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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刘韐传，鉴湖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较勘斛斗称尺。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赵氏曰】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仍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污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原注】解缙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轻重无别。或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是则洪武之时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着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阎氏曰】江都之田一万七千余顷，额征银五万余两。高邮田二万五千余顷，额征银四万一千余两。泰州田九千余顷，额征银四万四千余两。非泰州之田仅高邮三分之一，赋重于高邮三倍也，盖泰州大地，而高邮小地也。又如兴化田二万四千余顷，额征银二万八千余两。宝应田二千余顷，额征银二万余两。非宝应仅兴化十分之一，赋重十倍也，盖宝应大地而兴化小地也。小地则一亩为一亩，而赋轻。大地则数亩折一亩，而赋重。赋役全书内皆未经注明也。钱粮款项不可不简，而田亩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时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原注】王洙传，洙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沈氏曰】宋食货志，重修定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原注】宦者传。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原注】属真定。威县【原注】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原注】属真定。地。清河、【原注】属广平。威县之间，有冠县【原注】属东昌。地。郓城、【原注】属兖州。范县【原注】属东昌。之间，有邹县【原注】属兖州。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原注】属开封。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原注】属汝宁。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户不及三千者，皆改为县，改者凡三十七州。
后魏田制
【汝成案】周礼闾师，任工以饬材事。今作余材。考魏书同，恐误脱。又贡其材，周礼作贡其物。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干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爱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原注】是时方孝儒有因其旷土复古井田之议。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杨侍郎曰】劝民开垦，务使野无旷土。第或山深箐密，或系砂卤，开辟既艰，旱涝赋缺，故民鲜尽力。窃思若令各州县，除原报可垦地亩外，凡有硗瘠难垦之地，俱准照斥卤轻则起科，则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广收。民人承垦，即给执照为业，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系沃土，则不在此例。【胡御史曰】陕省督臣，每年酌动官银，借民开垦，令于秋收照时偿还粮。先后动项发借银六万余两，共收过粮约十余万石。此已试之成效，以为此法。凡西北近边之地，如直隶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宁武，甘肃之宁夏、西宁等府，隙地旷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锦州二府，壤地沃衍，水泉丰溢，一经开垦，即为膏腴。若令概照陕省之法，领银交粮，春借秋还，边民之力能耕种者，必无不愿。惟领银交粮之时，不得勒掯需索，则民情踊跃矣。【曹给事曰】开垦原以利民，然所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望上司意旨，并未勘夺，预报亩数，以邀急功之名。逮知不足，即责之见在熟田，以符所报之数。一曰以荒作熟。河蠕坍涨不常，山麓难资灌溉，州县不复履勘，悉入报垦之数。赤资乏食之民，止贪目下官给牛种，官与草舍，以糊旦夕，而不顾其地之不可得而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岁，卒岁无资，而逃亡失业矣。故凡经报过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按册踏勘。内有向系还粮熟田，混报开垦者，即行举首除额，免其处分。至新垦田，应行升科之日，亦必亲勘。果系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与升科。如其硗确瘠薄，不能成熟即与开除免赋。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据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等，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原注】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强。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原注】宋淳佑元年，鲍廉作琴川志曰，国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递马，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熙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增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减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时已然矣。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许。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若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各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册，长洲县田犹有七斗以上者，今与民田通均，而犹三斗七升。是此旨当日未尽奉行也。【王上舍曰】粮曷以浮名也？苏州府见额二百五十万石，松江府见额一百二十万石。然在宋时，苏州不过三十余万也，松江不过二十余万也。即有元增赋，苏州亦八十余万而止，松江亦七十余万而止。是今之赋额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建文诏免，而复于永乐。文襄请减，而增于万历。近世抚臣之请减浮粮者相继，而事寝不行。大抵以苏松财赋重地，为国家之根本，难议蠲恤耳。于是有为变通之说者，或曰明时虽曰重额，而漕运赠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征折色银二钱五分。周文襄巡抚江南，重粮田纳银一两，准米四石。输布一匹，准米一石。正额如此，加耗可知。今则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钱有奇，而加耗犹在外。既有五米、十银，复有浮数不赀，或致一亩之租不能办一亩之税，此加耗之害非浅也。浮粮难豁，耗赠不可减乎？或曰，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限开征，今则于本年正二月间通行截票，其时宿土未翻，青苗未插，水旱未卜，丰歉未定，遂以监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编户，苟非操券于债家，入衣于质库，其将何以应之！此早征之患至深也。浮粮难豁，催科不可缓乎？或又曰，征输减一分，则小民受一分之惠。试以苏松田计，如极重科则，每亩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一斗。科则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七升。科则二斗以内者，每一石请减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荡山涂等，则不在议减之列。如是则于国计无亏，而三百年之痼疾有起色矣。全豁难议，递减独不可行平？夫是三说者，皆变通之得其道者也。但减耗缓征可救一时，非所以垂万世。科则递减可苏民困，非所以裕天储。为今计，莫若以苏松浮粮摊之天下轻额田。每亩以一合为率，而二郡所浮便可减其大半。是天下无加征之苦，而二郡有减赋之实。国用无毫厘之亏，而民生有再苏之乐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蠲免苏州府额征地丁银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从管理户部事务怡亲王等奏请也。时苏州府条折兵饷徭里，人丁匠班、随漕经费等项，岁征银一百六十二万六千九百两零，松江府八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两零，苏州府正耗漕白等项岁征米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银，苏州府一百二十九万五于余两，松江府六十七万四千余两。苏州府地丁银项，每至次年奏销之期，民欠必至三十余万，松江府必至十五六万。计苏州田地、山荡、滩溇等，共九万九千九百余顷，松江共四万零八百余顷。是月，户部议覆光禄寺卿杭奕禄奏请。敕下江南督抚，于苏松二府州县，凡有田之人，于思免额征钱粮数内，十分中减免佃户三分。查二府恩免额征系条折银两，租田之人交纳皆系米石，所减三分应以米算。照条折米一斗折银一钱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额征银一钱，则于此一钱银之内纳租人名下减免米三升，以此为准。圣恩蠲免二府额征四十五万两，业户得沾三十一万五千两之恩，佃户亦分沾十三万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旨依议速行。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侘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侘胄与其它权幸没人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人。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纪言，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而平江之田独多，【原注】似道传，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原注】清。张【原注】瑄。田，以供中宫。【原注】元史，天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原注】国珍。管【原注】明。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钱氏曰】拨赐庄似非赐脱脱者。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汪关关满经历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七月，罢江南白云宗总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仁宗纪，至大四年二月，御史台言，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从之。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琱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锺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人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原注】实录，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户部奏直隶、松江府没官田，宜准民田例起科。上从之。命各处没官田粮俱准此例。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统中，户都会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务使民田量带官田办粮，以苏贫困。