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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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相尧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书尧典》）“尧老而舜摄也。”（《孟子》）
△舜摄政之不得已
按《经》文，尧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尧之心欲舜此时即居天子位，犹让岳之云“巽朕位”也。舜之承命“让于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己终身不行天子政，犹岳之辞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终于文祖”。“受终”者何？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者是也。盖尧欲舜即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己终不行天子政而尧又不肯，於是乎尧不得已降心以从舜而使之摄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从尧而为尧摄政。两圣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时势所迫，遂创千古之奇，而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摄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与势相摩而圣人之权生焉。故曰尧、舜为万世之法也。然则何以谓之“受终？”尧之事未毕，授之舜使终之，故曰受终也。
【存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命舜词之可疑
按：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谓《史》、《汉》所称，马、郑所传之《孔壁古文》；非隋刘焯所传之《伪古文孔氏传》），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下至汤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拨乱为言，绝无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时，周公、召公迭进相诫，始多儆以保守先业之难：此为守成之主，贤人以降言耳，固不足为唐、虞大圣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无逸》犹仅微露其意，惟《召诰》乃谆谆焉。吾故读《尚书》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圣贤之浅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徙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让之於夔、龙；垂则让之殳、┥、伯与；益则让之朱、虎、熊、罴：是知古之圣人其於进退得失之际无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职之罚也。“三载考绩”虽有“黜陟”之文，然此特为庶官言之，非此数圣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尔；若禅让时，则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不征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师，始称天以令众。然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乃曰“天用剿绝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征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後世ウ干者得藉为口实乎！无怪乎曹丕之自谓知舜、禹而晋、宋以後篡杀之主之咸征符瑞也！且历数在躬，於何见之？於民之视听见之耶，则何不言人之所共见而但言人之所不见乎？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无定位者也，故必酌乎两端乃有中。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事後观之，则为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为中：中不难於执而难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谓中，虽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谓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果系帝王传授之心法，较之玑玉衡，封山川，孰为轻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曰，然则《论语》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尚书》深信之，然至《吕刑》称伯夷之播刑则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颂》深信之，然至《宫》述太王之翦商则吾不敢信矣。固因其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叙者数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传闻失实乃理势所常有。故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於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决之。
“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书尧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时之未备，故首及之。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後。”（同上）
此记布政於内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专也。
△“群牧”未有定数
按：“群牧”云者，数不定之词也。盖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数。自舜肇十二州，始定为十二人，使各统一州耳。尧、舜之事皆夏时所追记，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为几人，故曰“群牧”，亦阙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岂得不云九牧邪！说并见後《肇十二州条》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後，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同上）
此记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内外一也，无所不用其敬也。
△《史记》五岳名不足据
《史记封禅书》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山也。”後世传《尚书》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见於《经》，无可疑者。华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当不诬。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独为远“使汝、洛间诸侯涉数千里而往会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贡》以霍山为大岳，《春秋传》亦称四岳为大岳，则大岳似当为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远文缺、不可考者较多，不如阙之为善。至增嵩为五岳，尤为无据。《尧典》但称四岳，而《春秋传》亦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大室，即今嵩高。──然则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盖秦、汉之间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无所采。《尔雅》亦载五岳之名，与《史记》大同小异：皆不足据也。
