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先〗（1404-1564年）字达夫，别号念，明吉水（今属江西）人。嘉靖八年（1529）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嘉靖十二年（1533），充经筵官；十八年，召拜春坊左赞善。次年，因忤旨落职归里。家居，常与王门诸子邹守益等切磋学问，然未绝意仕宦，于人才、吏事、国计、民情，“悉加意咨访”，谓“苟当其任，皆吾事也”。嘉靖三十七年（1558），严嵩“以同乡故，拟假边才起用”，洪先力辞不就。一生安贫，不求富贵。洪先早年即服膺王学，以江右王门学者黄弘纲、何廷仁为师，自称为王守仁后学。但他并不专名一师，在服膺王学之后，他又师事朱学学者李中。其学虽得自于江右王门，但不株守门户，而能与其他门派求同存异。罗氏之学，始致力于践履，中归摄于寂静，晚彻悟于仁体；而以“主静”、“仁体”、“异端”三说为最具特色。他关于“心体”的观点与聂豹的“归寂”说深相契合。他持“寂感有二时，体用有二界”的“寂感体用”分离说，认为心有“感”而无“寂”，但心有定体，定体则寂然不动，而“感”无定体，时动时静。因为心体只有“寂”，故虽出思发虑，不可指为见闻，但因其凝聚纯一，故“渊然精深者”也能著明。罗洪先又将心体推广之，用以说明一切事物的根源：因心体本寂，故无论天地万物之错综变化，人伦日用之酬酢应对，其“根”无不本“静”。此为其“吾心”为世界本原的心本论的进一步发挥。他有诗云：“天地即吾心，吾心天地似；万物生其中，扩然无彼此。”（《念庵罗先生集》）根据心体本“寂”的观点，罗提出“致良知”的功夫属静而非动，认为“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虚静而寂”者。“知”属“已发”，“良知”属“未发”，“未发”即“虚静而寂”，因而“致良知”非在“感应”中去致“吾心”之“良知”，去“吾心”之“是非”。故“主静所以致良知”，“主静”为致良知”的入室“门户”。而“主静”功夫当自“戒惧”入手，即所谓“收摄敛聚，自戒惧以入精微”。“主静”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内外两忘”，因为“良知”本无内外。“主静”又须“无欲”，因为“无欲故静”。关于“仁体”说，罗认为“吾心”体物不遗，“合吾与物而同为一体”，因而“仁者”必须“以天下为己任”，这才是“仁体”，才是“孔门教人”的根本，才是天地同流，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下才皆在吾度内。罗氏“异端”之论，乃自“名正学”开始。所谓“正学”，即学为圣贤，不杂他道。圣贤之学，就是“求以复吾之心”而已。因为“吾心之能应”，故有“五伦之交”，又“常不违其本体”，故有“明伦”之实。归根结底，所谓“正学”、“圣贤之学”就是“明伦”、“约礼”之学。罗氏认为，王守仁及其“致良知”之学为“今日”“正学”的代表。认为世之学术，自濂洛之后，不免失于“口谈”之偏蔽；乃至陈献章创立“江门致虚之说”，才使“俗学”为之一变，但于“分殊处”尚欠理会，学术不免失于偏；而王守仁补偏救弊之功，莫过于“未尝废学而言良知”，“不离格物”而“言致良知”。凡是与儒家“正学”或“圣贤之学”相对立的学派，均为“异端”。罗氏主要批判了释氏之“异端”，认为儒、释之辨的分界是如何对待生死问题：儒家不回避生死，佛家则妄图超脱生死。其所著有《广舆图》、《念庵集》等。罗氏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邓以赞曾赞扬他说：“阳明必为圣学无疑，然及门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庵。”（《明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