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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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见于唐玄宗所制《孝经序》，其言本何休《公羊传序》，序之言则出于纬经《孝经钩命决》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国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金履祥曰：“《春秋》起隐公元年己未之岁，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鲁旧自有《春秋》，东迁之后书法失周公制作典礼之意，善恶是非不明，虽弑逆之变亦多不书，其实使为臣者不知此义陷于弑逆之罪而不觉，为人君者不知此义前后有谗贼而不见，故孔子因鲁史之旧而修之，使是非褒贬昭然可见，因此而鉴戒明，乱臣贼子惧，致治之法可垂万世，故谓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则《春秋》一书诚圣人志向之所在也。圣人之志在于尊王，然有其德而无其位，虽欲尊王将何以行其志哉？于是假鲁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书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书者无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后之训释者不知圣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为一说，非圣人志矣。惟孟子受学孔子之孙，独得圣人之志于书法之中，而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书，圣人之志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矣，诸儒纷纷之说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张栻曰：“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绝之法著焉，施于万世皆无所遁其迹故也。”
臣按：乱臣贼子之所以惧者，以其所行所为悖天子之典礼、犯天子之刑宪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春秋之时，五伯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已，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
臣按：《诗》以言志，《春秋》以纪事，理虽同而体制则异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岂继《诗》之具哉？而孟子以是为言，而解者曰“《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会朝之诗，《春秋》所纪者岂其伦哉？然谓王者迹熄而《诗》亡，谓之迹则似有所指之处，非泛言也。臣窃意以为，先王盛时，诸侯岁朝于天子，考礼正刑以一其德，天子于是考之正之而加赏罚焉。诸侯既朝之后，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君德之善否、其国政之得失、其民风之美恶见于民俗歌谣之间者皆得以上闻，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赏之典焉。至于周衰，诸侯不复朝觐，天子不复巡守，太师不复采诗，而民间之美刺不复上闻，天子之赏刑不复施于列国矣，所谓《诗》亡也。孔子乃假鲁史以作《春秋》，因诸侯之行事加以笔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赏之意焉。盖《诗》列十有一国之风，《春秋》亦纪二十有三国之事；《诗》有美刺，《春秋》有褒贬，此《春秋》之作所以继于《诗》亡之后也欤？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柏舟》《硕人》等诗皆平王以后之作，焉得谓之《诗》亡？曰是时诗虽作于民间，而不采之以闻于天子，有亦如无，虽谓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诸侯有罪，天子正之，义也；天子不自征，命诸侯征之，亦义也。以诸侯伐诸侯而不禀命于天子，则非义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辞微）而显（义显），志（记也）而晦（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也），尽而不污（谓尽其事实无所污曲），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穀梁传》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议而不辨。”
司马迁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去声），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逆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苏轼曰：“孔子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定犹与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臣按：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韩愈曰：“《春秋》谨严。”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程颐曰：“《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断例始见法之用。”
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曰：“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颐作《春秋传序》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颐谓“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杜预序《左传》亦曰：“优而柔之使自休之，餍而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二子之言前后相契，是诚读书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圣人所亲笔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后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虽及见孔子而不能尽知孔子所以作经之大意，惟孟子以亚圣大贤之资，从学孔子之孙，得其家传而知其大指所在。张载谓惟孟子为能知之，观其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见，其所知非诸儒所及，诸儒千言万语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贬，非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又曰：“《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又曰：“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其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
杨时曰：“《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其理，此经言其用，理既明则其用不难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国曰：“《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又曰：“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国《春秋传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字字有义也。”又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谊之书，后人止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
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张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穷理之要也。观其书，取其大义数十，断为定论而详味其抑扬、子夺、轻重之宜，则有以权万变矣。”
吴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读《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
臣按：孔子删述六经，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删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经乃圣人亲手笔削，凡其平生之心术志意皆聚于一书之中。学者于五经皆当究心，而于此经尤当加意焉。是故天不可测矣，因其运行而测其妙；地不可窥矣，因其生物而窥其大；圣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体。《春秋》之经，圣人之迹，而所以权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圣人，而圣人全体大用于是乎在矣。（以上论《春秋》）
《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经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礼、诸侯冠礼之类，此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小目，有三千条。”
臣按：经礼谓经常之礼，如冠、昏、丧、祭、朝觐、会同之类；曲礼，委曲之礼，如行礼有进退、升降、俯仰、揖逊之类。《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朱熹曰：“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
《汉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越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
韩愈曰：“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之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耶？”
真德秀曰：“韩子可谓好古矣，然以为于今无所用，则亦考之未详也。”
朱熹曰：“礼书如《仪礼》尚完备于他书。”又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又曰：“《仪礼》，经也；《礼记》，传也。”又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
又曰：“《仪礼》虽难读，然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久之自通贯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书曰：“《仪礼》之为书也，于奇辞奥指中有精义妙道焉，于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严于冠、昏、朝聘、乡射，而尤严于丧、祭。后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阙不可考之书，徐而观之，一士也，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杨复曰：“朱子既修家乡、邦国、王朝礼，以丧、祭二礼属门人黄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书乎！秦汉而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习诵，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今因其篇目之仅存者为之分章句、附传记，使条理明白而易考，后之言礼者有所据依，不至于弃经而任传，违本而逐末。”
臣按：古礼之传于世也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也，后世欲复古礼者必自《仪礼》始，然《仪礼》止有士大夫礼而无有所谓天子礼者，必合彼二礼与他书有及于礼者，然后成全体焉。朱子自辑家乡、邦国、王朝礼，其余以付其门人黄干、杨复，仅以成书，名曰《经传通解》，然世有欲复古礼者，尚有考于斯书。（上以论《仪礼》）
《文中子》曰：先师（谓孔子）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又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持循。
