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元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尝举进士不中。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所居草屋，程□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草庐先生。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之。后除江西儒学副提举，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1308），召为国子监丞，继许衡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后又升为司业，以程颐《学校奏疏》、胡瑗《六学教法》、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日经学，二日行实，三日文艺，四曰治事。但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故议者以澄为陆九渊之学，已非许衡尊信朱子本意。后澄谢职去。再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因疾作未能到任。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价太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圭、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修《英宗实录》，帝命澄总其事。后请老而归。吴澄在当时声望甚高，“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负籍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元史·吴澄传》）。吴澄世代业儒。十五岁始读朱嘉《大学章句》；十六岁在场屋中识饶鲁学生程若庸，拜程为师，遂为饶鲁的再传弟子。其后，又师事程绍开；程以“和会朱陆”为学旨。澄为学，折衷朱陆两派，而终近于朱。他曾作《道统图》，以朱子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对于道统，他借董仲舒之说，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将道统的历史顺序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将两宋请儒列入近石阶段。对于近古的理学阶段，吴澄从周敦颐到朱熹，按元、亨、利、贞细加排列，朱熹只是处于“利”，而不是终结之“贞”，显然，他自己欲以“贞”为己任。在经学方面，澄完成《五经纂言》。他从青年时即进行五经校注，中年以后，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并探索朱熹的“未尽之意”，费时数十年，到晚年方告成。在诸经中，吴澄于三礼“用功最勤”。他因朱熹筹画之意，以《仪礼》十七篇为经，仿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例，将《礼记》分类编次，纂成《仪礼逸经》八篇，把《礼记》中的《投壶》、《奔丧》、《大戴礼记》中的《公冠》、《诸侯迁库》、《诸侯庙》，郑玄《三礼注》中的《中溜》、《□于太庙》、《五居明堂》，辑成二卷八篇。另外，又将大、小戴记中的《冠仪》、《昏仪》等八篇，与《礼记》中的《乡射仪》、《大射仪》二篇，辑成《仪礼传》十篇。经此整理，使号称难读的《仪礼》得见崖略。吴澄在编次整理的同时，还对其内容以义理加以疏解，探其大义，张大朱熹之说，而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方法。其《书纂言》，从吴□与朱熹之说，疑《古文尚书》及《礼传》为伪书。在天道观方面，他提出，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本于“一气”。“一气”就是“太一”，而“不名为太极”。“太一”即“混元之气”。他称：十二万八干九百岁为一元，一元分十二会，一会为一万八百岁，每会又分为二，即五千四百岁。每个五千四百岁终了时，就是一个毁灭，同时也是另一个五千四百岁的开始，此谓“贞下元”。这个开始即为“混沌太始”，也即“一气”、“混元之气”的出现。此“混元之气”再分而为阴阳清浊之气，于是就有了天地、日月、星辰，乃至万物与人。“太一”不能自行生成与演化，而顺靠“太极”为之。“太极”乃“天地万物之统会”，是“至尊至贵无以加者”，也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太极”之“全体自然”谓之“天”；其“主宰万物”谓之“帝”；其“赋与万物”谓之“命”；“物受以生”谓之“性”；其“具于心”谓之“仁”。“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也具有道德属性，故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他有时也把“太极”说成是理、天理。对于理气关系，他认为“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而“理”为“气”的主宰。在心性论方面，“和会”朱、陆及诸家之说。认为，人性得之于天，而为本然之性，但因其气质不同而有善恶之分。他主张，性有善恶之分。但即使是那些因气浊而恶的人，其天地之性亦在“其中”，只是“拘碍沦染”于浊气而已。对于如何体认天理，以恢复天地之性的问题，他并未沿用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主张从自身去发见善端，扩充善端，此即“身上实学”，这又与陆九渊的先识本心的方法相接近。故他认为为学至要在于“心”，同时，他也推崇朱熹的“格物”和“诚意”之说。其著作除上述者外，还有《三礼叙录》、《批点考工记》等。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时有“南吴北许”之称。人谓吴比许尤为“正学真传，深造自得”。黄百家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诸人可及也”（《宋元学案》）。近人钱基博谓“南宋人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