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颉刚按:原木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卷下录出置此。)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
    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
    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适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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