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元刊胡注本《资治通鉴》全十册，1956年6月第一版

     《资治通鑑》是我国著名的古典编年史。作者司马光（一○一九一○八六年）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刘分、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的史料，通监采用资料，除正史以外，所采杂史多至百二十二种。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才把从战国到五代（公元前四○三公元九五九年）这段错综複杂的历史编写成年经事纬的巨著。

     通监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写成同样体裁的编年史.，它在祖国的历史编纂学上曾起过巨大的影响。固然由於时代局限，这部古典历史著作已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要求，但司马光等人毕竟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以及文字的剪裁、润色等方面下过一番工夫，它仍然是祖国文化遗产里的重要典籍，因此有必要把它标点重印出来，以供学习历史的人们做参考。

     通监自从宋朝以来，有很多刻本。这次标点排印的是根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因原刊本已不易购得，只好用胡刻本来代替。原因是..这个本子有元朝著名学者胡三省的注文，对於阅读通监有很大的帮助.，它把司马光的考毕散注在正文之下而不单独刊行，阅读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章钰曾根据胡刻本校过宋、明各本，並参考了以前人校过的宋、元、明标点《资治通鑑》说明

     标点《资治通鑑》说明

     本记录，写成胡刻通监正文校宋记，现在我们根据同一刻本标点排印，便於把章钰的校记择要附注在正文之下，这样，宋、元、明各本的长处就彙集在一起了。

     标点之外，我们也增添了一些校注以及其他方面的加工，茲分述如下。

     一、标点、分段除破折号（）、曳引号（）和疑叹号（？！）以外，其余一般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在标点这部书时都使用了。有些用法，需要在这里说明。

     （一）人名标号

     凡谥号、尊号，不论名词长短，一律加标号，如“太祖高皇帝”文惠皇后一、“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元子伊利居盧设莫何沙钵略可汗”。

     非真实姓名而习惯上已用作一人私名者，加标号，如“圯上老人”、“角里先生”、“赤松子”、“南郭先生”。

     爵名如“齐王”、“魏公”、“淮阴侯”、“新沓伯”、“贡符子”、“奉春君”之类，在爵衔之上有的冠以地名，有的冠以封号，为求统一起见，一律於爵衔之旁加标号。惟如“魏主焘”、“燕主儁”之类，因“主”字为泛称，故不加标号。

     有的人名和官名，习惯上往往连在一起称呼，则作为一个名词，连同官名加标号，如一师尚父一、“王子比干”、“司马穰苴”等是。也有在人名之上加封爵的，则分别在封爵与名字之旁加标号，如“屈侯鲋”、“嵬王词”等是。

     （二）地名标号

     凡地名，不论所指区域大小，一律加标号，如“中华”、“浙江”、“山南道行台”、“广通渠”、“临春阁”、“南内”。

     “河”如果专指“黄河”，“江”如果专指“长江”，也加上标号，一般泛称江河，则不加标虎。

     号凡民族专名，同地名一样的加标号.，但有时民族专用名词变为普通名词，则不加标号。如“胡”专指匈奴，“蕃”专指吐蕃，加标号.，一般泛称的胡番，不加标号。

     （三）代名标号

     朝代名有时加次序、方位及统治者的姓氏以示区别於其他同名的朝代，则连同所添之字加标号，如“前汉”、“后汉”、“西晋”、“东晋”、“曹魏”、“拓跋魏”、“李唐”、“后唐”、“南唐”。

     （四）书名标号

     凡简称的书名，如“五代志”、指隋书中的某一志。“旧专一，指旧唐书中的某列传。仍加书名标号.，简称书的作者及其所作之书，如“班书”、指班固汉书。“班志”，指汉书中的某一志。则加人名标号及书名标号。

     歌舞名词，加书名标号，如“五夏：昭夏、皇夏、诚夏、需夏、肆夏。二舞.文、武二舞。

     （五）引号

     凡比较特殊的事物加引号，如“杨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層，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

     一般人常说的成语也加引号，如“文士元万顷等常於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通监正文及考毕引书，均加引号，胡三省注引书，一般不加引号。

     “臣光曰”、“汉纪曰”、“班固曰”等议论按语，低两格排，不加引号，论中引文，则加用引号。

     （六）分段

     原书一卷中每年提行，一年中依事分段，各空一格。现将年份独立成一行，顶格排印。

     年下纪事，每段一律提行，首行低两格排印，加标“1”“2”“3”“4”等号码，藉以保存原来分段面目。至每事细为分段，则不标号码，表示是此次标点者所加。但胡刻分段，间有应空格而不空格，也有不应空格而误空格处，现在都纠正过来。

     二、选录章钰胡刻通监正文校宋记作注

     章钰以胡刻通监为底本，曾校勘过宋刊本通监九种，章钰简称为十一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传校北宋本。参校过明刊本通监一种，即孔天胤本，章钰简称为孔本。

