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解篇第八二

    【题解】
    本篇着重对儒家经籍以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书”即是指这类著述,因为通篇采用对答的形式,故取名《书解》。
    汉代提倡尊孔读经,用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解说儒家经书以宣扬君权神授的儒生倍受朝廷器重,他们的学说被立为官学,不少人因此爬上博士高位。而对现实有所指责的作者及其著述,因为“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而被斥为“于世无补”的“玉屑”,其前车之鉴就是“身下秦狱”的韩非。那些“远圣从后复重为者”的著述,被说成是不可“采用而施行”的“妄”作。王充指出,世儒说经都是“虚说”,而文儒“卓绝不循”的著作才是“实篇”。“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他强调“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文义与经相薄”,决不能以儒家经书的是非为是非,“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
    对创作问题,王充反对“积闲暇之思”,主张面对现实,“感伪起妄,源流气烝”,认为“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即是说社会是创作的源泉。
    王充把五经和诸子的位置颠倒过来,在五经立为官学的情况下,这是极为大胆的。他借古喻今,为“后人复作”鸣不平,更是对汉代官学的挑战。
    【原文】
    82·1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
    【注释】
    文:这里指文采。
    【译文】
    有人说:“士人的议论高明,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借助文采呢?”
    【原文】
    82·2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扎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睆者,大夫之箦(11),曾子寝疾(12),命元起易(13)。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非唯于人,物亦咸然。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14);龟知(15),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16);人无文,则为仆人(17)。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18),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19),故多文彩。瑞应符命(20),莫非文者。晋唐叔虞(21),鲁成季友(22),惠公夫人号曰仲子(23),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张良当贵(24),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25)。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竹帛所记怪奇之物(26),不出潢洿(27)。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28),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注释】
    答曰:“王充的回答。”以下“答曰”均同。
    文:文华、辞采。质:朴实。
    华:同“花”。
    引文参见《周易·系辞下》。
    扎:同“札”。古代书写用的竹简、木简。
    敷:布,陈列。烈:通“列”。罗列。敷烈:充分表达出来,显现。
    文德:参见61·10注。
    人:当作“文”,形近而误。
    小人:对“大人”而言,指比大人地位低的君子。参见61·7注。
    睆(huǎn缓):光滑。
    (11)箦(é则):席子。
    (12)寝疾:病重卧床不起。
    (13)命元起易:参见55·12注。
    (14)蚡■:同“纷纶”。花纹很多的样子。
    (15)龟知:古人用龟甲占卜以断吉凶,因此就认为龟有智,能先知。
    (16)泻:当作“潟”,形近而误。下同。潟土:不生长草木的盐碱地。
    (17)仆:通“朴”。未成器的东西。
    (18)文:指日、月、星辰。后土:大地。理:纹理,指山川陵谷等。《意林》引《论衡》佚文曰:“天有日月辰星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19)本类:指天地。
    (20)符命:指预示帝王受命于天的吉兆。
    (21)晋唐叔虞:参见54·8注。
    (22)鲁成季友:参见54·8注。
    (23)惠公:鲁惠公。仲子:宋仲子。参见23·19注。
    (24)张良:参见7·4注。
    (25)留侯:张良的封爵。“留”是他的封地,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26)竹帛:泛指书籍。
    (27)洿:同“污”。潢洿:小水坑。
    (28)棘子成:卫国大夫。弥:通“弭(mǐ米)”。止,取消。文:指礼节仪式。棘子成欲弥文:棘子成认为只要具有遵守礼仪的思想就行了,不必要表面的礼仪。子贡讥讽他说,如果把毛去掉,虎豹皮和犬羊皮就没法区别了。参见《论语·颜渊》。
    【译文】
    回答说:“人要具备文和质两个方面才算完美。物有只开花不结果的,有只结果不开花的。《易》上说:“圣人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说出口就成了语言,把简札编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辞书写出来,真实的情感就显现了。体现德行的文采,就是社会的服饰。只见之于文字叫“文”,实际去做叫“德”,装饰在衣上叫“服”。所以说:道德越高的文饰就越多采,道德越明显的文饰就越鲜明。官大位尊的人道德丰盈,他的文饰就鲜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饰就华丽。官高位尊文饰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饰就丰盛。华丽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卧床,让儿子把这种席子换掉。由此说来,以穿的服饰来区别贤人,贤人是以文采的多少来区分高低。愚昧杰出不能分别,必须要靠文采来判断。不仅人类是如此,万物也都是这样。龙的鳞上有花纹,在蛇类中是神物;凤的羽毛有五色,在鸟类中是首领;老虎威猛,毛色花纹很多;龟智慧,背甲上有花纹。这四种动物的躯体花色华丽,在动物类中是圣贤。如果山没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长草木,就是潟土;人没有文采,就是无用的人。土山上不会有麋鹿,潟土上不会生五谷,人没有体现德行的文采就不会是圣贤。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阴阳二气协和,圣贤承受此二气,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祥瑞吉兆,没有不以文采来显现的。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们生下来就很奇怪,有字样在他们手上。张良命该显贵,出逃时与神人相会,黄石老人授以兵书,终于被封为留侯。黄河神异,所以出现河图;洛水神灵,所以出现洛书。书籍所记载的怪奇的事物,不会出现在小水坑中。物以文采为外表,人以文采为根基。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贡就讥讽他。认为文采不足为奇的,是棘子成这类人。
