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爵〗（1493-1549年）字伯修，号斛山。明富平（今属陕西）人。嘉靖进士。官行人，考选御史。嘉靖二十年（1541）上疏言事忤帝，逮系镇抚司，拷掠备至，几死者数，而爵气定。主事周天佐、御史浦□，俱以救爵□死狱中。部郎钱德洪、刘魁，周怡，先后以事下狱，相与讲学不辍。爵与刘魁、围怡读书赋诗，如是者五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三人获释，犹取道潞水，舟中讲学。上复逮三人，时爵抵家甫十日，闻命就道，在狱又三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获释，归二年而卒。爵师事韩邦奇。其学以尽心行己、戒惧慎独为要。认为，中和乃心之本体，未发之中，万物皆备，故为天下之大本。已发之和，大经大法所在，而不可违，故为天下之达道。如怒与哀中节，皆谓之和。致中和，即止至善，即中庸之道。中庸，人理之常，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极。他认为，“尽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轻躁鄙背，及事务琐屑，无益身心，而信口谈论者，皆妄言也”。人作一好事，不可自以为美，不必向人称述，才以为美，便是矜心。无伐善无施劳，此乃圣人切己之学。他特别重视戒惧慎独对尽心修己的作用，认为道心人心，只当以是不是求之，一念发动的不是，则为人心。道心极难体认，扩充戒谨恐惧之功，少有间断，则蔽锢泯灭，而存者寡，故曰“唯微”；人心一动，即在凶险路上行走，丧德灭身，亡国败家皆由于此，故曰“唯危”。他指出，“俨若思”即是戒慎恐惧之意，但功夫尚未到“极至处”，功夫极至处便慎独。使人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发动之际，凛然畏惧，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则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纯一不已，从而合于天。为作到慎独，杨爵也倡导“心静”、“不动心”。认为心静则能知“几”，方寸扰乱，则不能察吾之动是与不是。慎独，亦含独立不惧之义。他认为，“士之处世，须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为。见得义理，必直前为之，不为利害所怵，不为流俗所惑”。对自己的主张能够躬行践履，并且律己甚严，是杨爵为学的可贵之处和显著特色。在其长期的狱中生活里一直保持着这种精神。他曾自记道：“连日天雨，狱中木板皆湿，予体弱少食，因思小儿在外，父子五年不得相见，衣食不能相顾。时张道全、伍天俦二生皆在外候予，与小儿同处，数日消息未闻，为之戚戚。又思素患难，行乎患难，事至于此，皆天命也，当安受之。陈少阳、欧阳彻二公，未尝传贽为臣，以言语自任而杀其身，况予论思之职。敢不尽臣子一日之心乎？尽此心以求自慊，则或死或生，岂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逻者候予，有言日必录，予颇闻之。每见未尝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报者，必笞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报者，又以不似笞之。于是逻者穷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笞。且曰：‘事关于忠义者，愿得数语。’予应之曰：‘吾奏章数千言，字字是忠义，句句是忠义，乃以为非所当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义腾口舌于尔辈之前，是吾羞也。’一逻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应之曰：‘语出于无心者，公记去则予心无愧。若出于有心，是故为巧语，转移天听，以苟免罪难也，予实羞为。况一有此心，是即机变之巧，举平生而尽弃之，天必诛绝，使即死于此。’”“见狱中或有惊扰，呼左右问何事。久而思之，此动心也。身居此地，须要置生死于度外，刀锯临之，从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为学用功处。”（《明儒学案》）所著有《周易辨录》、《中庸解》等。杨爵为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宗羲对其气节深为嘉许，谓其“刚大气，百折不回”《明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