     並参阅张敦仁《资治通鑑》刊本识误、张瑛《资治通鑑》校勘记章钰以张校、退齐校代表以上二书。及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鑑》校字记等书，写成胡刻通监正文校宋记三十卷，校出胡刻通监中的很多错处，据章钰统计，胡刻“一一百九十四卷中，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实为尤大。”

     我们把章钰书中的重要校勘都收八本书做注文（用新五号铅字排印，加一“章”字，並用括号“”括出，以示注文为此次所加，非胡刻原有），如卷一，页二五，周安王八年“齐伐鲁，取最”句下，章钰根据宋、明刊本、张敦仁识误及张瑛校勘记诸书校出有“韩救鲁”三字，因在“最”字下括注章十二行本“最”下有“韩救鲁”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齐校同。这是校出脱漏的例子。

     卷一八三，页五七○八，隋焬帝大业十二年十月，“李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密自雍州亡命，往来诸帅间……”章钰据宋、明刊本及张敦仁识误校出“雍州”为“雍丘”之误，因在“雍州”下括注:章:十二行本“州”作“丘”;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这是校出错字的例子。

     卷二六，页八五七，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将十余万骑旁塞猎，欲入边为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鹿盧侯。”“言兵鹿奚鹿盧侯”汉书匈奴传作”言兵鹿奚盧侯”，章钰校宋刊本及张瑛校勘记也作”言兵鹿奚盧侯”，因在“鹿盧”下括注:章:甲十五行本无“鹿盧”“鹿”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齐校同。这是校出衍文的例子。

     卷二四，页七九八，汉宣帝本始三年，女医淳于衍夫“谓衍‘可过辞霍夫人（显），行为我求安池监。’衍如言报显，显因心生，辟左右，字谓衍曰..‘少夫幸报我以事……’”，“心生”二字不辞，章钰据宋、明刊本及张敦仁、张瑛二书校出应作“县因生心辟左右”，因在“心生”下括注:章甲十五行本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齐校。这是校出县倒错误的例子。

     凡章钰所谓“脱误衍倒”的错误，我们一般只是把校文注在正文之下，並不改正原文。

     只有比较重要的遗漏，才把它补作正文。如卷五，页一六五，胡刻於周报王“五十一年”下脱“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田单为齐相。五十二年”一一十二字，这样，正文便少了一年的历史，並把五十二年的事错为五十一年的事。章钰据宋、明刊本及张敦仁识误校出这段脱文是非常重要的，故本书据以补入正文，並注明.以上二十二字，胡刻本缺，据章校补；章氏系据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及孔本。

     章钰把张敦仁识误、张瑛校勘记及严衍《资治通鑑》补校勘通监的毕文而无别本可资印证处，列为附录，我们也选录了一些作注文（用“张”、“退”、“严”等字代表上举三书）。

     章钰书裹有一篇胡刻通监正文校宋记述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册的前面，以便明瞭他的校勘过程和他用的是些什么本子。

     还得指出，章钰校记和他所列的附录，有很多毕文是不关重要甚而是错误的，需要大量删汰，例如卷二七三，页八九一七，后唐同光二年三月，“李存审……屡表求退”，章钰在“屡表”下标点《资治通鑑》说明的校文是:“十二行本‘屡’作‘累’”。这两个字在这句话裹，意义没什么大差别，故不选录。

     卷一○六，页三三六七，晋太元十一年七月，狄道长苻登“秦主丕之族子也”，章钰附录严衍的改订是:“秦主坚之族孙也”。苻丕是苻坚的儿子，苻登既是苻丕的族子，自然就是苻坚的族孙。故不选录。

     卷二一○，页六六七五，唐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鄚州北置渤海军”，章钰在“鄚”字下的校文是:“十二行本‘鄚’作‘漠’……”，按唐代河北並无漠州，但有鄚州，“鄚”字不误，十二行本作“漠”反而错了。故不选录。

     卷三三二，页四一七七，刘宋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阳王休范反……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辛卯，休范前军巳至新林。”章钰附录张敦仁识误说“寅作“辰”。

     按通监这一段叙事，日期排得很清楚，由壬午而庚寅而辛卯，顺序也对。假如把“庚寅”改成“庚辰”，那就错了，因为庚辰是在壬午的前两天。故不选录。

     我们在选录章钰书时，经过一番斟酌去取，因此，不少校文被删去了。

     三、其他的加工

     我们作了以下的加工:

     （一）根据四部业刊影宋本通监考毕並参考了胡元常据万历刊本所作的校记，将胡刻本所附考毕校勘了一遍，校出遗文十一条，並改正了若干误字和错简。考毕原为单刊本，元刊胡注本散八正文，有的地方放得不合适，现在都依据宋本改正。

     （二）凡胡刻一般明显的错字，如“刺史”误为“刺史”，“段规”误为“叚规”，以及“羡”、“羡”不分，“汜”、“池”无别等，均为改正.，其字体写法歧毕者，如“强”或作“彊”，“法”或作之类，都改归一律。又所有帝王名讳缺笔及封建性的抬头、空格之类，也统加更正。

