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一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与朱熹、张□拭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以荫补入官，后举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少受家学，长从林子奇、汪应辰、胡宏游，又与朱熹、张□为友，尤与朱嘉交往最深。曾居明招山讲学，晚年建丽泽书院。淳熙二年（1175），曾约请陆九渊会朱嘉于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讨论治学方法，意调和朱陆之争。创婺州学派，主要弟子有乔行简、赵焯、朱塾、叶□、楼□、葛洪、陈孔硕、宋□、章中用等。其学本于家庭，不名一师、不私一说，虽然博杂，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深受程颢、程颐学说影响，推祟《伊川易传》。他把“理”或“天理”看作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万物的总则。认为“理”或“天理”无所不在，天地万物同得此实然之理，犹如元气在万物。理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得一名，名虽千万而理则未尝不一。天理永恒存在而不可灭。天理即天命。循理而行，则无覆亡之患。人无论是顺逆、顺违、向背，皆受天的约束和支配，天人无间，相通而合一。他虽把“理”或“天理”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总则，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天命和人心相通。圣人之心，即天之心。还提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东莱博议》）的观点，由此得出“心即道”的结论。并进一步提出“心即天”，没有心外之天；“心即神”，无有心外之神。宇宙万物皆存在于圣人心中，人事的吉凶祸福，皆决定于心。心问、心答、心叩、心酬，名虽为龟卜，实质是卜之于心。末占卜之前，自断于心。卜筮只是为“参之以为证验”。他力图把“理”和“心”两种唯心主义本体论调合起来，故称“人言之岁，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东莱博议》）。关于“理”与“气”的关系，则认为理之、“偏”与“全”，是由“气”来决定。物得气之偏，则其理也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必然全。其认识论，是以自存本心和“反求诸己”为首要。认为失其本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则莫能行。本心存，则能“力行”（封建道德的“践覆”）。学问之道，就是寻回失掉的“本心”。只要能保养好固有的良知良能，则不必外求，此理自存。故主张向内心探索，“反求诸己”。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凡事有龃龉，行有不得之处，要尽“反求诸己”，使表理相应。其人性论，主要继承孟子的性善论，同时又吸收张载和二程的气质之性观点。认为性本善，但气质有偏，因此才与情亦流而偏。圣贤者，能排出气质的影响，保持固有的善心。故强调“存心”，如能“存心”，则自在自得，“怡愉泰安”，达到“与天地流行而不息”的境界。人心是私心，亦谓“外心”；道心是善心，本然之心，亦谓“内心”。人由善变恶，是“外心日炽，内心日消”的结果。人只有通过内心修养，复恢“道心”，才能达到“内心日炽、外心日消”。人生有“善端”，虽“天理”有时被人欲所蔽，但只要“人之一心善端发现”，“天理”则将复，“穷凶极恶之人”也能改恶从善，故提倡“复善”。而“善端”，即仁、义、礼、智。其中仁、礼最重要。“仁者天下之正理”，惟仁者才能好人、能恶人。通过“诚存”、“居敬”才能达到仁、敬守是学者入道之门。他提倡经世以致用，“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为学须要从民生实用上下功夫，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吕东莱文集·太学策问》）。注重研究历史，强调以史为鉴，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遗集·杂说》）。吕祖谦为南宋“吕学”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兼取朱学、陆学之长，带有调和朱、陆的折衷色彩，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祖望评“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著有《东莱集》、《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少仪外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