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092卷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黃氏原本、全氏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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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廬學案表
吳澄 （孫）當
（程徽庵、戴泉 元明善
溪、程月巖門 虞集 陳旅
人。） （附師傅古直。）
（雙峰再傳。） 王守誠
（勉齋、宏齋、南 蘇天爵（別見《靜修學案》。）
溪三傳。） 劉霖
（晦翁、清江四 李擴（見上《草廬門人》。）
傳。） 陳伯柔（見上《草廬門人》。）
（象山私淑。） 熊本（見上《草廬門人》。）
烏本良（別見《靜明寶峰學案》。）
（眾仲講友。）
貢師泰 鄭桓（別見《師山學案》。）
鮑恂
藍光
夏友蘭
袁明善
黃極 （子）寶
李本
（祖榮。）
（父伯源。）
（從父季淵。）
李棟
朱夏
黎仲基
王彰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溍
解觀
黃盅
潘音
趙宏毅 （子）恭
王祁
李擴
陳伯柔
黃冔
危素（別見《靜明寶峰學案》。）
包希魯
熊本
（父紹。）
丁儼
許晉孫
饒敬仲
鄭真（別見《深寧學案》。）
杜本 張理
（道園講友。）
王科 （子）梁（見上《草廬門人》。）
虞汲 （子）集（見上《草廬門人》。）
（並草廬講友。） 孛朮魯翀（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歐陽玄（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奎 （子）師泰（見上《草廬門人。》）
（父士瞻。）
黃澤 趙汸 倪尚誼
（附李溉之。）
武恪
（並草廬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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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廬學案序錄
祖望謹案：草廬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黃氏之舊，今併入九江學派。）
◆程戴門人（雙峰再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于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陞司業。為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于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為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清從學于程若庸，為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于愛其父母，愛其兄弟，于此擴充，則為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為之事而為之，是謂戕賊其義。于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為是，某事之為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皆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為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為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汙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謂反之于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為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于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靜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為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為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為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于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為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間，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別有一理在氣中也。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聖人與天為一。
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一心，敬為之主。主于敬，則心常虛，虛則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虛實之言，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為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我之所以為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為體，中因時以為用。昔之過也，今為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為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
或問立之義曰：「定腳之謂立，動腳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腳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于禮之立，並同。豎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于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
主于天理則堅，徇于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富貴貧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為之動矣。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為要﹖孰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為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為，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為。期所期于後，不若安所安于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凡人皆當志于聖，遜弟一等而為第二等，比于自暴自棄。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于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祕、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為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真得孔聖傳心之印。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于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己，能艴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如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于禮、義、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
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于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庶其得于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為，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為，皆可語人。如欲日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為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乎人欲之妄為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窮物理者，多不切于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于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于吾事然，是則楊朱為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時不同，為其時之所可為者而已；位不同，為其位之所當為者而已。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一于心，而不務周于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為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為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為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為禮，朋友之紀，其任為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
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為格，實踐為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為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為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為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為真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為貴！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為道，具于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于《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為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為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為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為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為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為孝」答。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于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為可。豈謂曾子之孝為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其所當為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于啟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于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為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為。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后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方其迎精而反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于方技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為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凡十三卷，今存。（以上《易序錄》。）