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十卷。隋王通（584—618）撰。通因上隋文帝《太平策》十二篇，为朝臣疑忌，遂弃官而归，以讲学著书为业，仿照《论语》撰成此编，由其子王福郊、王福畴记述而成，其门人又自谥王氏为“文中子”，故此编亦别称《文中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文中子《中说》五卷，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王应麟《玉海》则并作十卷，与今传本吻合，知此编原本为十卷。经过其子的“辨类分宗”后，今本篇序为：《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关郎篇》。书末附《序文》一篇，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福□采录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徵论《礼乐事》一篇等，最后为阮逸后序及福略后序等。因为王通崇尚儒家思想，故书中所论，多以儒家学说为宗。其主要观点为：王氏谨守“中庸”说，认为世间“千变万化，吾尚守中”，以此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以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是人类的教化之本，唯有赖于此，才能治国齐家以行天下。提倡“时异事变”，“通变之谓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反对墨守成规。在认识论上，主张“居近识远，处今知古”，反对“执古御今”，强调“知之者不如行之知者”的进步思想，但同时，王氏又主张“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亦反映了他的保守一面。在名与实方面，主张“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说明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当时佛教大盛，王氏虽主儒学，但也深受世风影响，故在此编中，王氏又提出了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企图从理论上调和“三教”，“三教”归一论，是此编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王氏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儒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旧唐书·王勃传》谓，王通“依《春秋》体例，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可见王氏诸书，较为时人所重，亦为我们研究隋唐之际的儒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参考材料。宋人阮逸为此书作注，题作《文中子说注》，对研究原书思想，提供了很大方便。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本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