     （三）凡胡注误文，不为擅改，而括注正字於误字之下，如卷一四，页四五七，胡注将长安志的作者“宋敏求“误为“沈敏求”，则括注“宋”字於“沈”字之下。其有衍文、脱漏，也括注出来。如卷一○四，页三二七九，胡注..“北人谓父为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姓。”文义不明。考胡三省此段文字是采自李延寿北史，北史夏赫连氏传“谓”下有“胡”字，但文义仍不很通晓。再考北史是钞自魏收魏书，魏书铁弗刘虎传原文为“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在“谓”下括“胡”字，“为”下括“衍”字，意思才明白。

     （四）凡胡注缺文，可以据书增补的，则概加增补，並加括弧。如卷八五，页二六八○，“刘昫曰：义阳……唐为”以下有空白数字，今据旧唐书於“为”字下括补“申州义阳县”五字。其无法增补的，则依据原书空格的多少，括注“原缺若干字”。

     （五）胡三省音注间有错误处，就我们所能知道的加以改正，並括注所改之字於原字下。音注有时错放了地方，也改正了。

     （六）通监以尔雅释天中岁阳、岁阴诸名词作纪年符号，但这些名词早已不通用。因此注上干支。如在卷一，页一，周纪一“著雍摄提格”下括注“戊寅”一一字，於“玄黭因敦”下括注“壬子”一一字。又在每年之下括注干支和公历，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注出“戊寅、前四○三”等字.，这样，对於读者比较方便些。

     这次标点是由十二位同志分擔的，另由其中四位同志组成校阅小组，每卷标点完，一般都经过两次的校阅（标点及校阅者姓名列在各卷之末）。本书付排时，承古籍出版社校阅的同志提出一些意见，又加以修改，同时校阅小组中的聂崇岐同志校看了全书的校样，又作了若干修正。虽然我们努力使它没有错误，可是限於能力，又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广泛地参考书籍，标点及校勘的错误一定还很不少，希望读者们多提意见，以便再版时更正。

     新注《资治通鑑》序

     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梼杬虽不可復见，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旣东，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減诸侯，燔天下书，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诗书所以復见者，诸儒能藏之屋壁。诸国史记各藏诸其国，国滅而史从之，至汉時，独有秦记。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国年表，三代则为世表。当其時，黄帝以来谍记犹存，具有年数，子长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与古文乖異，且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虽颇有，然多阙。夫子之弗论次，蓋其慎也。子长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纪年出於晋太康初，编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国史记，脱秦火之厄而晋得之，子长不及见也。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蓋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江陵之陷，其书燼焉。唐四库书，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作传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復无几。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蓋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监于往事，有资於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鑑》，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繁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既不能自已於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於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豈徒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於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为人君而不知通监，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监，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监，则谋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监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繁之秦，鲁春秋则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监则书赵兴智滅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监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温公徧阅旧史，旁採小说，抉擿幽隐，荟稡为书，劳矣。而脩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则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为一书，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脩通监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己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观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参订羣书之異同，俾归于一。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並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於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

     先君笃史学，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读史不暂置，灑血渍书，遗跡故在。每谓三省曰：“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註解多矣。章怀註范史.裴松之註陈寿史.虽间有音释，其实广異闻，补未备，以示博洽。晋书之杨正衡，唐书之窦苹、董衝，吾无取焉。徐无党註五代史，粗言欧公书法义例，他未之及也。通监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於蜀史炤，冯時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诏，刘、范诸公羣居之讲明，不应乖剌乃尔，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对曰：一愿学焉乙巳，先君卒，尽瘁家蠱，又从事科举业，史学不改废也。宝祐丙辰，出身进士科，始得

     大肆其力於是书。淤宦远外，率攜以自随；有異书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釐为广註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咸淳庚午，从淮壖归杭都，延平廖公见而韪之，礼致诸家，俾雦校通监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监凡例。廖转荐之贾相国，德祐乙亥，从军江上言，辄不用，旣而军溳，间道归乡里。丙子，浙东始骚，辟地越之新昌；师从之，以孥免，失其书。乱定反室，復购得他本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监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辩误十二卷。

     呜呼！註班书者多矣：晋灼集服、应之义而辨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说而驳以己见。至小颜新註，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蓋尠，訾臣瓒以差爽，诋蔡谟以牴牾，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復遗恨；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人苦不自觉，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註，博则博矣，反之於约，有未能焉。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於中国，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长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碉蠖居。

     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鑑》序

     古今载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决择而欲遍观之，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是犹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务也。”大抵士君子之学，期於适用而已；驰骛乎高远，陷溺乎異端，放浪於词华，皆不足谓之学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命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谓适用之学矣。

     前脩司马文正公，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遗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拟议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於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於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朝廷悯庠序之荒芜，欢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师剏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录廩，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鑑为起端之首，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

     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响慕於学而无书可读，悯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毕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

     翰林学士王磐序。

     宋神宗御製《资治通鑑》序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䌷石室金匮之书，據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於圣人，褒贬出於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裴，王室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讬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系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章乙十一行本，“六”作“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牘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姦安全，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鑑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製序，令候书成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