    【原文】
    82·3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
    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注释】
    文儒:指学识渊博、能撰文著书的儒生。
    世儒:指宣扬天人感应的今文经学的儒生。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原儒》:“文儒者,九流六艺大史之属。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为别,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称,又非可加诸刘歆、许慎也。”华淫之说:华而不实的议论。
    绍传:断承。
    【译文】
    能著书立说的是文儒,能解释经书的是世儒。两种儒生同在社会上,不知哪一种更优些。有人说:“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解释圣人的经书,解释贤人的传述,意义道理广博,没有不见实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职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经博士,聚集了许多门徒,招引会集了千里之外的学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于后代。文儒发表的是华而不实的议论,对社会毫无补益,所以没有固定的官职,不见他们有一个弟子门徒,他们本人死亡之后,没有人继承他们的学业。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原文】
    82·4答曰:不然。夫世儒说圣情,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11)?
    【注释】
    “情”字下疑脱“文儒”云云五字。文儒、世儒并言,故谓其“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今本脱此五字,则“世儒”失所比较。据文意,“世儒”前疑脱“文儒”二字。
    非事:不急之务,平常的事情。析第:区分等级高低。
    折累:判断比较。“折累”疑当作“析累”,析累犹“序累”。
    俊乂(yì义):贤能的人。
    明:显明,此指出名。
    周公制礼乐:《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
    陆贾:参见8·10注(14)。司马迁:参见3·4注(18)。刘子政:刘向。参见13·5注。杨子云:参见3·4注(16)。
    申公:申培,又称申培公,鲁人,汉文帝时立为博士,他注释的《诗》被称为《鲁诗》。是西汉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
    千乘(shèng剩):郡名,在今山东北部。欧阳:欧阳生,西汉千乘郡人,字和伯,以精通《尚书》闻名。公孙:可能是指公孙弘,汉武帝当过丞相,被封为平津侯。据史籍记载,公孙弘以精通《春秋公羊传》著名,而不是《尚书》:“公孙”前后疑有脱文。
    太史公:即司马迁。他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了申公、欧阳生、公孙弘的事情。
    (11)廑(jǐn仅):通“仅”。
    【译文】
    回答说:并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他们的著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考察古代贤能的人著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出名。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进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流传。周公制礼作乐,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孔子编写《春秋》,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周公、孔子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子来论证人才。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阳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道他们。凭自己的学问出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出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高明呢?
    【原文】
    82·5或曰:“著作者,思虑间也,未必材知出异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试使庸人积闲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杨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卿、子云为相,赋、玄不工籍(11)。”
    【注释】
    间:同“闲”。闲暇,有空闲。
    或:据文意,疑当作“何”。
    成篇八十数:写成八十多篇文章。这里暗指《论衡》一本。
    昃(è仄):太阳偏西。日昃不暇食:传说周文王因为忙于处理国家大事,太阳偏西了,还没有工夫吃饭。参见《尚书·无逸》。
    沐(mù木):洗头。一沐三握发:传说周公礼贤下士,忙于接待,洗一次头就要中断三回。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司马长卿:司马相如。参见42·8注。公卿:三公九卿,泛指高级官吏。《子虚》:《子虚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此赋全文保存于《史记》及《汉书》本传中;《文选》则以其前半题为《子虚赋》,后半题为《上林赋》。
    中郎:皇帝的侍从官。
    《太玄经》:参见39·3注。
    《法言》:参见56·14注。共十三卷。
    (11)“籍”字疑当在句首“长卿、子云”之前。“籍”即“使”之意。
    【译文】
    有人说:“从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罢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众不同于平常人。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如果让从事著述的人,总揽各方面的事,掌管国境之内的职责,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还有什么空闲去从事著述呢?假使让一个平庸的人把闲暇时的思虑积累起来,也能写出八十多篇文章。周文王忙于政务太阳偏西也没有空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来接待客人,还有什么空余时间悠闲自在地用笔在简札上写出美丽的文章呢?孔子写成了《春秋》,是因为没有被周天子重用。司马长卿因为不能参预公卿的事务,所以能写成《子虚赋》。扬子云因为只当了中郎这样一个闲官,所以才能写成《太玄经》和《法言》。如果孔子能当上君王,《春秋》就写不出来;假如司马长卿和扬子云做了丞相,《子虚赋》和《太玄经》就不会有如此的巧妙。”
    【原文】