【附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载一巡守，群後四朝。”（《书尧典》）
此总上内外之政言之。
△舜立朝觐巡狩之制之故
《尧典》於舜摄政之日，何以详记其朝觐巡狩也？曰：朝觐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尧以前，圣帝迭兴，其时亦必有朝觐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为常典，故记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摄也，必有大变革，大号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记他事殊少，独记朝觐巡狩乃过半焉，何也？曰：此圣人御天下之要道也。盖天子以一人而临四海，虽有如天之仁，而远方遐国，穷檐屋，势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称尧之德先以“钦明”，述尧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纪舜之命官先以“四门，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数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则人主数与天下牧民之吏接，则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数与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则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觐巡狩者，天子之所以为明也。盖以天下之广，诸侯之众，其仁与暴，勤与惰，政事之修举废坠，天子皆无由知之。虽有百即墨大夫，而不胜毁言之日闻；虽有百阿大夫，而不胜誉言之日至。虽尧、舜之臣必无拥蔽者，然圣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为惧，故使之岁一朝以尽诸侯之情而考其职；又虑其暴而饰为仁，惰而饰为勤，废坠而饰为修举也，故又五岁一巡狩，以尽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证所述之职之虚实。由是言之，朝觐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将以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巡狩之典，非以极观游，博景物也，将以验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盖尧、舜虽躬圣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贡曰：‘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惟其病也，是以定为朝觐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为典礼固然，能知圣人之深意者少矣。盖圣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故《尧典》於舜摄政时纪察吏之事，必终之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明徒察之无益也；於舜即位後纪用人之事，必终之以“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进贤之大略。
△舜之进贤
此即记十二牧，禹、皋陶之伦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职，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虽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尧时：《史记》所谓“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是也。顾此文殊略者，古者俗淳事朴，史册未兴，而《尧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称，时之先後，无由详考；而古之史皆传信不传疑，故但浑举其概：犹舜即位後称“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群牧”，其人数不可得详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职终，故详之；若登用之始则小事耳，爵或屡进，官或屡迁，所登用者亦当不仅此数十人，固不胜其详也。然此三言者虽略，而用人之道已备：不先以“奏言”，则无由辨其贤否而试之；不继以“试功”，则无由决其贤否而庸之。孟子所谓“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者，正谓此也。後世恩泽之举，资格之授，诗赋时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即一言契主，朱绂旋加，若汉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载、王安石，为国大奸，贻害无穷：岂非“明试”之道疏乎！然则此三言者，何异班超平平之论，听之若老生之常谈，而行之实经验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两篇皆记尧、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进贤与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进贤开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结前篇举共用鲧之案，亦章法也。
【备览】“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ㄨ岂攵、ρ、大临、ζ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记八元、八恺之失实
《传》於此文後引《书》“五典克从，百揆时叙”之语以证之；《史记》因此，遂载其事於舜未摄政时。余按：《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则舜未摄政时仅三年耳。《史记》谓舜举二十年而後摄政，故云然；若仅三载，则当在舜摄政时明矣。舜初自田间来，安能悉知元、恺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传》但引《书》以证舜功，非谓其必在此时也。且《传》语颇夸，未必不失实，故列之备览而次之於此。此即“车服以庸”之一事也。又《传》称“尧不能用”，语亦非是。尧亦圣人，舜亦圣人，尧何遽不如舜！尧能举舜於田间，独不能举元、恺於世族乎！元、恺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极称舜功，遂不暇为尧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删之。说并见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条》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川。”（《书尧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开“禹敷土”之先声。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备矣。
【存参】“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汉书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无九州
