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回 拒借款汪大燮出差 遭大丧袁尚书入卫
    第廿一回  拒借款汪大燮出差  遭大丧袁尚书入卫
    话说汪大燮说称与英人借款自办,作为废了草合同,袁世凯亦以此说为是。然自汪大燮去后,袁世凯满意于销假后到部办事,即照此议做去,但念:“虽然与英人借款,只怕苏浙人士仍要反抗,终没有了期。总要寻点法子,令苏浙人士说不得后话才是。”故于到部之后,即与汪大燮商议道:“现在外交,种种棘手,国民总不谅我们艰难。只望外人不再索权利就罢,那里能够把已让的权利收回?今足下所议,改为借款一层,自是善法。因前者督办大臣盛宣怀,办事不大妥当,以至于此,今除了改为借款一层,再没善法了。但怕苏浙人仍有后言。总要想个法子,令苏浙两省人依从了之后,不能反悔才好。”汪大燮道:“大人之言,实见得到。惟是国民之心,不审交涉的烦难,只称力争权利,坚持到底。怕借款一层,国民依然不允,又将奈何。计不如先与英人商妥借款,然后告知苏浙两省。如再有反抗风潮,只说已经商妥,不能再议便是。”袁世凯道:“这恐不能,怕那时国民又说我们掩住国民耳目,暗地把国权断送了。今不如仍告知苏浙人,以惜款一层为转圜办法,叫苏浙人磋议如何?且现在苏浙人大股未集,借款两字,或可从允。”
    汪大燮仍不以为然,踌躇道:“若叫苏浙人磋议,怕国民只把争回权利四字做口头禅,一经会议,人多口杂,又易反抗。
    以小弟愚见,今苏浙人为争回路权四字,已立了团体,不如电致他们,叫他们选举代表来京,与我们同见英使会商。待他们到京时,然后晓以利害,说称惜款一层,为不得已之办法,再不能更改的,较易妥当。”袁世凯即点头说了两声“是”。满意即行电致苏浙人士,使选举代表来京会议,不想借款筑路的办法,自汪大燮见过英使之后,新闻已传遍了,直弄得汪大燮等遮隐不得,即告知袁世凯。袁世凯亦大怒,以为国家交涉重事,未有成议的,只有点风声,即被新闻纸传播,办事更大难了。
    汪大燮便一力怂恿请袁世凯,立即要筹个限制报馆的善法。
    但当时已传出借款一事,料不能隐讳,因此把电致苏浙人士的电文,声明已改议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即废了从前草合同,并叫苏渐人士,无论如何,请即派两省代表来京,与英使会议,这等语。不料苏浙人士得了这道电文,无不哗然,以为借款筑路,以路抵押,将来兴工行车购物及一切用人行政,都是受制于他人,是名为自办,实不是自办的了。就中就有争路为首的几个人,立开大会,研究此事。并请了在籍前任大学士王文韶及前任巡抚陆元鼎出来,大家会议。以外部以自己股本未集为词,主张借款;今一面先行集股,一面于本省选举总理人,决意自行筑路。仍恐外部以为叫自己派代表入京,自己如不派时,反为外部借口,故仍又一面选派代表,声明代表人的权限,只合会议废约,于惜款筑路一层,亦不承认。那时外部袁、汪两人,真无可如何。
    且浙人当先行集股之时,旬日之间,已得银数百万,即行电告外部,以国民附股踊跃,决意自办,又请王文韶电告军机,请代奏,以渐人自办,实有力量,不愿借款。恰那时陆元鼎方应召入京,故又请陆元鼎面奏草约应废,并以汪大燮为浙人,竟抗违舆论,主张借款,因此又宣布不认汪大燮为浙人,并电请军机,革汪大燮以谢天下,这等事情。直弄得汪大燮无法,只望代表到京,把个为难的情形向代表细说,或可以迁就。
