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洛阳伽蓝记之刻本至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明刻本主要有三种：一、如隐堂本，二、吴琯所刻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如隐堂不知何人所雕，刻板似出于嘉靖间；赵万里先生谓："此书盖为长洲人陆采所刻。范氏天一阁藏书中有采所著天池山人小藁，内有如隐草堂之名，此伽蓝记之板刻字样正类苏州刻本，故疑为陆采所雕。"案如隐草堂四字见小藁壬辰藁卷末。采为嘉靖进士陆粲之弟，从都穆学古文词，于文喜六代，为诸生累试不第。详冯桂芬苏州府志卷八十六。逸史本则为万历间所刻也。二者来源不同，文字有异。津逮本刊于崇祯间，据毛斧季言，原从如隐本出，而有改窜。盖据逸史本校改者。至于清代刻本，则有四种：一、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汉魏丛书本，二、嘉庆间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三、嘉庆吴自忠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四、道光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本。考汉魏本乃出自逸史本，学津本即据津逮本翻刻，而小有更易。真意堂本，则又参取津逮汉魏两本以成者。至于吴氏集证本，虽云出自如隐，然亦略有删改。凡别本有异者，均于集证中详之。综是而言，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后此传刻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后日一切刻本之祖本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挈领，余皆怡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瞀乱，劳而少功矣。
    二、    如隐堂本，今日易见者，为董康及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至于原刊本，殊不易购。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李木斋书中有之，无清人藏书印记。余所据者为董本。昔毛斧季云："如隐堂本内多缺字，第二卷中脱三纸，好事者传写补入，人各不同。"案董本卷二阙四、九、十八三板，与毛氏所言一致。董云："从吴氏真意堂本补此三页。"案真意堂本，第九页"受业沙门亦有千数"下，有"赵逸云晖文里是晋马道里"十一字，董本此语乃在前"高门洞开"下，津逮本同，由是可知董本所补者，亦非尽据真意堂也。而四部丛刊及李氏旧藏之原刻本亦阙此三页，其所钞补，又均与董本无异，如出一辙，殊不可解。
    三、    明永乐大典中有引及伽蓝记者，见于卷七三二八阳韵郎字下者一条，卷一三八二二至一三八二四真韵寺字者三十三条，合之约当杨书五分之三。可谓富矣！案大典虽为明人所修，而所取之书，殆皆宋元相传之旧本。然则其中所引，不啻为明以前之一古本也。又缪荃孙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记后魏城阙市里之文，一望而知出于伽蓝记。缪谓原书盖袭宋敏求知旧志。宋敏求书见宋史艺文志，凡二十卷。果尔，则所录者又为北宋本矣。此二者前人均未道及，故特表而出之，使览者知校勘伽蓝记，除采取诸刻本外，尚有此重要之资据在焉。观其内容，河南志之文最古，大典所引多与逸史本相同。由是益可知逸史本与如隐堂本不同，自有其来源。
    四、    伽蓝记之有校本，自吴氏集证始。然简略且有讹缪，未为精善。近乃有二本校本：一为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之校本，原书据如隐堂本排印，而参校众本，列其异同于下。惟不及古今逸史本及真意堂本。一为张宗祥先生之合校本。此书不以一本为主，但合校各本，择其长者而取之。凡有异同，皆备记其下，而不加断语，足以见其审慎。然撮录之时颇有讹夺。如卷一胡统寺条脱"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九字。今之校本，以如隐堂本为主，而参用古今逸史本，校其同异，定其是非。凡义可两通者，注曰"逸史本作某"。逸史本误，槩从如隐本。如隐本误字较多，皆取逸史本校正。原书俱在，可覆案也。至于津逮汉魏以下各本，亦均在校雠之列。如有可采，必择善而从。若津逮同于如隐本，汉魏同于逸史本，正其渊源作自，不复言之，以免淆乱。斯所谓振裘挈领也。若津逮不同于如隐，学津又不同于津逮，盖据逸史本或汉魏本而改，故亦不备举。或出一二，以见其源流而已。夫校书之事，最忌臆断，苟有真知灼见，又不可全无是非。今所校改，皆举其证。间有依文例或上下文意而确知有脱误者，则以意订正，并陈明其故，惟学者斟酌之。凡依文例增加之字，字外均以[  ]为识。
    五、    唐刘知几《史通·补注篇》云："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赅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由是可知衒之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今本一概连写，是混正文入于正文，与原书体制不合。此意自顾千里发之。见思适斋集卷十四《洛阳伽蓝记跋》。尔后吴若准为集证，乃本顾氏之说，画分段落，子注皆分行书之。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非杨书之旧。吴氏之后，唐晏为《洛阳伽蓝记钩沉》，复重为分画。以视吴本，眉目稍清；然犹有界域不明者。以予考之，此书凡记伽蓝者为正文，涉及官署者为注文。其所载时人之事迹与民间故事，及有衒之案语者，亦为注文。唐晏钩沉以有衒之案语者为注中之注，古本不可得见，今皆列为子注，不复分别。如卷一永宁寺条，《开元释教录》引之，而不录常景之传记及"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云云数语，是其明证。循此以求，条理不紊。其卷五记宋云西行求法一节道荣传，亦均为子注。考《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雀离浮图"一节，全不引"道荣传"语，即其证也。陈寅恪先生谓此即本于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例，诚不可易。见《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今就以上所举例证，重谓画分，虽未必能还杨书之旧观，但藉此以明杨书之体例，并使上下文句条贯统序，亦未始无用也。今书中子注皆分行低格书写，校注则作小字。原书一条之内，所记非一事者，则又为之画分段落，以便观览。
    六、    伽蓝记一书内容包括至广，唐晏钩沉虽有注释，但仅据魏书北史略记书中人物之大概，其他则不复措意。今之所注，牵涉较广。关于历史事实及人物事迹，则取证史书，陈其同异。史传所不详，则参照碑志，发其幽隐。关于地理，则参校《水经注》及前代地理载记，凡能与本书相发者，悉载于篇，以资参证。宋云西行所经之处，则据正史之西域传及法显行传、玄奘西域记等书说明古代中亚各国之地理山川、物产风习。关于佛书故事，则采诸经论，述其原委。至于翻译之名称，则兼注梵音，陈其义训。其他若文藻典故、名物制度之类，亦随文释之，不以其琐屑而失之也。
    七、    北魏之建都洛阳，即因汉魏洛阳故城之旧而兴建，宫阙坊里或有改变，而城之大小仍旧。据晋人书藉所称，南北长约九里，东西长约六里。吴若准集证所附洛阳图，南北窄而东西长，与载记及旧城基址不合。今据阎文儒实测古城基之大小比例重绘一图，其城阙、宫殿、坊里、沟渠、桥梁以及伽蓝之所在，则以本书所述及《水经注》、《魏书》所载为依据，并参照《元河南志》之汉魏晋洛阳城图、汪士铎《水经注图》之洛阳城图定其方位，惟览者详其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