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1053一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北宋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及第。曾杜门不仕十年，潜心研究经史。人仕后，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由张舜民举荐，任荆州教授，四方之士不远千里前往受业。后历任秘书郎、荐作郎、左谏议大夫兼侍读、兼国子监祭酒、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后，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曾以师礼见程颢、程颐有“程门立雪”之美谈。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先生”。闽学创始人。著名门人有王□、吕本中、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等。注重对《周易》、《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的研究，宣传《伊川易传》不遗余力，尤为推祟《中庸》。认为《中庸》之书，是圣学之渊源。他将佛教的某些推论方法融于《中庸》，用以发挥二程的思想。借用《中庸》的“诚”，阐述二程的“格物致知”认识论。他认为，“格物致知”是悟得“万物皆是一理”的方法，致知必须先格物，物格而后才能知至，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皆有其道。但无有诚意，虽有其道，也不能行。所以“格物致知”的前提是“诚”。只有认识事物的主体人，笃信“万物皆是一理”（诚），然后进行推论，才能悟得万物确实是“一理”。故“格物致知”，就是要开始于致知，终止于致知，“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万物“在我矣”。他对二程的“理一分殊”说也有发挥，认为儒家的道德标准是绝对的，故谓“理一”；以此标准对待事物和人生称谓“分殊”。仁是最高的道德观念，由它派生的道德观念是义。人们按这种道德观立官行事，则与天理合一。他主张“存天理、去胜心（人欲）”。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不使人欲搀杂其间，这便是“中节”，也就遵循了“天理”。由此，可达到“人各有胜心”，去掉胜心，而唯存天理，则机巧变诈不作。若怀有胜心，施之于事，必然以自己的是非为正确，其间不可能无有谬误，而又固执不改，机巧变诈由此而生，知命者，就是能事事遵循天理。循天理，遇事则不固执，也就无计较。故依天理行事，上下大小各安其位，朝廷要上下同心同德，也必须明“天理”，“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反之，人们各用智谋，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违背天理，使坠人歧途。为使人们遵循天理，他除推祟《中庸》外，还重视《论语》、《孟子》、《大学》。称《孟子》可使人正心，存善性，从内心上恪守“天理”。称《大学》使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四书》主旨纳入“天理”的轨迹。杨时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斥责当朝上自大臣，下至州县官，皆以欺诞为事。告诫人臣事君，不可佐以刑名之说，使君主失去仁义之心。人主无仁义之心，不能得民心。故人臣应使君主视民如伤，则王道行。主张抗金，反对议和。宣和七年（1125），金军南侵。他建议，要害之地严加守备，边州坚壁清野，使金军自困。如金军攻战略要地。派援兵追袭，使其腹背受敌，则可取胜。并强调，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也不足恃。免役法，京城聚敛、花石纲，其害尤甚。为使人和，废此三者，为当务之急。靖康元年（1126），金军围困京城。他奏对，童贯为三路总帅，兵败丧师。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诫。更不可让宦官执掌兵权防城不能重蹈覆车之辙。力主当立统帅，严明号命纪律，命将出师。当主和派欲割三镇以讲和时，极言河朔为朝廷重地，三镇又为河朔之要藩。一旦放弃，敌骑可长驱直人，不数日可至京师。令三镇之民以死拒敌，应派重兵奇袭敌军背后。但因众主和派的反对，而未被采纳。他反对王安石的新学，称新学为“功利之学”，“败坏心术”。他上书极言，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其著论是邪说，败坏人们心术。奏请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享之像。杨时继承和发扬了二程学说，使其学影响江南士人，传至江西和福建。三传至朱熹而集大成。杨时是从二程发展至朱熹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主要著作有《龟山集》、《二程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