    不提防等到代表到京之时,那些代表员到了外务部,那袁世凯以为汪大燮是个浙江人,于代表员必有点感情,说话较易,故令汪大燮与代表员相见。准各代表员到部时,见了汪大燮,已为眼中钉刺,更说不下去。并说道:“袁军机是本部尚书,所有交涉,是他主政,应请他面商才好。”汪大燮道:“袁军机现在身子不大快畅,难以见客。若各位同乡先生,有什么赐教,即向兄弟面谈,自可以转达的了。”各代表员道:“弟等为接到部电,要派代表来京会议。弟等不佞,谬承选举,故不辞劳瘁,以公事要紧,千里来京。只道袁军机有高见赐教,今反不得一面,是着代表来京,亦属无用。”汪大燮道:“兄弟已承了袁尚书之命,故敢出来与各位相晤。倘若不见信,待兄弟回复袁尚书便是。”各代表员道:“不是不见信,只怕汪大人妥商之后,袁尚书复有后言,是此次已多费唇舌了。”
    就各代表员中,有一人恐汪大燮不能下场,亦不好意思,即道:“如汪大人既得有袁尚书所嘱,若有高论,亦可赐教。
    但事须迅速,因苏浙已陆续集股,故弟等来时,定限留京十天,便要回省复命,故方才所言,不过防与汪大人处谈过之后,又要再晤袁尚书,太过耽搁时日,于弟等实有不便。如汪大人处,既得有袁尚书意思,准可赐教。”汪大燮道:“现在外交的烦难,是列位同乡知道的。此案的错误,全在盛宣怀糊涂,留落这些首尾,令我们棘手。今外人只坚持不允废约,经交涉数次,几于舌敝唇焦,仍相持不下。若改为借款自办,或可转圜。除此外亦再没有办法了。”各代表员道:“某等蒙乡人推举,谬充代表,所有权限,只能商议废约,此外实非某等所敢与闻。”
    汪大燮道:“某亦何尝不望废约,但外人坚持不允,亦无可如何。欲与之决裂,又自度本国势力,不容易做到。因此左右为难,穷于应付。今所议虽为借款,但并非以路权抵押,亦是自办而已。不知诸君何以坚执不允?”
    各代表员道:“纵不是以路权抵押,但所购材料及聘用工师,不得自由,与失权何异?”汪大燮道:“诸君此言,似乎近理,惟有想不到处。今中国制造未广,材料纵不购诸英国,亦必购诸外人;就以工程师而论,中国人才尚少,亦须向外国聘请,是并无吃亏之处,诸君当可释疑。”各代表员道:“材料及工程师虽要靠外国,但使权自我操,材料可以择价而购,工程师亦可由我去留,毕竟是不同的。”汪大燮道:“条约里头可订明材料价值,不能较别国尤贵,即工程师如不称职,亦可由我开除,如此并非受人挟制。若谓借款要吃亏佣钱,今我们已声明,经手的佣钱仍归公司,若谓借款必须纳缴子息,想自办的股本,亦何尝不要纳息?诸君细细研究,自可了然。在兄弟非必把持,以惜款为是,但于万不得已之中,故筹此一策。
    况两省股本未集,今借款又得现成,可以立刻兴工,借人之财,以办我之路,有何不可?”
    各代表员道:“借款两字,流弊不可胜言,仓猝间难以尽述,总之损失权利,实所不免。若大人以集股艰难为虑,须知现在人情踊跃,旬日之间已集得数百万。现今又分各府各县担任,想股本是不难的。”汪大燮道:“有无流弊,只看所订条约何如耳。”各代表员道:“此话自然能说得出,但历来交涉,时时说谨慎磋订,实没一事不吃亏,又安能保此条约,必无流弊。”汪大燮道:“此亦诸君过虑耳。且尤有一说,诸君以为人心踊跃,集股自易,但恐认股虽易,交股就难了。”
    各代表见汪大燮说出此话,以为汪大燮太过小觑自己两省,心中不悦,即道:“广东人把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瞬息间集股四五千万,难道苏浙两省之力,就不及广东一省不成?”汪大燮道:“这却比不得。广东人以一时之气,像与岑春煊赌赛一般,所以如此。若寻常集股,却不容易。”各代表员道:“此次苏浙人亦激于义愤,集股亦未尝不易,汪大人处若不见信,请准由商办,若办事人集股不成,任从治罪亦可。”
    汪大燮此时,觉没得可答,只说道:“那有集股不成亦可治罪之理,但外人苦苦不允废约奈何?”代表员道:“此是草合同,不是正约,不要混说。因草合同未经朝廷签字,不能作正。以外人逾期不办,先自背约,应可废弃,作为无效。”汪大燮道:“我何尝不知此理,但自念国势力弱,一经决裂,必须言战,实无可以抵御之法。”各代表员道:外国只系商人谋办此路,他政府未必为之兴师。且他自背约,公法上实说不去。”汪大燮道:“到今日的地位,看我们中国的光景,那里说得公法。”
