其注《禹贡》山水地名，并不言在何郡县，间有系郡县者，如太原，今以为郡名，震泽、吴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党西，沇水在温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阳之东，能耳在宜阳之西，敷浅原在豫章界，亦皆颟顸鹘突，不甚分明。其他无注者尚多，岂汉初图籍不如班固所见之备邪！至若菏泽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卢氏，而云出陆浑；涧水出新安，而云出渑池；横尾山北去淮二百余里，而云淮水经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经。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当如是乎！又若谷城为瀍水所出，魏始省谷城入河南县，而《传》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传》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阳之孟地，东汉始移其名于河南，而《传》云在洛北。明非西汉人手笔。《朱子语录》谓安国《尚书大序》不类西汉文字，解经最乱，道是《孔丛子》一辈人所假托，良有以也。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过矣。
《汉书·地理志》郡县下举山水之名，凡言《禹贡》者三十有五：如夏阳之梁山、龙门山，褱德之北条荆山，美阳之岐山，新安之涧水，上雒之洛水，濩泽之析城山，垣县之王屋山及沇水与荥阳地中轶出之水，北屈之壶口山，谷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临沮之南条荆山，定陶之菏泽、陶丘，钜鹿之大陆，灵寿之卫水，上曲阳之恒山、恒水，莱芜之汶水，蒙阴之蒙山，箕县之潍水，祝其之羽山，彭泽之彭蠡泽，郫县之江沱，青衣之蒙山，湔氐徼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阳之鸟鼠同穴山及渭水，临洮之西倾山，冀县之朱圉山，泾阳之泾水，睢阳之孟猪泽，湘南之衡山，此真《禹贡》之山水，绝无可疑者也。它如氐道之养山非嶓冢之所导，西县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菏水非东至之菏泽，信都之绛水非北过之降水，安丰之大别非江、汉之所会，蜀郡之桓水非西倾之所因，而皆系之以《禹贡》，此盖沿袭旧闻，不可尽信者也。亦有实《禹贡》之山水，而不系之以禹贡者，如华阴之太华山，鄠县之沣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彘县之霍太山，即太岳。长子之浊漳水，即衡漳。屯留之绛水，即降水。野王之太行山，华容、西陵、编县之云梦泽，钜野之大野泽，邺县之故大河，即禹厮河二渠之一。博县之岱山，盖县之沂水，莱芜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即三江。充县之澧水，河关西南羌中之积石山及河水，删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县之泗水，成平之徒骇，东光之胡苏，鬲县之鬲津，即许商所举九河之三。皆禹贡之山水也，而独不系之《禹贡》，此又义例参差、贻惑后人者也。其东武阳之漯水，虽不言《禹贡》，而云“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则亦是《禹贡》之漯矣。骊成之揭石山冠之以“大”，纍县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系《禹贡》也。凡此类，揆之经旨，准之地望，参之《水经》，验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据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异。唯期有裨于圣籍，无愧于先儒云尔。
《地理志》于《禹贡》之山水称古文者十一：扶风汧县吴山，古文以为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惇物；颍川[宗/山]高太室山，古文以为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为内方山；安陆横尾山，古文以为陪尾山；东海下邳葛峄山，古文以为峄阳；会稽吴县具区泽，古文以为震泽；豫章历陵傅昜山，古文以为敷浅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泽；张掖居延之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其所谓古文，盖即棘下生安国所说壁中古文之义，传之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者也。唯终南、流沙、陪尾不可从，余皆致确。
《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漯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今《汉书》本有“师古曰”三字，盖后人所妄加，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成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滱”。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著撰人名氏。《旧唐志》始云郭璞作。阎百诗云：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八，此岂《经》出璞手哉。《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唐人义疏例称孔君、郑君。或曰钦作于前，郭、郦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淆也。
