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滴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更自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四岁而孤，家贫，由母诲教。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甲科，任西京推官。入朝，为馆阁校勘。后历任谏官、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修以风节自持，指论时政切直。庆历中，积极参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被诬为“朋党”，及进《朋党论》。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曾上疏指陈青苗法之弊。好古嗜学，凡周、汉以来金石遗文，断编残简，皆掇拾，研其异同。倡导诗文革新，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反对追求靡丽形式，蔚为北宋古文运动领袖。其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扶持后进之士，创庐陵学派，著名门人有焦千之、刘敞、苏轼、苏辙、王回等。他崇儒排佛。指斥佛为中国千余年来的大患，明哲不惑，而有力者皆欲废去。但欲去复又大集，攻之破复又愈坚，扑之未灭却又愈炽。其原因是不知排佛之方。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仪之教行于天下，此时虽有佛而不得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佛教传人中国。由此可见，佛教所以为患，乘其阙废之时而入，此为受患之根本原因。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虽有佛教也无法施于吾民。昔尧、舜、三代之为政，设井田之法，计口而皆授田，凡有力能耕者，皆有田而耕。税以什一，差其征赋，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尽耕于田亩。又惧其劳且怠而入邪，于是制牲牢酒醴以养其体，以弦匏俎豆悦其耳目，不耕之时教以礼义。设□狩之礼、婚礼、丧祭礼、乡射礼，不单为防乱，而使知尊卑长幼。犹惧其不明。又立学以讲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乡党，皆设学。三代之政如此，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耳闻目见，无非仁义，终身不见异物，佛教无隙而入。及周衰落、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井田废、兼并起，婚丧乡射之礼废。奸民有余力思邪，良民不见礼义不知所从，佛教乘隙而入，民不得不信从。礼义者，胜佛之本。他还斥责任人必专、信之必成的用人之术。认为任人欲专，是拒绝群议，欲尽一人之用，而先失众人之心；信之欲笃，则一切不疑，是不审事之可否，不计成败。违众人举事，又不审计而轻易发动，必百举百失，遭受祸败。然而亦有幸而成功者，则又赞之。以其违众议为其独见之明，以拒谏为不迷惑众论，以偏信而轻发为决事能断。使后君主羡慕此三者，结果一失而遭祸败，悔之不及。可叹前世君主，拒绝众议，而专信一人不能早悟，及于祸败者很多。又指出用人难，而听人言更难，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不是听言之难，而在于听者的明暗。阿谀之言、顺意而悦听；直言逆耳，而易触怒。此非听言之难，而在于听者之贤愚。此皆不为难。若听其言可用，用之则失败；听其言若不可用，然而非如其言则不能成功。此为听言之难。他主张君主应辨清君子与小人，区分开两种不同性质的朋党。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为自然的道理。其实小人无朋，唯君子有朋。因小人所者为禄利也，所贪为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时相党援引，为朋党是伪装，真如见利则争，或利尽而疏远，反目为仇。虽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故小人无朋。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为道义，所行者为忠信。所珍惜者是名节。以其修身而同道相益，以其事国而同心共济，始终如一，此为君子之朋。故君主应退小人之伪朋，而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可大治。修主张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故极力宣扬正统论。认为居天下之正，而统一天下者称正统。尧、舜、夏、商、周、秦、汉、唐为正统。开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亦为正统，如晋、隋。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当是时奋然而起，争天下有功、有德，王威泽惠于生民，遂合天下于一，亦谓正统。他还认为，《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所撰，故终身不言《易》。又撰《毛诗本义》，始辨毛公、郑玄之失，而断以己意。欧阳修继承和发扬了韩愈反佛和文以载道的思想，学《春秋》笔法著《新唐书》，以维护封建正统，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故从祀孔子庙，称“先儒欧阳子”。主要著作有《集古录》、《毛诗本义》十六卷，《左传节文》十五卷，《新唐书》纪、志、表，《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欧阳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