蔡氏《书传》云：“古但为九州，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当是“摄政”耳，文误）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当是“北”，文误）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余按：“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则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误固不待言矣（详见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无是事也。何者？“肇”之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设之之谓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为十二，细事耳，非舜代尧致治之大政也：特书之，何居焉？然则古固未尝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为十二州以属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记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为文，本取两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铉曰：“今别作洲，非是。”是时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为州。故舜摄政之初但曰“日觐四岳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数也；及舜即位则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群牧”，牧已有常额也。其後禹别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
△十二州名无可考
至十二州之名，《经》、《传》皆无之。幽、并、营之为州虽见於《周官》、《尔雅》，然彼自记九州之名，与舜之十二州初无涉也。冀、帝畿也，地虽少广，尚不逮雍、荆、扬、梁；若分裂之以为幽、并，则冀之所馀者几何？畿内不应若是小也。汉以後，河南徙，兖地大半入於河北，又东灭朝鲜，置乐浪，乃并建冀、幽、并三州，然并犹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当舜时，河犹在大亻丕、洚水：若又以辽东为营，其间安得容三州乎！《书》云：“海岱惟青州。”东际海，西界岱，则辽东之不在青州域内明矣。《尔雅》云：“齐曰营州。”齐，今之青州府，则《尔雅》之营州即青州而非辽东明矣。又安得以辽东为营、为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书本非先王之制：封国之不合，章章可见矣。《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则是周人亦以为冀，未尝以为并也。至於《尔雅》，乃汉儒释《经》之书，其於九州亦初不言为商制。孙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为商制。作《尔雅》者非商人也，何为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书为商而乃以周之国名冠之乎？盖自战国以来，古书散轶，即有之，而简策繁重，得见者少，见之亦或不能记忆，非若後世印本之书轻便而有之者多之便於检核也；故秦、汉间书多与《经传》异者，公羊子所谓“所传闻异词”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有幽、营而无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为怪。而後儒必欲曲为之解，使之并行不悖，过矣！况欲以此补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十二州名无可考证，则亦已矣；见《周官》、《尔雅》有幽、并、营三州名为《禹贡》所无，遂附会之以补舜十二州之数。巧则巧矣，而不知其误且诬也！或者又谓陶唐都冀，声名文教自冀四达，冀之北土所及固广：则又从而为之辞者。使北之所及果广，则其山川亦当有一二见於《禹贡》，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无所记载乎？故今概无所采，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说并见後《舜命禹》及《禹别九州条》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书尧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圣人尚德缓刑，先赏後刑，故待庶政毕叙然後及之。
△刑有大小常变之分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吕刑》所述“墨、劓、非刂、宫、大辟”是也。刑重则流远，刑轻则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称“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当刑而宥之者，《蔡传》所谓“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学校而不率师长之教训；赎刑则常人之犯小罪者（说见後条）。三者皆不丽於五刑，故不残其肢体，不流之远方。然纵之不问，势必至於无所忌惮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惩之也。“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刑之变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恶，故论其事尤论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时势所迫，不得已而误陷於罪，从而刑之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诰》所谓“尔，时乃不可杀”者也。怙恶不悛，恃法之止於是而故屡犯之，以常罪罪之则不足以止奸而善良罹其毒，故贼之──《康诰》所谓“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者也。“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统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谓此章乃命官之词，其上疑有缺文。说近是。
△赎刑之义
“金作赎刑”，《伪孔传》通承上文而言，谓“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蔡传》但承上两句而言，谓“所赎者官府学校之刑”（《吕刑》篇题下）；“盖罪之极轻，虽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尧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则是流与五刑相表里，五刑有当宥者则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则是五刑五流之外别有此三种刑，各用於所宜用，而与五刑不相涉也。若谓误入於五刑者以金赎罪，则文当云“流宥五刑，金赎五刑”；即所赎者官刑教刑，亦当变文以明之：皆不当言“作赎刑”，与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语文同义均，平列而为三也。且下文云“眚灾肆赦”，误入於刑非眚灾乎，何以或赦或赎而官刑教刑皆许之赎？倘有恃其多金而违误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处之？然则此三刑者本各自为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盖官刑专以治官府，教刑专以治学校，赎刑不言所施，则为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丽於五刑，是以不忍残其肢体，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赎为之刑，即後世所谓“罚”也。古未有罚名，故谓之赎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财物细事而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攘取钱帛之属。彼惧於失金则不敢轻犯；亦有畏罚甚於畏鞭扑者，故罚之自足以止奸，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五刑非可以轻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官府学校，则轻罪将何以治之？《传》曰：“刑罚清而民服”。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然则有刑则必有罚，各视其所犯以加之，非罪当刑而可以罚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财，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罚之，汉世建入赎罪之法，遂并不问其疑与否而概许之赎，於是刑罚相乱，或当罚而遽罹於刑，或当刑而仅致其罚，以致贫者含冤而富者轻於犯法；宁唐、虞之治而有是哉！《两传》所言，盖皆习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同上）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左传》言殛鲧之诞