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脫■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為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為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為《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為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磐桓』為『盤桓』，《師象》之『丈人』為『大人』，《否》二之『包承』為『包羞』，而以『億喪貝』為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為自得者，殆其所以為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為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于《易》自云：『累脫■而始就，而猶有未盡，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第也。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于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邪﹖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邪﹖草廬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創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為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為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為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為之辯正也。《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雲濠謹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為惜。朱竹垞檢討《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尚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釆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別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以上《書序錄》。）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為偽，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生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至若變風強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詩序錄》。）《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義，確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駮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春秋序錄》。）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為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缺典。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本而已。若執■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隸于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蓋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為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褅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褅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 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于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為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戢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為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為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爾。然向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以上《三禮序錄》。）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 ，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孝經序述》。）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宋末，貢補國學。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郡庵之父也。嘗為黃岡尉。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里信之。與吳伯清為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魯參政子翬、歐陽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國史院編修致仕。（參《趙東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仲兵部侍郎。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即先生。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道園行狀》稱滄江為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曾祖也。）
（雲濠謹案：趙東山為《雍公行狀》，以先生為尚書之孫。歐陽圭齋為《雍公神道碑》則云：「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後，是為井齋先生。」是即先生也。）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先生奎（父士瞻。）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資穎敏，容儀端重，十歲便能屬文。長益博綜經史。仕元，為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遷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參《姓譜》。）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附李溉之。）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予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先生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近代覃思之學，推為第一。吳草廬嘗觀其書，以為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溉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溉之歎息去。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邪！」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從黃氏補本錄入。）
九江經說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忘象辯》。）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象思》。）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于異而自異。（《辨同論》。以上《易說》。）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元年春王正月辯》。）
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筆削本旨》。）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易象春秋說》。）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周禮說》。）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圓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圓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圓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以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于袷，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辯王肅說》。）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為，聖人之生，異于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 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辯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群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說如此。（《辯胡仁仲說》。）
趙東山曰：「先生之意以為，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林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袷及其高祖。」此以禘與袷對言，則禘袷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袷，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袷。天子則于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袷，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譽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于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袷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袷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袷，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袷禘袷嘗袷烝。」則是天子袷祭，隨時皆用也。（《辯趙伯循說》。）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歿，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袷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于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于王室也。（《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以上《戴記說》。）
古者重聲教，故釆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釆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釆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紀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釆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釆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于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釆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始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于《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詩說》。）