郦道元博览奇书，掇其菁华，以注《水经》，得从来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叶，杜佑摭河源、济渎二事以诋之。李吉甫帽有《删水经》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书传习者少，错简阙文讹字不可胜计。宋初犹未散逸，而《崇文总目》云“郦注四十卷，亡其五”，则仁宗之世已非完书。南渡后，程大昌撰《禹贡论》，颇举以相证，而终不能得其要领。金蔡正甫撰《补正水经》三卷，元欧阳原功为之序，谓“可以正蜀版迁就之失”。今其书亦不传。近世文人则徒猎其隽句僻事，以供词章之用，而山川古迹一概不同。孰知为《禹贡》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鸿深信而笃好之，反复寻味，每水各写为一图，两岸翼带诸小水，无一不具，精细绝伦，余玩之不忍释手，百诗有同嗜焉。昔善长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至今读之，勃勃有生气，吾三人表章郦注，不遗余力，亦自谓作者有灵，当惊知己于千古也。
班氏所载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间沿历之地，不可得闻。唯《水经》备著之，出某县向某方，流迳某县某方，至某县合某水，某县入某水，一一明确，间有相去疏阔者，《郦注》又从而补之，其说加密，直可据以绘图。余释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经》以为证，而于《导水》尤详，更摘取《注》中要语，夹行附提纲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纲者，凡历代史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古今群书之要语，皆荟蕞于其下，目之了了，使学者不出户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势，亦一奇也。大抵著书援古，最忌浑殽割裂，独此处有不得不然者。盖《水经》所叙沿历之地，间有疏阔，道元依《经》注补。今所引必《经》自《经》、《注》自《注》，划然分为二段，则前后不相贯穿，读者反多眩惑，事有变通，不可胶柱。子鸿与余筹之甚悉，海内诸贤幸不以此相讥。
南人得水皆谓之江，北人得水皆谓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黄河曰大河，此后世土俗之称，非古制也。富顺熊过曰：黄帝正名百物，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愚谓禹主名山川，亦未尝假借。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汉水、彭蠡水与江水会，始称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与江水会，始称九江。盖皆以岷江为主，而总其来会之数以目之，其未合时不得名江也。后世汉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称，殊乖经义。九河亦然，徒骇至鬲津，旧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过降水，至于大陆，乃疏为九道以杀其势，因谓之九河，入海处复合为一，与海潮相迎受，故谓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经》篇题概曰某水，绝不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予爱之重之。
《地志》、《水经》之后，郡县废置不常，或名同而实异，或始合而终离。若不一一证明，将有日读其书，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处，亦有身履其地，目睹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愚故于引古之下，必曰某县今某县，其故城在今某县某方，中间沿革颇多，虽不能遍举，其切要者亦不敢遗。郑康成云：“学者既知古又知今。”此穷经之要诀，著书之定法也。不然，则亦有体无用之学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举宏远，非一峰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闾、徂徕、新甫皆泰山之支峰，禹总谓之岱；自蓝田以至盩厔，总谓之终南；自河内以至井陉，总谓之太行；自上洛以至卢氏，总谓之熊耳。后人递相分析，而各为之名，愈久愈多。释《禹贡》者不明斯义，遂谓洛出冢领，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鸟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柏，种种谬说，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终南、则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终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经旨，吾不敢从。至若厎柱、碣石、朱圉、大伾之类，则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盖山陵之当路者，不得不举为表识，未可执前例以相绳，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倾亦名嵹台，外方亦名嵩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吴，又名岳，又名吴岳；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阳山，又名黎阳东山，又名青坛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极矣。今备载以广异闻。又有山所在之县各别，而实非异山者。如碣石在汉之絫县，而《水经》云在临渝，《后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卢龙，地名四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也。嶓冢在汉之沔阳，而《后魏志》云在嶓冢县，《隋志》云在西县，《括地志》云在金牛，《寰宇记》云在三泉，《元大一统志》云在大安，《明一统志》云在宁羌，地名六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宁羌州北及沔县接界处也。至若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谓在陇西之西县，积石在羌中，而杜佑谓在西平之龙支，此又谬误之大者，辩之不厌其详。诸如此类，不可胜道，聊举一隅，以资三反。