    82·6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谓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虑间也,周法阔疏,不可因也。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子云,二子之伦也。俱感,故才并;才同,故业钧。皆士而各著,不以思虑间也。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官弥剧而识弥泥。居不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11),虽无忧,不能著一字。盖人才有能,无有不暇。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著。有鸿材欲作而无起,细知以问而能记(12)。盖奇有无所因,无有不能言,两有无所睹(13),无不暇造作。
    【注释】
    谓:通“为”。此文说文王因演《易》而不暇食,未知所据。
    《韩诗外传》、《史记·鲁世家》、《说苑·敬慎篇》记载周公一沐三握发,并谓敬贤下士而然,此谓因为周改法,又是一种说法。
    周道:指周代的礼仪制度。
    据文义,“休思虑间也”当作“非思虑间也”。
    管仲、桓公:参见3·2注(12)。
    九:形容次数多。
    商鞅、孝公:参见1·5注。
    二子之书:指《管子》和《商君书》。
    士:通“仕”。做官。
    泥:疑为“深”字形误。此文义无取于“泥”字。
    (11)嚚(yín银):顽固。
    (12)句上脱“无”字,“问”为“闲”字形误。
    (13)“两”字误衍。
    【译文】
    回答说:周文王忙得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空去吃饭,这是为推演《易》和增加卦数。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这是忙于为周朝改订法度和制礼作乐。周朝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写作《春秋》,并不是因为他有空闲时间来思考,而是因为周代的礼制已经不完备,不能再沿用了。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发自内心而写作,哪里是闲着无事而写作以免荒废日月呢?这乃是对虚妄有所感触而引起的,就像水源会流淌热气会蒸腾一样非写不可。管仲辅佐齐桓公,以致于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商鞅辅佐秦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王之业。然而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有几十篇之多。司马长卿和扬子云,也是管仲、商鞅这类人。由于他们都有所感触,因此才干不相上下;才干相同,因此学问相当。他们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空闲。过问的事情越多见识也就越广博,官务越繁忙见识也就越深厚。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文思不来下笔就不流利,顽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无所忧虑,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人才有能与不能,而不在于有没有空闲。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没有具备才智而不能写作的人。有才智很高想写作而无所缘起的人,没有才智很低而由于有空闲就能记录成文的人。大概奇才有无从下笔的,没有不会写作的,有看不到的,没有缺乏功夫进行写作的。
    【原文】
    82·7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槃解;辅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则有所自,篇章数百。吕不韦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韩非著治术,身下秦狱。身且不全,安能辅国?夫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
    【注释】
    罢(pí皮):通“疲”。疲惫不堪,消耗殆尽。
    槃:通“般”。快乐。解(xiè谢):通“懈”。懈怠,无所事事。此处文句疑有脱误。偪:同“逼”。催逼,推动。
    此处疑当有脱文。
    吕不韦:(?~前235年),卫国人,战国末年曾任秦相,因阴谋叛乱,被秦王政撤职罢官,贬居洛阳。后因继续搞阴谋活动被发觉而畏罪自杀。《春秋》:指《吕氏春秋》,亦称《吕览》,二十六卷,是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为杂家代表作。
    举家徙蜀:吕不韦自杀后不久,全家也被流放到四川去。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淮南王:刘安。参见24·5注。道书:这里指《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只流传内二十一篇。
    灭族:古刑之一。《书·泰誓上》:“罪人以族。”孔传:“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韩非:参见21·12注。治术: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这里指《韩非子》一书。身下秦狱:战国末年,韩非到秦国。由于李斯、姚贾嫉妒他的才能,他被害死在狱中,事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译文】
    有人说:“凡是著书立说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经穷尽,居官位就不能胜任职责。大约人的思想偏重于某个方面,那么精力也就会在这方面用尽。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经到了极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尽。考察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处在闲散无事的地位;至于辅佐将要倾覆的社稷,安定将要危亡的国家,这不是著书立说的人所能做到的。有所推动,有所坚持,就会有所开端,写出成百篇的文章来。吕不韦写《吕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祸至全家被处死;韩非著《韩非子》一书,自己被害死在秦国的狱中。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长,在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写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原文】
    82·8答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蛢弹雀则失■,射鹊则失雁;方员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使干将寡刺而更击,蛢舍鹊而射雁,则下射无失矣。人委其篇章,专为攻治,则子产、子贱之迹,不足侔也。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11)。吕氏横逆(12),刘氏将倾,非陆贾之策,帝室不宁。盖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知立功,有起则以其材著书者也。出口为言,著文为篇。古在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13)。人古今违属,未必皆著作材知极也。邹阳举疏(14),免罪于梁(15),徐乐上书(16),身拜郎中(17)。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韩蚤信公子非(18),国不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19),非以著作材极,不能复有为也。春物之伤,或死之也;残物不伤,秋亦大长。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20)。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注释】
