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三回 进图画郑侠谏主 咏诗句苏轼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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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王安石逐去了正人君子，满朝都布置了他的羽党，自然可以任意而为，更加狂妄，竟将太祖所定的更戍法，也改为保甲法、免役法；又更定科举法，专用经义策论考试，废去诗赋，令士子于诗、书、易、《周礼》、《礼记》及《论语》、《孟子》，专治一经。考试分为四场，头场考专经，二场兼经大义，共十篇；三场论一篇；四场策问三道；礼部试加两篇；殿试专考策，限千字以上。考中者，分为五等：第一、第二等，均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
次年苏轼放了主考，因为安石常劝神宗，独断专任，他便出了个策题，是“晋武平吴，独断而胜；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之子而败，事同功异。”命考生各抒意见。安石知道，不觉大怒！暗令御史谢景蕴，诬奏苏轼，从前丁忧回西蜀时，沿途乘舟载货，商贩牟利。诏旨经过各处地方捕拿篙工舟子讯问，毫无影响。苏轼自请外调，乃命通判杭州。到了熙宁七年，天气亢旱。从去年七月，至今四月不雨。神宗不胜忧虑！召见宰相，欲将不好的法度，尽行停办。安石道：“水旱偏灾，乃是常有的事，只要略修人事便了。”神宗蹙然道：“朕正恐人事未修，所以如此。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嗟怨，自近臣以及后族，无不说是弊政，看来不如罢免为是。”参政冯京，亦应声道：“臣亦闻有怨声。”安石愤然道：“士大夫不得逞志，所以訾议新法。冯京独闻怨言，便是与若辈交通往来，否则臣怎么没有闻知呢？”神宗默然。安石、冯京，各各挟恨而退。未几，神宗即下诏求直言。诏中痛责自己，语甚沉痛，相传为翰林学士韩维手笔。
这道诏书传出去，有个福州人郑侠，本为安石所提拔，新由广州司法参军任满入京，升为监安上门，先去面见安石，力陈新法不便。安石不理。现在见了求言诏书，便把沿途所见百姓困苦情形，画成十二幅《流民图》，连同一道请罢新政的奏章呈上去。岂知閤门上早已得了消息，不肯递进，退了回来。郑侠无法，只得假说有紧急秘密军情，发马递送到银台司，转达御前。
神宗拆开观看，见是十二幅《流民图》，另外有个夹片，上面写道：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槁，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闻毕，已觉恻然！又打开图来看时，画的都是东北一带正遇荒年，再加上追呼紧急，一班百姓在风沙困顿之中，扶老携幼，奔走号哭。有的一身疮疡，面黄肌瘦；有的身上衣服，七零八落；甚至裹些芦席稻草；有的在那里掘草根树皮，当饭充饥；有的带着脚镣手铐，还有几个差役，恶狠狠的赶着乱打；有的拆下自己住屋的木石材料来卖了偿还官帐。郑侠的画法，本来传神维肖，直将那些流民呼天不应的神情，绘得活现纸上，就是铁石人看了，也要流泪，何况神宗原是爱民的皇帝，当下翻来覆去，把画图看了又看，不住的短叹长吁。看完了，将图卷好，收在袖内，带进宫去，这一夜哪里还合得眼！
次日黎明，特颁谕旨，命开封府，酌收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裁减熙河兵额，诸州体恤民难，青苗免役，权息追比，方田保甲，并行罢免。这诏一下，百姓尽皆欢呼相废，那上天却也奇怪，顷刻间兴云布雾，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顷盆而下，农田一齐沾足。宰相等都进朝叩贺，神宗便把郑侠的《流民图》，取出与观，并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早来奏报。群臣没有话说，只是免冠叩头。
王安石又施出老法子来，连章求去。一班狐群狗党，知道神宗忽然有这番举动，都是郑侠弄出来的，莫不咬牙切齿，把他痛骂。曾布想了一会道：“我们在背后骂他，有甚用处。他擅发报马，应该有罪，何不借此处治他，以泄愤恨呢？”众人同声称是。安石忙下劄子，将郑侠拿交御史治罪。一面由吕惠卿、邓绾进宫，向神宗说道：“陛下废寝忘餐，宵旰勤劳，创行新法，何等艰难，如今听了一个狂妄无知的人将前功尽行废弃，岂不可惜么？”说着，都向着神宗哭泣起来。神宗见二人哭得可怜，心中不忍，忙安慰他们道：“这新法是朕排除异论，竭力施行，好容易才有这个样子，岂肯废止。朕不过暂时缓行罢了。你们既有爱国之心，可赶紧办去，第一叫王安石不要求去才好。”吕惠卿道：“陛下仍行新法，安石自然不去。”说罢，告辞而出。
从此，非但新法仍旧举行，吕惠卿和王安石，又想出一法，名为“手实法”，比免役钱更加骚扰百倍。几百物件，都由官中定了价钱，然后令人民将家中所有的田地房产，资财货物，以及牲口等项，都照价计算，自去报官。若是生财物件，比自用物件加五倍计算，有敢隐匿的，许人告发，以三分之一充赏。报告的款式，都由官中印好，只要去领来填写，一县之中，挨门逐户，都报齐了，然后由县官按照价值，定列高下，分为五等，通盘计算，把这一县应缴的役钱，按数摊派，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百姓无可躲闪了。奏入，奉旨照行。从此非但尺椽寸土，都搜刮干净，便是一只鸡，一只狗，也不敢隐瞒。
试想那些小民还能存活么？吕惠卿的条陈，本来说灾荒五分以上的地方，不在其列。那荆湖按察使蒲宗孟上言道：“这种良法，何必等到丰年方才施行。请旨饬下有司，不问丰凶，即日照行。”因此，民更不聊生了。可怜四海骚扰到这个样子，宫禁内外，莫不知道，只瞒着神宗一人。
