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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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礼乐之道（下）
《孝经》：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臣按：人君为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善于礼与乐。礼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乐之移风易俗，人多疑焉。何也？盖礼之为用，民生日用彝伦不能一日无者，无礼则乱矣。乐以声音为用，必依永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资礼以用之，有非田里闾巷间所得常闻也，而欲以之移风易俗不亦难哉？夫乐有本、有文，出于人心而形于人声，然后谐协于器以为乐。圣人之论，论其本耳。礼之本在敬，乐之本在和，敬立则为礼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则为乐所以移风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经》此章首以“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弟”为言而继之以此，然不先礼而先乐，而于礼之下即系之曰“礼者敬而已矣”，不言乐之和而和之意自溢于言外。下文所谓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礼之敬也，子之悦、弟之悦、臣之悦者乐之和也，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岂非安上治民而移风易俗之效哉？由是观之，礼乐二者交相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无，是诚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区区求其治效于声音、器数之末，岂知要者哉？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程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范祖禹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者矣。”
朱熹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又曰：“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专言礼之用，而程氏始用《乐记》二语以见礼之不可无和，和便是乐之意。朱子谓严而泰是礼中有乐，和而节是乐中有礼，虽不明言乐字而乐之意自见于言外。臣故列之于礼乐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程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
游酢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李郁曰：“礼乐待人而后行。”
臣按：先儒谓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也，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礼则礼皆得其宜，以和用乐则乐皆合其度，是礼乐皆为我用。苟心不仁，则无敬与和，无敬与和其将奈礼乐何哉？是故用礼乐者必以和敬为本，而和敬又以仁为本。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程颐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
朱熹曰：“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用之谓用礼乐。孔子既述时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盖欲损过以就中也。”
或问朱熹曰：“此礼乐还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之礼乐？”曰：“也不止是这般礼乐，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皆是礼乐，只管文胜去如何合杀？须有个变转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礼乐之在世者有质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胜，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必有王者兴焉，于是损文以就质，使之复得其中；驯至中叶则又渐渐日趋于文，所贵乎在位者随时消息而张弛之，使文与质恒相称而彬彬然，以复其先进之旧，则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称盖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盖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其为道一也。”又曰：“礼乐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礼乐，一家有一家之礼乐，一邑有一邑之礼乐，以至推之天下则有天下之礼乐，亦随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显而后施之也。”
臣按：此章见礼乐为为治之本，然本文只说弦歌，弦歌乐耳而未尝言礼，而注乃谓武城虽小亦必用礼乐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礼乐之说。盖礼乐二者为治之本，相须而成，既有弦歌之声必有仪文之礼，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礼乐以为治，则夫天下之大而可无礼乐哉？后世急于刑罚事功，失古人为治之意矣。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程颐曰：“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椅，一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盗贼至为不道，然亦有礼乐，盖必有总属、必相听顺乃能为盗，不然则叛乱无统，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
朱熹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
臣按：周末文灭其质、礼废乐坏之时，人但知以玉帛、钟鼓为礼乐而忘其本，故圣人以是为言。云云者，谓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辞也。人之言礼乐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礼乐之所以云云者，不在于玉帛、钟鼓之末而在于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
臣按：为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礼乐，故必有德、有位之圣人然后足以当制作之任。虽然，此言创始者耳，若夫承天践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须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选用贤能，发挥盛制，不可如汉文之谦让未遑而安陋就简，以贻后时之悔。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
臣按：所谓六经者，《易》《书》《诗》《春秋》《礼》《乐》也，今世《乐经》不全，惟见于戴《记》中之《乐记》。说者因班固此言，谓《易》以道礼乐之原，《书》以道礼乐之实，《诗》以道礼乐之志，《春秋》以道礼乐之分。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人君为治诚能以礼乐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杂于秦、汉以来功利之私，则古治不难复矣。
欧阳修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
臣按：修之言曰：“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弟、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以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因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纪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修为此言可谓尽古今礼乐之事，后世君臣有志于复三代之治者，其尚视此言以为准则，痛革后世苟简之政而必以礼乐为本，凡其所以施于政治之间者或寓三代礼乐之意于中，庶几今世复见古昔之盛治，岂非万世之幸哉？
周敦颐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朱熹曰：“礼，阴也；乐，阳也。此《太极图》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亦此理也。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鲜不流于慢者。”
陈淳曰：“礼乐不是判然两物不相干涉，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才有序便顺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所以相戕相贼、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缘先无个父子、君臣、兄弟、夫妇之礼，无亲义序别便如此。”
臣按：敦颐此言推原礼乐之本，然必其本立而后备其仪文、度数、声容、节奏之制，不然其如礼乐何哉？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为礼；所安皆乐，故可以为乐。此礼乐之本也。”
臣按：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论，后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为文饰之具，所行不必皆合理，而其所安者乃在于彼而不在于此，凡其所以纷然杂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乐而姑为，是使天下后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礼好乐之名耳，政昔人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者也。吁，内多欲者固不能有仁义，既无仁义又安能兴礼乐哉？
以上总论礼乐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于其君谓：“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缉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疏耳。前此犹有三礼等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自王安石弃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不过习为虚文以供应举。若乃乐之为教，则又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有知其说者而不知其为阙也。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其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但私家无书检阅、无人钞写，迄不能就。而钟律之制，则士友间亦有得其遗意者，窃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而亦未能具也。”臣睹朱氏此疏，所谓以《仪礼》为经而以《礼记》及诸书为传者，虽不见用于时，而其徒黄干、杨复盖已私辑之以为《仪礼经传通解》；所谓士友间有得钟律遗意者，则指蔡元定《律吕新书》也。今《仪礼经传通解》南雍有刻本，已行于世，而《律吕新书》永乐中已载之《性理大全书》中，则朱氏之言虽不见行于当时，而实得表章于圣世。臣窃闻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然当草创之初、废学之后，稽古礼文之事，诸儒容或有未足以当上意者，当时虽辑成《大明集礼》一书，然亦无所折衷，乐则未见有全书焉。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今承六圣太平之治百有余年于兹，所谓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者，兹其时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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