臣按：《周礼》一书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书以来，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轻而用之者苏绰也，误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于善用之者则未见其人焉。通谓执此以往专欲用之，窃恐时异势殊，官政事体、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择其切要者而审行之，以此为持循之则，则可矣。必执其书而一按其制，其流极之弊，安知其不与三子同归乎？
唐太宗曰：“《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诚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书》曰：《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执此以往固可见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为之势，又当开国创业之初，所谓“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政是可以有为之时也，乃亦付之浩叹，发为空言，所谓说而不绎者欤？
程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熹曰：“程子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薰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为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则《周官》终无可行之时。须必正身齐家以为之本，则本原其意，持循其制，参酌其宜，以立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坚，积累之久，然后能薰蒸洋溢于天下，使无一人一物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窃恐极天地混沌，终无可行之期矣。
颐又曰：“《周礼》一书，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
张载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诅之类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当时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方是个草本”，而孙处亦言“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也，唐人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噫，临事损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书之本意，乃后人用《周礼》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为持循之本而又因时随事以损益之，孰谓《周官》不可行于后世哉？
杨时曰：“《周官》之书，先王经世之务也，不可不讲。”
朱熹曰：“《周礼》乃周家盛时圣贤制作之书。”又曰：“《周礼》一书，周公立下许多条贯，皆是从广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编布精密，乃周公运用天理烂熟之书。”
熹又曰：“比闾族党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棋盘相似，枰布定后棋子方有放处。此书大纲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之民无不被其泽，又推而至于鸟兽草木，无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谓之裁成辅相，参赞天地。”
熹又言于其君曰：“窃见《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
臣按：朱熹又谓五峰胡氏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阃、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盖宫中、府中宜为一体，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关白外朝之大臣，则人君固有所惮而不肯为非礼，而左右嬖幸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礼导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于无过之地，莫切于此，谓此为三代人君正心诚意之学，岂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世备尽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见其可。”
臣按：自有《周官》以来，六典之设惟见于我朝，前代虽设六部而宰相之官则未尝废也。
吕祖谦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间也，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权、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六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举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志虑不易，视听纯一，易直淳庞而从上之令。父诏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往而非五礼、五乐、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国野、设官分职，何往而非以为民极哉？尝读晋之《国语》，每叹绛之富商韦藩木楗过朝之事，以为富商之饶于财，使之泽其车而华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车服于过朝之际，不敢与士大夫混然无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遗化固隐然在此也。”
臣按：《周礼》一书或以为周公作，或以为非，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传会之说，或谓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或作七论七难以排之，朱熹曰：“后人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又曰：“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观之，其是与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来，顺风气之宜，因时势之常，制为法度，以为民立极，一代有一代之制，盖至周公思兼前王，监视往代，集百圣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详，悉曲而尝，尽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务、周天下之变，此周公作书之旨也。然而其制度多与他书所载者有不尽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互见（九等品举之类），有兼官（公、孤不备数，教官无府、史、胥、徒），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类），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士各随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类），有不常行者（合民询国迁之类）。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诅仇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备也；不徒以检柅君身，防绝祸患，而米盐丝枲，凡所以任贱役者无不及也。使之维持一世则一世之人安，维持百世则百世之人安，维持千万世则千万世之人安。诒谋燕翼，后世岂无僻王，皆赖前哲以免，则周公之用心也，所谓兼三王、监二代，尽在于是。是书之作于周公，与他经不类，《礼记》就于汉儒，则《王制》所说朝聘为文襄时事，《月令》所说官名为战国间事，曾未若《周礼》之纯乎周典也。由此言观之，则凡后儒疑《周礼》细碎者可以洒然矣，若夫后世用之而往往取败者，岂是书之过哉？不善用之者过也。观夫成周享国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于邾、莒，一介弁髦，蕞然拥虚器而立于强诸侯之上，环而顾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独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维持之也，此用《周礼》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假此以济其私，乌可因咽而废食。
吴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职，礼乐政事粲然大备，即其设位言之则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则曰《周礼》。周衰，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与《周官》背驰，始皇又恶而焚之。汉河间献王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遗书，上之，藏于秘府。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著于《录》《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乃前世能识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为非，惟歆独识之，而五官亦复错杂，传至于今，莫敢是正。今本《尚书》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书也，执此以考《周礼》之六官，则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执此以考天官之文，则其所载非统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职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执此以考地官之文，则其所载非敷五典、扰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执此以考春、夏二官，则凡掌邦礼、邦政者皆其职也，舍此则非其职；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执此以考秋、冬二官，则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职也，舍此则非其职。是故天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内史、司士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天官者，如甸师、世妇之类；地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大司乐、诸子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地官者，如闾师、柞氏之类；春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类；夏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衔枚氏、司隶之类，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夏官者，如职方氏、弁师之类；至如掌祭之类，吾知其非秋官之文；县师、廛人之类，吾知其为冬官之文。缘文寻意以考之，参诸经籍以证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礼》出于汉，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记》补冬官亡，未始有异议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复古编》谓司空之篇实杂出于五官之属，且因司空之复，而六官之讹误亦遂可以类考。嘉熙间王次点复作《周官补遗》，元泰定中丘葵又参订二家之说以为成书，吴澂作《三礼考注》，首以是言，且谓冬官未尝亡，而地官之文实亡也。由是以观，则冬官本未尝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谓“惟王建国”，至“以为民极”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国”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职、小司空之职二条，亦如《虞书》之《舜典》实未尝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虽然，自隋唐以来立为六部，率以学校属礼部、财赋属户部，行之实亦良便，后世有志复古以至太平者，师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礼》）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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