《左传》：子产对韩起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说殊为荒诞；且与昭元年对叔向事绝相似，而彼於义为长。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异词，著书者遂两载之耳。故今不采。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书吕刑》）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常；鳏寡无盖。”（同上）
【备览】“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周。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楚语》）
【存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へ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潜庸回，服谗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へ，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缙氏有不才子，贪於饮食，冒於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於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四凶为传闻之误
此文，《史记》载於《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於《尧本纪》舜摄政时，则是以为二事也。杜氏《左传集解》谓浑敦即兜，穷奇即共工，杌即鲧，张氏《史记正义》谓饕餮即三苗，则一事矣。余按：以为二事，则彼称“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异，数亦符，不应如是之巧；况合而计之，当为八罪八凶（刚案：当作“四罪四凶”），又不应《经》独记彼，《传》独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为一事，则同此四人，《传》何不明言之而但为隐词？况鲧有过人之才，如《传》所云，四岳及廷臣无因共荐之；而三苗之杀戮无辜亦不应仅斥其贪冒聚敛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各异，犹皋陶典刑而或以为伯夷也。谓别为一事固不可，谓即此四人亦不可也。况史克之语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实；必委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学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传》“尧不能去”之语尤非是，故删之。说已详前《元恺条》下。
【附录】“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殛鲧，兴禹非一时事
《纲目前编》以尧之七十一载为舜殛鲧之年，七十二载为舜用禹之岁。余按：鲧，大臣也，其德虽不可用，其才未必无可观：使其诛果不可暂缓，尧不待舜之摄政当即殛之；使犹可暂缓而责其後效，舜必不於摄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摄政，不过尧老而代之理事以终尧之功；非尧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学者亟於称舜，遂至往往无以处尧，亦已过矣！《书》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但言禹兴於鲧殛之後耳，非谓鲧甫殛而禹即兴也。若鲧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独不少为禹地乎！况舜之即位，禹虽已为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则是舜之举禹虽在尧世而为时亦不甚久也。然则鲧之殛当在舜摄政数年以後，禹之举当在尧殂落数年以前，乃於事理为近。故附次此文於尧之末载。说并见後《命禹条》下。
【附录】“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
△益掌火在作虞前
按：《书》益“奏鲜食”与禹“随山刊木”同时，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盖禹导山在前，导水在後，──随山刊木，导山事也；决水距海，导水事也，──益之烈山泽在导山时，故在导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为司空，则导山当自尧之末年始；导水乃在舜世耳。然则益此事当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尧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鸟兽耳；与烈山泽事无涉也。但益之事於《经》无明文，故附次於此。说并详後《命禹》及《夏禹导山条》下。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书尧典》）
△辨尧时歌谣祝语
世传尧在位时，有《康衢之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击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华封之祝曰：“顾圣人富、寿、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谣》乃剽窃《雅》、《颂》之文，“帝力何有”乃杨氏为黄、老之言者所为，而“富、寿、多男”之说义亦浅近，皆後人所拟作，不足采。故不录。
【附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孟子》）
△舜摄政年数
《史记》称舜得举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盖以《经》之“二十八载”为自举舜时数之也。《蔡传》云“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则是自舜“受终”时计之矣。余按：《经》云：“乃言可绩，三载。”不容舜举已二十年而可绩者止三载。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不容初举历试之时即以相尧称之。蔡氏之说是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尧让舜非传舜
《尚书大传》云：“尧为天子，丹朱为太子，舜为左右。尧知丹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而天下同贼之，故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焉。”《史记五帝本纪》云：“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论者皆谓尧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与舜。余按：不以天下与子，自古圣人皆然，不独尧也。盖上古之时，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大德之圣人出焉则相率而归之，圣人没则已耳；非若後世创业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孙世守其业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无所受，其後皆无所授。自羲、农、黄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尧以丹朱不肖故独不传之子也。且尧亦未尝传天下於舜也，尧之初意但欲让舜以天下耳。故《尧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是尧本期得舜之後即以天下与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让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终摄政，至尧崩而後践位焉；初非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而始属之舜也。曰：尧不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何为汲汲焉以天下与舜也？曰：此尧之所以为大也。