    “有身”错倒,当作“身有不暇徇也。”
    干将:传说中古代著名的宝剑。
    一旦:一时,同时。
    蛢(bìng并):一种甲壳虫。此字可能有误。据上文以“干将”为喻,“蛢”可能是一种弹丸的名称。■(lǚ吕):■(lán兰)■,布谷鸟。
    员:通“圆”。
    攻:当为“政”之误。政治本连文,此正承上文而言。
    子产:参见11·14注。子贱:参见13·2注。
    侔(móu谋):等,齐。
    虞卿:参见39·8注。
    马上之计:指使用武力的主张。
    (11)高祖粗纳采:《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而有%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著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
    (12)吕氏:指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以及她的侄子吕产、吕禄等人。吕氏横逆:刘邦死后,吕后、吕产、吕禄等人阴谋篡权,陆贾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多次计议,终于消灭了吕禄等人,迎立汉文帝刘恒,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参见《史记·郦生陆贾刘传》。
    (13)二“章”字,疑皆当为“辜”之字误。“违属”疑当为“连属”,亦形似之误。此文本作“如不作书,犹蒙此辜。辜之祸人,古今连属。”
    (14)邹阳举疏:参见39·8注(13)。
    (15)梁:指梁孝王刘武。
    (16)徐乐:参见3·3注。
    (17)郎中:皇帝的侍从官。
    (18)韩:指战国末期韩国君王韩王安。蚤:通“早”。公子非:指韩非。
    (19)如:据文意,疑为“妒”字之形误。
    (20)疑此处文句有误。
    【译文】
    回答说:人有优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时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时候。并不是由于低劣,而是心思没放在这方面;并不是由于笨拙,而是精神没有集中于这方面。心中存有某种志向,就会连泰山也看不见;思想达到了某种境地,自己就没有空闲来有所谋求。世人称赞干将的锋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剑刃不锋利。而是同时不能起两种作用。用蛢弹雀就不能同时弹■,用弓射鹊就不能同时射雁;方和圆不能同时都画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时两边都看见,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一件事也做不成。如果干将不用来刺而改为砍,不用蛢射鹊而改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来,一定能射中而不会失误了。人如果放弃他的写作,专心搞政治,那么子产和子贱的事迹就不值得一比了。古代著书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业的人,只是没有受到重用。管仲和晏婴,功业和著书都有所建树;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汉高祖得天下之后,使用武力治国的主张没有改变,陆贾写出《新语》,汉高祖大体都采用了。吕氏阴谋篡权,刘氏的天下将要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政策,汉家帝室就不会得安宁。有才智的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乱世,就会去建立功业,有所感触,就会以他的才智从事著述。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原文】
    82·9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夫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注释】
    “夫”当为“失”之脱坏,“传”疑当在“经”之下。此文当为“各穿凿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
    蕞(uì最):细小。蕞残:支离破碎之物。
    箧(qiè窃):箱子。
    西汉桓宽《盐铁论·相刺篇》:“玉屑满箧,不成其宝;诵《诗》、《书》,负笈,不为有道。”
    【译文】
    有人说:“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因此说:‘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原文】
    82·10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灭,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11),皆传记所称(12),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与蕞残?《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不欢(13),《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14)。史记兴,无异书(15),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16),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17),非通览之人也。
    【注释】
    经: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传:《释名·释典艺》:“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
    记:《仪礼·士冠礼》贾疏:“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据文意,下“书”字当作“传”。
    韪(wěi委):是,对。
    “常”当为“尚”字形误。“令人”二字为“今”字讹衍。“到今尚不缺灭”,是说未遭秦火焚烧。
    横议:指李斯主张焚烧儒家经书,并不准保存流传。
    “休”当为“徒”之坏字。
    分拆文字:指进行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解释。
    诸子:指先秦诸子的著作。
    尺书:参见36·5注。
    (11)俱:指解释经书的人和诸子百家两方面。鸿:通“洪”。大,指博学。
    (12)传记:指历史著作,史书。
    (13)不:据文意,当作“民”。
    (14)史记:指古代史官的记载。
    (15)此处文句当作“史记与书无异”。
    (16)章句:指经书的段落字句。扣:同“叩”。问。
    (17)初:疑“当”为“仍”字之形误。既言“师师相传”,不得云“初为章句”。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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