《导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无踪迹。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难穷究，纷纷推测，终无确据，不如阙疑之为得也。江、汉、淮、渭、洛，禹迹尚存，无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东徙之后，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复问，先儒皆以王莽河为禹河，故降水、大陆、九河、逆河无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于其西，则邺东故大河之道，犹可案图而得也。济为河乱久矣，至东汉而河南之济尽亡，赖《水经》悉载其故渎，后世犹得因此而略知古济之所行，杜佑辄诋之，非笃论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贡》地理间有于今不同者，或古今名号之殊，或人力开塞之异，或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盖如熊耳为讙举、大别为翼际、恒水为呕夷、卫水为虖池，此所谓古今名号之殊也。荥泽导为荥川，河水引为鸿沟，徐偃通舟陈、蔡，夫差沟通江、淮，此所谓人力开塞之异也。荥、播塞成平地，灉、沮二源壅绝，逆河化为勃海，碣石沦于洪波，此所谓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也。然传记尚有明征，禹功未尽湮没，正可据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圣经之有误，古志之非真，其为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经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称，其在《禹贡》，则漾与沔合亦称沔，漳与绛合亦称降水是也。又有随地异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东流为济，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为支流而异其名者，江别为沱，汉别为潜，河别为漯是也。有伏流显发而异其名者，济溢为荥是也。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此又正名辨分之义，高出《地志》、《水经》者矣。山体不动，其盘其广大者，亦不过占数郡县。若水则源远流长，往往灌注于千里之外，伏见离合，曲直向背，变化无方，名称不一，故撰《山经》易，撰《水经》难。
《孔传》言禹之治水，或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处皆然，绵亘千百里之远，然当时实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吕览》、《淮南子》、《水经注》众口一辞，岂欺我哉。贾让曰：“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厎柱，破碣石。”此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于一己之意，见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为妄。开章壶口、梁山第一功，便说得全无精彩，亦由过泥孟子行所无事之说，谓禹绝无所穿凿。殊不知尧之水灾，非寻常之水灾。禹之行水，非寻常之行水。审如蔡氏所言，则后世筑堤置埽开渠减水之人，皆得与禹功并垂天壤矣。鲧何以绩用弗成，禹何以配天无极哉。
中国之水，莫大于河。禹功之美，亦莫著于河。释《禹贡》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犹弗释也。《导河》一章，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卧疾，一卷《导河》书。禹奠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疏。冀有君山赏，中心郁少舒。班固曾先觉，王横实启之。九峰多舛错，二孔亦迷离。墨守终难破，输攻谅莫施。秪应千载后，复有子云知。”时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所称大河故渎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泊，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烂之区。宋、金以来，为害弥甚。愚故于《导河》解后附《历代徙流之论》，而又各为之图，以著其通塞之迹，使天下知吾书非无用之学，于康成知古知今之训不敢违也。事讫于明，故时务缺焉。
九州之疆界，《尔雅》、《职方》不同于《禹贡》，盖殷、周之所损益也。故必备举以相参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时国土之可考者，略见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战国之所属，然后分配秦、汉以降之郡国，而要以杜氏《通典》为准。盖前此地理诸书，未有以《禹贡》九州分配郡国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虽有沿革，不甚相远。故《通典》之后直接当今舆地。杜氏博洽绝伦，然间有分配未当者，如冀之信都当属兖，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县而当分属二州者，则以有名山大川为标识，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黄河，河南之胙城当属兖，不当属冀。黎阳县有宿胥故渎，渎西属冀，渎东当属兖是也。凡此类悉为之举正。经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虽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备者，必博考而审别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济水，梁东荆西界巫山，豫东兖西界菏泽是也。至于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国不足以尽九州之土，与《禹贡》无涉。唯一行“山河两戒”之说，于《导山》《导水》有默契焉，故时引以证《经》。