尧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盖当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犹蠢蠢焉去禽兽不甚远：此之为治，犹辟荒田而驭生马，不但非一圣人所能独理，亦并非数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尧与舜两大圣人耘Θ驯扰，相继於百五十载之久，则治功不成。且夫禹、皋、稷、契数圣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尧七十载之培植涵濡则无以钟其秀，非舜八十载之试功考绩则无以尽其材。是以尧之治至於“於变时雍”而犹以为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终其事，乃咨於众而得舜於畎亩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虽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终摄政固已代尧敷其治；至尧崩而天下诸侯卒共戴舜以为天子，然後水土平，礼乐兴，庶绩咸熙而开万世无穷之业，使後世贤圣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万世之人者天也，治万世之人者尧也，尧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尧之所以创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尧之所以为圣，在乎能为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与人。孟子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圣人之视天下，犹敝徙也：其去其留，无所关其意焉。当其生也且欲巽位，况其子与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较量！《大传》所言固与圣人之心刺谬，即《史记》以为不私其子者其视尧亦甚浅：盖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圣人而为之说，而不知圣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後之人不肯细绎《经》文，──尧让舜以天下，非传舜以天下，──又不知尧所以与舜天下之故，但见舜继尧为天子，遂以《大传》、《史记》之言为实，误谓尧不传子而传之舜，不以为善为子谋，则以为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并以之疑禹：圣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尧首发明之，而概不载後人揣度之言。说并详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附录】“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书益稷》）“尧有丹朱。”（《楚语》）
【备考】“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モ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绩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书尧典》）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
“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左传》文公十八年）
△辨舜让石户、北人之说
《吕氏春秋》云：“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去之，终身不反。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後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於尧之门；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苍岭之渊。”余按：尧、舜之德至矣，天下岂有能加於尧、舜者哉！如以尧、舜为不屑，则是丧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假设此言以遂其“非尧、舜，薄汤、武”之私，吕氏无知而妄采之耳。
【附论】“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衤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询于四岳；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书尧典》）
【附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孟子》）
△辨朱熹《舜其大知章》之释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里：孟子所言，其纲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义，则朱子《章句》尽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者，尚未尽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谓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过人之识而在於能集众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则是舜所以过人者，乃在“好问好察”之前别有操持以成其为“大知”；非此章本意也。盖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为是则不“好问”，自以为高明则不“好察迩言”，有好名妒忌之心则不肯“隐恶扬善”，偏听阿好，喜谀恶直，而於事多卤莽灭裂则不能“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是以虽有谏臣拂士，远猷高识，皆阻而不得达，达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聪明，以致处事失当。惟舜不然，是以其知为独大也。圣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好问好察之属夫谁不能，但不肯耳。若归其功於在我权度之精切，则人必曰“圣人天之聪明，非人所可及”。即不然，而不求诸明白易为之事，乃求之於空虚难见之心，听之若愈精而学之乃愈远矣。
【备考】“许，大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姜，大岳之後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辨四岳为共工从孙之说
杜氏云：“大岳，尧四岳也。”按：《周语》亦称齐、许、申、吕为四岳後，其说或不诬。但《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有功，命为侯伯，赐姓曰姜”，则语殊失实。何者？四岳乃尧、舜之相，荐鲧及禹者，不得复为禹佐；而四岳本长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为侯伯”也。且《传》及《晋语》皆称炎帝为姜姓祖：炎帝在四岳前，非至四岳始赐姓矣。至共工氏，乃继炎帝为水师者，与炎帝不同族：四岳果炎帝後，又安得为共工之从孙乎！大抵《国语》之文本多荒诞，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为之说，──如贾侍中之以共工为诸侯，与高辛争王者；韦氏之以为炎帝世衰，其後变易，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谓劳而罔功矣。故今但载《传》文而《国语》文不载。说并见《命伯夷条》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书尧典》）
△岳牧与稷、契等之区别
四岳十二牧皆旧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职也。旧官，故书其官於前而曰“询”曰“咨”，见其非新命也。然则稷、契、皋陶之非旧官可知矣。四岳不载命词者，统率群僚无专责也。十二牧共一命词者，域异职同，无分别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书尧典》）
△九官先命禹之故
唐、虞之时，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五不登，禽兽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须臾缓也，而禹又前为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
禹非颛顼孙，说见《夏禹篇》中。