俱行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系官豪占据，莫能究竟，其弊仍旧。至是部复以为言，户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滞者，执治其罪。从之。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鹤征作武进志，极为惋叹。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原注】宋史，买公田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原注】宋史谓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遗患犹不息。亮哉斯言。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书李德林传，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后汉书，谯元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元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汝成案】阎氏潜邱札记引作，捐不可得之虚计，而非损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变古也。使唐宋两太宗当此，朝闻而夕行之矣。若璩谓，何必两太宗，明宣宗盖尝有意于此矣。实录载其五年诏减官田旧额粮，七年又申命减免，不许有司故违。但上压于祖制之不违，下复有行在户部之戛戛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诵其诗，百世而下犹令人感激涕零也。阎氏所引，当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实录及诗今已引见前条。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谷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之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故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
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为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进士，溧水知县。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宫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原注】元史阎复传言，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事中年富亦有此请。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原注】食货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称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末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原注】田一亩，税钱十五。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原注】此与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钱之法不同。彼则当青黄未接之时，贷钱于贫民而取其息。本谓之常平钱，民间名为青苗钱耳。遂为后代豫借之始。【张大令曰】按此，则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赵赡对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谓安石祖唐弊政。考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常平钱正与此同，故赵瞻等举唐为言。其亦曰青苗者，依当时为称也。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卢熊苏州府志云，赵顺孙，字和仲。处州缙云人。咸淳四年，以显文阁待制知平江兼发运使。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征民租。顺孙谓，古者十月纳禾稼，今先期半载，民何以堪？佥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将有乏兴之忧。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籴本，而抑浮费以继之，籴几二十万斛，迄免预征。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用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杨氏曰】此仁政也。当事举而行之，岂不官民两便乎？【汝成案】虞谦之议是矣。而当时以为非旧制，遂废不行者，误也。元时崇奉二氏，朝廷、官闱、公主、卿相，凡赐田产动数百顷，又不输赋税，用日饶富。白云宗总摄复广侵占，遂至连阡累陌，跨越州郡。后虽屡敕令视民户出租，寻废不行。明初犹存其风，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叶以后，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准科则，非复曩之豪富矣。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弘撰着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陈文恭曰】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卖粮食以制衣，宜其家鲜盖藏也。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裤，真所谓倮虫者也。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原注】后汉书采入本传。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难致哉！【唐氏曰】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卢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萃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松，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桑如五谷，无土不宜。一畔之间，目睹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当责之守令，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而厚其廪给。其移桑有远莫能致者，则待数年之后，渐近而分之。而守令则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而终较其丝之多寡。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昔吾行于长子，略着于篇，可以取法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杨氏曰】空言禁敕无用也，必实有清心寡欲之学者，乃能收还淳返朴之效。
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庄二十九年传。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原注】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本传。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仟伯【原注】阡陌字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原注】汉书食货志。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原注】货殖传。班壹避墬，【原注】古地字。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原注】叙传。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原注】复卒三人之令。西域传。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萌，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原注】唐书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原注】魏书本纪，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杨氏曰】色目人谓女直、畏吾钦察、契丹等。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纪。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书百官志，凡二十里有驿。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原注】今陕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原注】在今代为三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原注】桑维翰对晋高祖言，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原注】天宝六载，敕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官，【原注】在今临潼县。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驿，四十里至夏店驿，五十里至公乐驿，五十里至蓟州渔阳驿。今以夏店、公乐二驿并于三河，则一驿七十里矣，岂不劳乎？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至西乐驿，四十五里至伏城驿，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驿，犹仍旧贯。使并为三驿，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原注】史记晋世家注引贾逵曰，司马法从遁不过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镕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粮，臣不及待报，借给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称职。即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原注】俗作铺。设卒以递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递铺，腰铃传递，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银牌，宋熙宁有金宇牌，急脚递。岳飞奉诏班师，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漕程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汝成案】漕运始于秦汉，而转输之法则始于魏隋，而盛于唐宋，然率有利病。今观俊卿所述，在当时弊已如此，则云转般可济直达，恐不然矣。
行盐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稉【原注】俗作粳。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货志，明之盐法莫善于开中。开中者，召商输粮于边而与之盐也。后其法亦行于内地。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似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盐自淮南运致，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盐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虔州即今赣州府。宋时屡议不定，今卒食广东盐。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佑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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