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庵学派(张伯行)〗创始人张伯行（1652一1725）。伯行，字孝先，号敬庵，一号恕斋，清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伯行家学有其子师载承传。其弟子有蔡世远、沈彤、郑文炳、费元衡等。其交游者有方苞、朱□、沈近思、汪份、冉颧祖、陈鹏年等。其从游者有孙嘉淦等。此学派专宗程、朱，不参异说，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践其实。认为圣人之道必可学，但圣人之功不可一赋而致，故应循序渐进，须经历因而知、勉而行，艰险崎岖、千磨百炼的过程，才能“成其确乎不可拔、凛乎不可干之气象”，而且犹“退然不自足”，尚须“随时随事检束身心，考验德行”，“朝夕体察，有一理之末融干心、一事之末协于道，则潜思极虑以求之”，这就是自始至终的困学过程。欲将圣学坚持始终，则必须主敬。张伯行指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万善之理，统于一仁；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他主张，学者当立志远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与天地同体，而后不愧于天地；圣贤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与圣贤同心，而后不负乎圣贤。学者立志，可不远且大哉！”他认为，格物穷理、存诚主敬是为学实地工夫，舍此则非学。“学者为己，须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实，便有间断”。他反对追求货利、放纵嗜欲，“须是无以货利损行，无以嗜欲忘生，无以骄奢败德，而后可以求进于向上一路”。认为学者当奄发有为，不可自卑因循。“学者贵卓然自立，尤贵奋然有为。只一个待宇，断送了古来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兴，便是凡民，凡民自甘为凡民，非天有以限之；无待而兴，即是豪杰，豪杰自命为豪杰，非人有以助之”。他认为，人应该坚守“道理”，经得起贫贱患难的考验，“人必于道理上见得极真，而后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亦必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而后于道理上守之愈固”，“大凡处顺不可喜，喜心一生，骄侈之所由起；处逆不可厌，厌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厌，皆有动于中也。圣贤之心如止水，或顺或逆，以理处之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他特厌恶当时学者中“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现象，指出：“盖务举业，饰文辞，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为先，以纲常名教为重，以孝弟忠信为实修，以礼仪廉耻为防检，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两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于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断未有不为好人者也。学者须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他还痛斥伪君子，谓“天下事多坏于伪君子。今有人焉，观其容貌，君子也；观其言论，君子也；观其威仪、动作，无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间，盖见利必趋，见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而君子、小人之分，则在于喻于义还是喻于利。“观人者，亦观其喻义者为君子，喻利者为小人而已。容貌、言论、威仪、动作，举不足凭，矢天誓日，举不足信也。持此以观人，则小人之情，无所遁矣”。又谓：“何以为学？曰致知力行。何以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处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温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几乎？”张伯行尖锐批评了王学流弊，认为朱熹之学，“为功切实可循”，“但学者畏其艰苦难人”，故“自姚江之徒，以不检饬为自然，以无忌惮为圆妙，以恣情纵欲、同流合污为神化，以灭理败常、毁经弃法为超脱，凡一切荡闲□检之事，皆不碍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谁不去做？而圣学之藩篱决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对于程颐的静坐主张，该学派认为，须加以具体分析，张伯行指出：“伊川先生每见学者静坐，便叹其善学，予谓静坐而思念俱冕者，此坐忘也；静坐而思念纷扰者，此坐忘也。皆不得谓之善学也。须是静坐时，有存诚主敬之功方可。”对于知行关系，此学源认为，二者“有分用处，有交勉处，知是要晓得这事，行是要实践其事，这是分用处。知之既真，则行愈力，行之既力，则知益进，此是交勉处”，二者是既有区别，又互相促进的。此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张伯行《困学录》、《续困学录》、《正谊堂文集》及《续集》，张师载《改过斋文集》、《读书日钞》，蔡世远《鳌蜂学约》、《朱子家礼辑要》、《希文堂集》，沈彤《果堂集》、《仪礼小疏》，郑文炳《周易讲义》、《明伦集》、《性理广义》等。张伯行还曾刊布先儒理学诸书五十余种，汇刻为《正谊堂丛书》。此学派不仅在儒学方面有很大影响，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张伯行曾被誉为当时“理学名臣之冠”，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伯行弟子蔡世远、沈彤后来又分别成为梁村学派、果堂学派的创始人。但近人梁启超则将张伯行讽之为“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