这日，神宗到太皇太后宫中问安，太皇太后乘间说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从前先帝在日，我有闻必告，先帝无不察行。今亦当效法先帝，以免祸乱。”神宗道：“现在并无它事。”太皇太后道：“免役、青苗诸法，民间很感痛苦，何不罢除。”神宗道：“这是利民，并非苦民。”太皇太后道：“恐未必然，我闻各种新法，作自王安石。安石虽有才学，但违民行政，终致民怨。如果爱惜安石，不如暂令外调，较可保全。”神宗道：“群臣中惟安石一人能任国事，不应令去。”
太皇太后还思驳斥，忽有一人入言道：“太皇太后的慈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神宗视之，乃是胞弟昌王颢，不禁怒道：“是朕败坏国事么？它日待汝自为可好？”昌王不禁涕泣道：“国事不妨共议，颢并不敢有异心，何至猜嫌若此。”太皇太后亦为不欢，神宗自去。过了几日，神宗又复入谒。太皇太后流涕道：“安石必乱天下，奈何？”神宗方道：“且俟择人代相，把他外调便了。”安石自郑侠上疏，已求去位，现在得了这个风声，求退益力。神宗乃令荐贤自代，安石荐了两个人，一个是韩绛，一个是吕惠卿。神宗遂令安石出知江宁府，命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知政事。韩、吕两人都是安石一党，自然谨守安石的成法，绝不改变。时人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两人听了，非但不恼，反觉得意。
郑侠见国事日非，辅臣益坏，更加激动忠愤，取唐朝宰相数人，分为两编，汇呈进去。如魏征、姚崇、宋璟，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称为邪曲小人；又以冯京比君子，吕惠卿比小人。那吕惠卿得了消息，如何不气，遂参劾郑侠，讪谤朝廷，以大不敬论。御史张璪，也迎合吕惠卿，刻奏冯京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因此获罪，罢谪英州；冯京亦罢参政，出知毫州。安石弟安国，任秘阁校理，素与安石意见不合，亦斥吕惠卿为佞人，也坐与郑侠交结，放归田里。
吕惠卿本是个狡猾小人，与韩绛在中书处，互相嫉妒，时常因事争执，又因自己已为辅臣，地位稳固，惟恐安石再来，处处想谋害安石，凡可以杜绝他来路的法儿，莫不做到。却巧蜀人李士宁，自言能知人休咎，且与安石有旧交，竟要借此兴狱。幸赖韩绛暗里维护安石，从中阻挠，将士宁杖流永州，连坐颇众。韩绛恐吕惠卿先发制人，连忙密请神宗，再用安石。神宗亦复记念安石，即召他入朝。安石奉诏倍道前进，七日入京，晋见神宗。神宗见面，便问一年来卿有何著？安石忙将注释的《诗经》、《书经》、《周礼》，呈上奏道：“臣奉命设经义局，督同吕惠卿及臣子王雱，加紧撰述，现在先成了三部，请陛下御览。”神宗略看了一看，下诏颁布天下学宫，名为“三经新义”，以后士子应试，都要以此为主，不许再有杂说；又奖叙著述之功，加安石左仆射，吕惠卿给事中，王雱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因是现任首相之子，不得不假意推辞，奏章上去，吕惠卿在旁劝神宗批准。
原来王雱为人，阴险刻薄，比安石更甚，却很有才气，十几岁上，已是著书立说，动笔万言。因见父亲所用的都是少年新进，屡次想出来做官。安石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不便推荐，想把名气弄大，由神宗召用。王雱急于出仕，如何耐得，求着父亲，说是经筵一职，与政治无关，可以做得。安石便荐为崇政殿说书，后来又兼了经义局修撰，好容易修成了书，满拟可以青云直上，岂知又为惠卿所阻。安石父子，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把个吕惠卿恨如切骨，没有一刻不图报复。恰巧御史蔡承禧，参劾惠卿，欺君玩法，立党行奸。惠卿居家等候消息。王雱趁此机会，暗唆中丞邓绾，再上一本，把惠卿挤倒。
那邓绾因为安石罢职的时候，曾经附和惠卿，深恐安石怀恨，正要找件事情见好于他。遂即想出一个贪赃枉法的大题目上了一本，说惠卿之弟，强借秀州华亭富民钱五百万缗，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均分。这本一上，立刻拿交刑部审讯，一时却找不出什么真实证据，先将惠卿出知陈州。三司使章惇，也由邓绾劾他与惠卿同恶相济，出知潮州。那华亭县张若济与惠卿之弟押在监狱。过了一年，王雱深恐日久生变，瞒着安石，与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商了一计，将这案件，夹杂在安石划过行的别样公事内，送到刑狱里去。安石还困在鼓里，衙门中的书吏，有和惠卿联络的，忙写信知照惠卿。惠卿捏着这个错处，如何还肯放过？上书直达朝廷，说安石一件事如此，其余可知，请治以矫命罔上之罪。次日早朝，神宗将这道奏疏递与观看，安石力陈冤枉，退朝回家，心内总有些疑惑。便叫王雱前来细问，王雱不能隐瞒，才将实情吐出。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说我一世的名誉，为你丧尽了。王雱盛年负气，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这一气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终日爵闷，不久生了背疽，医治不愈而死。从此，神宗也觉得安石行为不甚正当，恩眷渐衰。还有个不识起倒的邓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没有靠山，上言安石功高，朝廷应该录用他的儿子女婿，并赐第京师。神宗就将这奏章，交于安石观看。