△禹已前为司空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职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为司空，无庸复也。且云“汝作司空”则嫌於始为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为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词之上。语简意明，其斯为圣贤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说，《经》义尽晦矣。
△舜命官必诹於众
“佥曰：‘伯禹作司空。’”《伪孔传》以为四岳同词而对，《蔡传》以为四岳及诸侯也。余按：《伪传》误以四岳为四人；《蔡传》更之，是已。然用大臣当谋之廷臣，不当专谋之诸侯：诸侯朝觐有时，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则“佥”也者，廷臣佥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佥对也？盖古文简质，所记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记之；其实咨岳之後於众无所不诹，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当时廷臣亦未必人人荐禹，但荐禹者多；“佥”也者，举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从荐禹者之言，故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读者当善会其意，不得但泥其词也。此九官之首，故发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治水在舜世
禹平水土，据《经》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伪孔传》误以为尧时事，乃以此章为命禹作百揆而称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录其旧绩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纲目前编》遂以尧之七十三载为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载为禹告成功之岁。余按：《经》云：“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则是禹於尧之季年已为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犹未平，故舜仍其官而专责之以平水土，词意甚明。若别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进居之，则文当曰“汝作百揆，惟时懋哉！”今舜绝口不以告禹而但称其以前之功，禹尚不知己为何官，将何所遵循邪？古今来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时懋哉”文相承也；今以“乎水土”为录旧绩，以“惟时懋”为勉新功，则上句语气未毕，下句语意无根，於文义亦不通矣。帝曰“畴若予工”则命垂曰“汝共工”；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则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礼”，则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咨者也。然则禹之平水土即所谓熙帝载而宅百揆，不待言矣。盖洪水者帝之所忧，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则，定贡赋，布声教，则百揆实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惟禹已为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与八人小异耳。若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所命自为一事，所咨自为一官；然则秩宗之外亦将谓别有典三礼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载，隋山刊木。”又曰：“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然则是当舜初载，禹尚以洪水之故日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尧八十载前水患已平，历三四十年之後复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然则是舜、禹问答之时土功始毕，故禹举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尧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时犹为此言不几赘乎！是则禹之治水，於《典》为舜世，於《谟》亦为舜世。而自舜摄政後，尧未崩前，初未尝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为司空当及尧世，至其决九川，弼五服，断断为舜时事明矣。故《论语》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记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亦皆以禹治水为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盖《伪传》之失皆由误以四岳为四人，则并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五人，必减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数，故不得已以稷、契、皋陶之命为称其前功而不与焉。然教稼明伦皆在平水土後，而并禹减之又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因一误而又三四误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颠倒错乱：禹功之告成反在《尧典》“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贡》“丕叙”之後；而禹所别九州，舜改之为十二；禹又改之为九。展转相因，误无所底，遂使圣人经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几二千年；而皆自误以四岳为四人始。嗟夫，释《经》一字之误，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
△“百揆”非官名
曰：然则“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内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为朝廷之长，四岳为十二牧之长，何也？曰：《经》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於百揆，百揆时叙；宾於四门，四门穆穆。”五典四门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独为官名！《传》曰：“百揆时叙，无废事也。”然则百揆者犹言“百事”耳，岂得以为官名也哉！尧之用鲧也咨於岳，举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无闻焉：尧、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谋之外之长而不谋之内之长乎？盖《伪书》与《伪传》本出一人，彼於《尧典》既以百揆为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语：是亦因误而误耳，岂得以《伪书》证《伪传》乎！且朱子与蔡氏既以四岳为一人，则《伪传》之误解无庸复遵矣，乃亦以百揆为官名，治水为往事：是《伪传》因《尧典》而误《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误《尧典》也。故今取《经》文正其误，而以孟子所称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说并见後《命皋陶》与《分北》《三苗条》下及《舜体国经野篇》中。
△《孟子》言禹绩有误
按：禹治水事又见於《有为神农章》；然误以汝、淮、泗为入江，与《禹贡》水道皆不合。朱子以为记者之误，是也，故舍彼而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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