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正蒙注〗九卷，清王夫之（1619—1692）撰。为王夫之注解宋张载《正蒙》之书，是王夫之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夫之为学，受张载影响最大，而尤以受张载《正蒙》影响最深。历来为《正蒙》作注者，如宋朱熹有《正蒙解》，明代则有高攀龙、陈伯达，清代李光地、冉觐祖、张伯行、王植等，均不如夫之此注能正确解释《正蒙》的精义，而且夫之借注《正蒙》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发展了张载学说，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对于《正蒙》字句的错误也多所订正。其注《乾称》篇，谓“太虚之为体，气也。气未万象，人见其虚，充周无间者，皆气也“，认为“太虚”不是无物，而是目不可见而却“充周无间”，实际存在的气。而“太虚”之气不是绝对的一体，而是一中有两，这在《参两》篇注中进行了阐发，谓“□□太和，合于一气，而阴阳之体具于中矣“而太和并非绝对之和，而是阴阳二气，相反相成，如《太和》篇注所云：“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而解散仍返于太虚。”其论动静谓为“阴阳之动静”，见《大易》篇注。又谓“动而不离乎静之存，静而皆备其动之理”，见《诚明》篇注。关于理与气的关系，张载把气与神对立起来，夫之认为“神化者，气之聚散不测之妙，然而有迹可见；性命者，气之健颇有常之理，主持神化而寓于神化之中，无迹可见。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见《太和》篇注。以为理乃宇宙间纷坛复杂、千变万化中气之运动之条理，“条理不迷，诚倍不爽，理在其中矣”，同见《太和》篇注。关于诚，夫之认为乃“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诚明》篇注）。关于有与无，夫之谓“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太和》篇注）。谓宇宙乃一大有，气聚而物生，物有形，人谓之有，气散而物亡，气返于太虚，不可见，人谓之无，其实，只是人目所未见之形，不当谓之无，《太和》篇注所谓“无形，非无形也，人之目力穷于微，遂见为无也”。斥佛学“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昧其所以生，则不知其所以死，妄欲销陨世界，以为大涅□，彼亦乌能销陨之哉？”（《神化》篇注）夫之认为人与万物一样，皆禀天地太和之气以生，然又有所区别，谓“神之有其理，有天为道，凝于人为性”，“气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于神气之中”（《太和》篇注），性不能离气离理，神即是气之理，不可象是因象而见，与张载之说有所不同。关于天理与人欲，夫之谓“人欲者，为耳目口体所蔽而窒其天理者也”（《大心》篇注），“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诚明》），以为欲可节而不可以绝，和理并非不相容。谓“王氏（守仁）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谦耻丧，盗贼兴，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乾称》篇注）指斥陆王之学。关于知与行，夫之认为“物之有象，理即在焉”（《大心》篇注），“诚者，天之实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于天之实理，故交相致而明诚合一”（《乾称》篇注），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至当》篇注又谓“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继承与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有《船山遗书》本、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章锡琛校点本、中华书局1975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