安石一时下不来台，只得奏道：“邓绾身为风宪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伤国体，请陛下重治其罪，以肃官箴。”神宗遂将邓绾贬知虢州。安石经此一事，心内愈觉不安，又因悲痛儿子，举动改常，连疏求去。神宗亦即准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安石到了江宁，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乃是指吕惠卿的，有时且直言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书，有“无令上知”、“无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乃指冯京而言。京与安石同年，故称齐年。神宗遂以冯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又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参政同升。吴充请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又荐孙觉、李常、程显，神宗依奏召用，独知湖州苏轼，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那苏轼因何得罪呢？原来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无事，常常借着吟诗，讽刺朝政。尝《咏青苗》道：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课吏》道：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咏水利》道：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咏盐禁》道：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数首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遂藉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太皇太后适在病中，神宗入内问安。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因赋下狱，莫非有人中伤他么？且文人咏诗，乃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之意，理应熟察为是。”神宗连连答应。吴充也替苏轼力辩。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以为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谴，当为卿贷其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之辩白，他人反欲害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之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说他确有不臣之心，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吹毛求疵。”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同一举动，隐想联络，均非严办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与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苏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昔日，常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之间，且就东坡筑室居住，自称东坡居士。每有宴会，谈笑不倦，时或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啬。虽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亦无不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极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见润色。”王珪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巩。”乃命曾巩为史馆修撰。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苏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岁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苏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实出天恩。”神宗立即报可，苏轼乃至常州居住。元丰二年，太皇太后忽然生病，神
宗连忙召医诊治，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见愈。
不知太皇太后能痊愈否？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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