（梓材謹案：楚望及東山，黃氏補本別為《九江學案》，而謝山《序錄》無之，以楚望為草廬最所推重，併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草廬為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為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陜西，先生諫曰：「太子此行，于國為君命，于家為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先生曰：「向為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為！」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浙帥泰不華舉為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為授經郎，先生遂陽為瘖，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為本﹖」曰：「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今以草廬薦入國學，附入是卷。）
◆草廬家學（雙峰三傳。）
廉訪吳先生當
吳當，字伯尚，草廬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草廬既歿，四方從遊者悉就先生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訪使，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朵歹方駐兵于此，忌先生屢捷，功在己上，因搆為飛語，謂先生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先生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朵歹方公牘先至，故朝廷責先生，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先生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先生以死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草廬門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清河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時虞集以治經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為未廣。」官至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至治二年，卒于位。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初，先生為江西省掾，吳草廬講于郡學，先生問以《易》、《書》、《詩》、《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僑寓崇仁。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為一代所宗，而其學術源委則自父汲。與草廬為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道園文集
許文正公遺書，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為玩物，謂辨疑答問為躐等，謂無猷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上負國家，下負天下，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送李擴序》。）
（雲濠謹案：先生自題其■曰《道園學古錄》，蓋其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又案：先生亦號邵庵，袁清容為作《邵庵記》，見《清容居士集》。）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貢歸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業國子學為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治行為諸郡第一，復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改除戶部尚書，分部閩中。召為祕書卿，行至浙之海寧，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者。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玩齋。《萬姓統譜》載其官浙江參知政事，移家烏程。《四庫書目》著錄《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提要》稱其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家學，又從草廬受業，與虞、揭諸公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學士鮑西溪先生恂
鮑徇，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于草廬。洪武初，以明經召除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固辭歸里。學者稱為西溪先生。
都事藍先生光
藍光，字仲晦，江西人。受業于草廬之門。初為安南路主事。江西陷，先生入閩，轉行省照磨，尋陞檢校，改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閩內附，先生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詩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蘭
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事母以孝謹聞。從草廬先生學。大德中，建鰲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行省薦于朝。三覲仁宗于潛邸，賜書院額，授會昌州同知，辭。
袁樓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歸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邵庵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援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庵為之序。又有文集藏于家。
徵君黃西齋極（附子寶。）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元統中，南臺薦其窮極義理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徵之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淹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明永樂間，遣使徵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先生棟（合傳。）
李本，字伯宗，臨川人。從學于草廬。祖榮，至元初，為行軍令史。宜黃南坑盜起，調兵捕治，議畫地以兵殲之，榮抗議不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計皆出此，聞榮言變色，主兵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以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箙中，曰：「今當何如﹖」榮曰：「盜烏合，不能持久；若良民，豈不知逃死。按兵勿動，以誠意諭之，盜可擒矣。」主兵者從之，獲盜首四人，餘散去，鄉民遂安。孫澹軒表其墓。父伯源，為寧都學正。草廬歿，就學者皆依李氏，先生與從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為之記。棟父季淵，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徵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元會。（雲濠案：謝山底本《劄記》云：「字好謙，見《姓譜》。」）金溪人。自遊草廬先生門，杜門究心經史，草廬稱其為文不及于古不止。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某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至正中，鄉寇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三世治喪不用僧道。先生性端重，嘗謁草廬于郡學，草廬喜曰：「期年所接，無如君者。」郡以明經博學薦，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為太平路儒學教授。蘄黃盜起，常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歸築室瓜園。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園集》十卷、《語錄》八卷。
國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遠，（雲濠案：《江西林志》作黃伯遠。）金溪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英嘗作《六賢詠》，謂葛元、劉傑、朱夏、陳介、黃冔及先生也。
王西齋先生梁
王梁，樂安人，字純子。師事草廬。嘗築汪陂，溉田千頃，邑長燮理、溥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藏于家。
楊玉華先生準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于吳文正公，文章高古，甚為虞集、揭傒斯所推許，危素尤敬服之。號玉華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師事草廬，通《五經》，確守朱子之學，尤善推演其說。
通判皮先生溍
皮溍，字昭德，清江人。嘗從草廬先生遊，得其領要。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三召始起，為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貨，公私便之。
舉解先生觀
解觀，吉水人。天歷鄉舉，預修《宋史》。有《四書大義》行于世。
（梓材謹案：《春雨堂集》載先生初名子尚，字觀我，入試名觀，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稱其著《宋書》一千、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陳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又稱其作《萬分歷》，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義疑通釋》。）
（又案：先生深于《易》。《經義考》述草廬《易纂言》有觀生跋，言其著是書幾四十年，壬戌秋書成，明年春觀生請鋟諸梓。又言：「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觀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諭黃先生盅
黃盅，字子中，萬載人。受學臨川吳草廬，草廬奇其篤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于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嘗題其讀書堂曰「大本」。有虞道園記。
隱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嘆。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編修趙先生宏毅（附子恭。）
趙宏毅，字仁卿，晉州人。好學，嘗從吳草廬遊。為國史編修官。元運已終，明兵入城，先生嘆曰：「我今但有一死以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為中書管句，亦與妻訣曰：「吾父母已死，尚敢愛生乎！」遂公服向闕拜而縊死。
王先生祁
王祁，城人。早受學于臨川吳草廬先生。既有得，仍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
李先生擴
李擴，歸德人。受業于草廬。又從道園為文。（補。）
陳先生伯柔
陳伯柔，崇仁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講學也，先生以里中子受業其門，為經則推本于文正，修辭則取法于文靖。其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于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于先生者甚至也。（參《王忠文集》。）
編修黃先生冔
黃冔，字殷士，金溪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于詩。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先生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為冑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于世。（參史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別見《靜明寶峰學案》。）
文忠包先生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學草廬。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雲濠案：先生著有《點四書凡例》。）及卒，門人私諡之曰文忠。（補。）
熊萬初先生本（父紹。）