郑渔仲曰：《禹贡》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为万世不易之书。史家作志以郡县为主，郡县一更则其书废矣。此至言也。然后世河日徙而南，则兖之西北界不可得详。河南之济亡，则兖之东南界亦苦难辨。华阳专主商、洛，则梁之西北界茫无畔岸。黑水与雍通波，则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极。《禹贡》之书虽存，徒虚器耳。郡县能乱其疆域，山川亦能变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图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贡，皆祭祀燕飨之需，车服器械之饰，吉凶礼乐之用，国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无间然”三语，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征求之滥不可与同日而论，即伊尹之《献令》，周公之《王会》，恐亦属后人依托，借曰有之，则殷、周之志荒矣。今释厥贡，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银、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类，则尤必详致其辨，使知圣人无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厉民以自养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环通，诸侯之朝贡，商贾之懋迁，行旅之往来，外国之享王，皆以达河为至。其水道曲折，经悉志之于州末，兖、青、徐、扬皆由济、漯以达河，荆、豫皆由洛以达河，梁、雍皆由渭以达河，冀之岛夷由碣石以达河，扬之岛夷由淮、泗以达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积石以达河，下文所谓“四海会同”者，具见于此矣。然当时粟米取之于甸服，无仰给四方之事，所运者唯贡物，故轻舟可载，山溪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间陆行，亦不过数十里，圣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后世牛羊用人，若张汤通褒斜之涎，以致汉中之谷，陆运百余里，亦不以为难，其于圣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海之内，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制为五服，以别其远近。甸、侯、绥为中国，要、荒为四夷，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余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蛮之地，不登版图，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为四海。此《禹贡》五服、九州、四海之名义也。宋儒见它书所称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拨弃古训，以四海为海水，四夷为外国。殊不知《禹贡》九州之内，自有中国蛮夷之别。甸、侯、绥三服则壤成赋之区，名曰中邦。要、荒二服为夷为蛮。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郯子岂外国之君长，而大荒绝域亦安能为天子守邪！
禹锡圭告成，唯据十三年中已然之事，录之以成书，其后非必一一尽同也。如舜绍尧肇十有二州，则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浚川，则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时懋哉，不仅如此篇所纪而已也。至于土田之肥瘠，贡赋之多寡，声教之远近，它时亦必有小异。说经者但当就《禹贡》以释《禹贡》，若牵合前后，则反多窒碍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为限，后世犬牙相制之形无有也。水土之功，以决川距海为则，后世曲防逆阞之事无有也。税敛之法，以土田物产为赋，后世口率音律。出钱之令无有也。九州之贡所以给邦用，后世奇技淫巧之供无有也。四海之贡所以表向化，后世珍禽瑰宝之献无有也。达河之道所以通贡篚，后世飞刍挽粟之役无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后世设险守国之计无有也。六府之修所以养民生，后世山林川泽之禁无有也。土姓之锡所以褒有德，后世强干弱枝之虑无有也。武卫之奋所以戒不虞，后世拓土开边之举无有也。声教之讫所以大无外，后世招来诱致之术无有也。想其时民安物阜，别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觉三代以降，号称善治者，犹未免为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礼运》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为老庄之绪余，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学者熟读《禹贡》而有得焉，非惟知识日进于高明，抑且心术渐登于淳古。
己卯，余复入帝城，谒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贡锥指》就正。公览之，喜曰：是书博而不杂，精而能赅，不惟名物殚洽，兼得虞夏传心之要，出以问世，谁曰不宜。余负墙而谢。今春，公寓书天津，以示刘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见称赏，谓从来所未有，复于李公序而行之，诚异数也。嗟乎，积病无憀，终日仰面看屋梁，著书当时，聊代萱苏，今乃重灾梨枣，詅音令。痴符之诮，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元名渭生，字胐明，一字东樵。敬述于御河舟次。
禹贡锥指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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