    各代表员至此,见汪大燮苦苦以战事恐吓,即道:“大人处所言,非我们所敢参议。战和两字,自有政府裁度。我们代表,只为路事而来,所有权限,只能与闻废去草约,余外皆非我等权限所及。此说方才早已言明,若大人见谅,自是好事,倘若不能,我们惟有回省照复,不必更说其他。”汪大燮此时,觉不能再说下去,即道:“不过彼此参酌,并无别的。诸位不必便回,待我把诸位宗旨及所有权限,向袁尚书细述,然后再商便合。”
    各代表便即辞出。回至寓里,暗忖:“今日听得汪大燮言论,全是把持。只把外交烦难来推倭,又只把战事来恐吓。看将来,一切什么归外人所办,及什么借款自办,统通只是汪大燮把持。若汪大燮不去,此事终没了期。”立即把相见问答情形,寄复本省。至此苏浙人士皆嫉汪大燮,以为袁世凯的主意,只系汪大燮一人播弄。故又纷纷电致北京政府里头,力斥汪大燮之非,并申明代表员到京的权限。又攻击汪大燮误国媚外,速宜治罪等语,弄得汪大燮手足无措。随后各代表员以此事终难转圜,因汪大燮并不言及可以自办的话,屈计十天期限已满,只得函告外部,要如期回省,即附轮南返。
    那汪大燮老羞成怒,转向袁世凯面前,说许多苏浙人的坏话,反令袁世凯愤怒。因误国媚外这一句话,汪大燮也指是苏浙人谩骂袁世凯的,那袁世凯安得不怒?因此不免坚持借款自办一议。后来毕竟民气难抗,英人又肯顺些情,把此件交涉放下了。朝廷又知汪大燮为国民仇视,即把汪大燮离开外部,派为出使英国考查宪政大臣,使离开北京。所以当时苏浙的人,又不免多集怨于袁世凯。这都是后话,倒不必细表。
    单表袁世凯自任外部尚书军机大臣,最后一年,正是光绪三十四年。那时光绪帝日在病乡,到了初冬时候,病势更重,也聘过几个御医请脉,终不见有点起色。偏又事有凑巧,到那时清太后又染了一病,颇觉沉重,也到颐和园养病去了。那时两宫既病,故十月内一连十数天也没有视朝。
    偏到十月二十一那一天,光绪帝竟一病不起。当时宫中不免纷乱,因光绪帝登位之时,论起昭穆,本有些不合,因同治帝殁时,也没有储君,就以光绪帝人嗣,不过仿兄终弟及之制。
    故当时就有人议论,以为同治帝没时,应立同治帝的侄子方为合法,今仿兄终弟及之理,与当朝家法不合。不过太后以若立同治弟的侄子,就须立恭亲王的孙儿,怕恭王当权,实于自己不便,是以改立光绪帝。这样,全是当时太后的私意,为自己执权起见。又因故立光绪帝之时,先把同治帝的死事隐住了,早令恭王查勘万年吉地,使他先离了京城,然后令直督李鸿章带兵镇住北京,方才将光绪帝登位的。有这个形迹,益令人思疑。是以当时大臣,纷纷入奏。
    更有一个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递了一本奏折,即行自尽,这样唤做尸谏。他折内的大意,以为光绪不应登位,将来必成个争立之祸;虽太后谕旨中,有说明待光绪帝生有太子,然后入继同治这等语。但若光绪帝一旦无子,将来必纷纷争讼,故请当时太后不宜一误再误,当先立那一人为同治承继的,待光绪身后,即行即位,以免争端。果然被他说中了,到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那天殁时,竟然无子。
    清太后忆起吴可读一奏,又因那时恭王一派人甚盛,容易争立,故清太后一意要立光绪帝的侄子,总须一人入宫坐镇才好。猛想起当时朝中,惟袁世凯一人,最有机变,就令人官护卫。正是:嗣位既思扶幼主,镇宫还要靠权臣。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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