熊本，字萬卿，一字萬初，臨川人。父紹，進士。先生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為師友。年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孫澹軒轍、熊天傭朋來、龍麟洲仁夫、揭文安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為忘年交。吳文正公倡道于崇仁山中，先生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為之喜而不寐。閒論《古文尚書》，亹亹數千言，援據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劉須溪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先生獨疑其怪僻，因究極原委，質于虞文靖公，文靖亦器之。先生自此以講學摛文為務。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著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問難所得者。《仁壽》則手錄文靖之文也。（參《宋文憲集》。）
酒務丁先生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遊吳草廬之門，草廬禮之，為製主敬字說。范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手編《金閨彝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務大使，值兵變未任，卒于家。（參《南昌府志》。）
州判許先生晉孫
許晉孫，字伯昭，建昌人也。延祐二年進士。釋褐後，從草廬遊，每以及門晚為憾。累官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詳見黃晉卿所為墓銘。將卒之前一月，夢為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未幾而病。（補。）
饒先生敬仲
饒敬仲，草廬弟子。（補。）
（梓材謹案：草廬為周氏墓誌云：「饒宗魯，臨川士之好修者。」又言：「其子約，從予在京師，聞喪乃歸。」蓋即先生，而敬仲其字也。
教授鄭先生真（別見《深寧學案》。）
◆道園講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為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于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學者稱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參史傳。）
（雲濠謹案：虞道園為先生作《思學齋記》云：「予始識杜伯原甫于京師也，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遊，沛乎其應之無窮也。」又云：「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書》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我記之。』」是先生為道園講可見友，亦其嘗事邵子之學矣。又案：先生其先自京兆徙天台。）
◆王氏家學
王西齋先生梁（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家學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文靖孛朮魯先生翀（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玄（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氏家學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見上《草廬門人》。）
◆資中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于九江黃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楚望曰：「當以一事為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主之矣。』嘗以質于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眾矣，當務完善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為易置其說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雲濠案：過氏庭訓《分省人物考》言：「先生受學于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晚年，屏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為東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傳》、《屬辭》各十五卷，《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其門人倪尚誼續成《春秋集傳》。（從黃氏補本錄入。）
春秋集傳自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孟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生《詩》、《書》、《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之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霸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霸寖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用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穀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不可通于全經。陳氏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且或以為夫子所削，其不合于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關于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興，中國無霸而荊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卻攘為功。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于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以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恆，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恆，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恆，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恆，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于《春秋》以求書法為先，于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為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于所聞，未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傳諸同志焉。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為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以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于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諭于三代盛事，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于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寖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概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為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為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註》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于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于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于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于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奧旨，註有未備者，頗釆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乎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于經，則致疑于傳，務為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辯證者，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有《東山學案》之目，《序錄》無之，而并失其■，茲從姚江補本增入。）
◆邵庵門人（雙峰四傳。）
監丞陳先生旅（附師傅古直。）
陳旅，字眾仲，莆田人。初從鄉先生傅古直遊，出為閩海儒學官。至京師，虞伯生見所為文，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薦授國子助教，歷江浙儒學副提舉，應奉翰林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謹案：陳眾仲之學，乃其先世所得于趙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陽曲人。從鄧文原、虞伯生遊。泰定元年進士，累官參議中書省事，出為河南省參知政事，進左丞。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別見《靜修學案》。）
鄉舉劉先生霖
劉霖，安福人。從邵庵學。至正丙申舉于鄉，不仕。（補。）
李先生擴
先生伯柔
熊萬初先生本（並見《草廬門人》。）
◆眾仲講友
烏春風先生本良（別見《靜明寶峰學案》。）
◆玩齋門人
參政鄭先生桓（別見《師山學案》。）
◆杜氏門人
提舉張先生理
張理，字仲純，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閩書》載先生嘗從杜清碧于武夷，盡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為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于此。）
易象圖說自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奇耦，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于澤，雷因于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三謂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坎》七《離》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兌》八合十×。）《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交十＊，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曆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啟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為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為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為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為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為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為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為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為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因脈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蓍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交重反變，悉皆為圖以顯其象，為說以敷其意，雖其言不本于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于同志。
◆趙氏門人（資中再傳。）
倪先生尚誼
倪尚誼，趙東山門人。東山《春秋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正二十七年而齎志以歿。先生證以《屬辭》義例，質以平日所聞于東山者，參互考據，足成之。（參《東山行狀》。）
（雲濠謹案：先生有《春秋集傳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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