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字默深，清湖南邵阳（今隆回县）人。自幼苦读，年十五考取秀才，后又拔贡。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贺长龄幕中，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捐内阁中书舍人，得以遍览文献。二十五年进士。鸦片战争期间，参与抗英斗争，深感朝廷腐败，非进行改革不可。先后出任东台知县、兴化知县和高邮知州等职。任内兴修水利，有拯饥拯溺之功，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事革职，又被保奏复职，辞谢不出，著述终老。曾师事汤金钊，又问学于姚学□、刘逢禄。与陈沆、胡承珙、胡培□、陈奂、徐松、林则徐、龚自珍等交往密切。认为太虚之精气流动，充盈于天地之间。太虚为万物之真宅。气化无一息不变。在知行关系上，主张行而后知，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无有不行而能知者。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疱丁之一啜。否认生而知之，认为孔丘、周公旦都是圣人，但也还是发奋勤学，熬更守夜地工作和学习。学习努力，中人可易为一智。谓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但又从阴阳之气出发，绘制一幅天上地下鬼神轮回图。认为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晚年无心仕宦，潜心佛教。主张历史是发展的，不能老去翻旧的历书。时愈近，势愈切，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从分封制变为郡县制，从殷周世袭变为贡举、科举，从古代刑罚残酷而变为后世宽大，都是后世胜于三代，三代私而后世公。又谓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而条鞭，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鞭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天下事，人情所不变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主张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反对复古，谓善琴奕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用兵者不泥法。古有乃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主张“势”是社会变化的推动力，是一种必然趋势。认为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当自变。“势”是人群造成的，人所聚而势生。圣贤英雄应顺势，乘天下之势，犹蛟龙之乘云雾。若违背势，则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又谓人聚则强，人散则□，人静则昌，人散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提出“无独有对”，谓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认为矛盾在斗争中发展，称斗争为“逆”。谓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逆则圣，顺则狂。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主张发展到顶点，就会转化。暑极不生暑而生寒；空极不生寒而生暑。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又重视转化的条件和时机。谓秦之方强，九国之师不能人函谷一步，及陈胜中夜一呼，而九州瓦解。故摘果于末熟，视已熟不可同年而语。强调主观能动性，反对天命论，主观人定胜天和自我造命。抨击理学和汉学，力主通经致用。认为汉学禁固人们思想，斥理学为俗学，贬理学家为俗儒。主张读周孔书，必与匡时济世相结合。对内要求改革，对外则要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儒家“耻言利”严夏夷之防，给予猛烈冲击。称赞美国的选举制度。梁启超认为后人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自珍）魏之遗风。好言经术，作《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不傀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熟悉世界形势的专家。利用外国资料研究《元史》，开近代研究《元史》新路。著作有《古微堂集》、《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后有《魏源集》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