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成国兼附庸之制。

     ◎司徒建邦国之图（见书３１７５页）

     ◎职方封国设法之图（见书３１７６页有表）（见书３１７７页）

     ◎成王广鲁之图

     《明堂位》云：鲁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

     如《司马法》，方七百里出革车几五千乘。《诗》云："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则七百里盖包山川、土田、附庸言之，车止千乘，则犹大国之制。（见书３１７８页）

     ◎今定分土惟三之图

     一同为三郊，一同为三遂，余二同半出赋二百五十乘，合千乘，公地四同有半，为方二百一十一里。侯上同于公。（见书３１７８页）

     ◎伯新图

     一同为方七十里者二（一为二郊，一为二遂），余一同（出赋百乘）合六百乘。

     伯地二同，为方百四十一里，实二百四十步。（见书３１７９页）

     ◎男新图

     一同为方五十里者四（一为一军，一为一遂），余为五十里者二（定出赋五十乘，合三百乘）。

     子下同于男。《周礼》于男独见，自有封疆，可推而上。（见书１３８０页有表）

     《周礼  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正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半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十一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

     《尚书  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孟子  万章》，北宫錡问周室班爵禄，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

     《左传》：子产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

     唐氏曰："学者见《大司徒》建邦国封疆与《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禄之制不合，因谓《周礼》非周公之制。为《周礼》者又强为之说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变商汤之制，虽小国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费誓》曰：'鲁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然则大国三军，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御事，司徒、司马、司空。'然则大国三军，三卿为之帅，一军之戎车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诸侯之军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异？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乌睹所谓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国，分土之制遽过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犹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则曰是兼附庸。诚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万井，三分去一，为六万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为兵六万，尚不足三郊三遂七万五千人之数，为车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数。所谓园廛、宅田、士田、贾田、官田、赏田、牛田、牧田，与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亩，又征其什二，他无馀地，车辇马牛干戈之属，於何出之？百亩之分，以中农计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则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禄也。六万夫之税，足当中农夫六千人而已，三乡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给之？尚未言三遂之吏与其百官之众，府史胥徒之禄，宗庙朝廷之礼，王国之朝贡，四邻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为公侯之国，明甚。况七十里止二万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万五千夫之地，其不能为诸侯之国，抑又明矣。然则子产、孟子之言非欤？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为言，省文而互见，详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为国，有军有赋。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此军也，出於国之郊者也。天子万乘，诸侯千乘，此赋也，出於成国者也。自军言之，则方百里而具三军，方七十里而具二军，方五十里而具一军，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军。自赋言之，则方千里而具万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军与赋而言之，则方千里者，为兵车万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军，又五十里者为一遂，合为兵车二百五十乘。馀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赋五十乘。军赋合三百乘，男之国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军，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当一同，合为兵车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赋百乘，军赋合六百乘，伯之国也。百里而具三军，又百里而具三遂，合为兵车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赋二百五十乘，军赋合千乘，公之国也。伯二同，则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则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谓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则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虽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内矣。今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证也。'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证也。'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奄有凫绎，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证也。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军制赋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车千乘，则举封疆而言。虽七百里犹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军赋而言之；於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独举军制而言也。於天子言万乘者，以赋法通率也。於诸侯言千乘者，兼军赋而言也。於诸公言五百里，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诸男言百里者，独举其出军赋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见，若异而相通，何尝纤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诸侯，岂其封疆一定而遂无所劝惩哉？公之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庆而益以地，则岂以百里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见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庆而益，责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广鲁以七百里，则广周公云尔，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齐有赐履焉，於卫有封畛土略焉，於韩侯有奄受北国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数也。与《武成》、《孟子》之言盖相表里矣。然则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诸儒之说孰是乎？曰：皆非也。郑司农谓所食租税之数，男適五十里，是大国贡轻，小国贡重也。郑康成谓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国土沃，而小国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岂诸侯之地皆无不易者哉？康成之说既不通司农之说，又倒置轻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强也。岂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产曰：'先王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谓邦内甸服也。畿外诸侯则列尊贡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轻乎？康成曰'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其意是矣。柰何以一易、再易、三易为说也？授之沃壤而贡重，予之瘠上而贡轻，是乃適当然，乌在其为正之、字之哉？当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为正，然王食岂尽取其所税哉？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十一取诸侯，则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贡重欤？《职方氏》七伯当为什一伯，注说为是。"

     陈氏《礼书》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称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异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异，故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方百里。盖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广封也。正封则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无所屈卑者，嫌於削而无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从侯，男之地必上而从子。至於广封，则欲上之政令，有所统而不烦；下之职贡，有所附而不费。又非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异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异於子也。"

     《朱氏语录》曰："向来君举进《制度说》，《周礼》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围五百里，径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径只百里；方三百里，径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径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径只二十五里。有奇其说，与《王制》等语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则四，公以封侯则六，侯以封伯则七，伯以封子则二十五，子以封男则百。男其地已有定数，此说如何可通？况男国二十五里之小，则国君即今之一耆长耳，何以为国君？"

     按：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礼  大司徒》、《职方氏》所载，与《王制》及子产、孟子所言不合。郑注以为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会二说而一之。如陈祥道、唐仲友之论特为明畅，故备录之。若止斋径围之说，则侯伯子之地仅可吻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仅得五十里之半，其与《王制》、《孟子》所言均之，为龃龉不合耳。

     右分封之制。

     《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銍，半稿也。半稿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总、銍、秸，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独於秸言之者，总前二者而言也。粟，榖也。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稿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稿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榖也。外百里为尤远，去其榖而纳米也。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侯服者，侯国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国也。诸侯，诸侯之爵大国次国也。先小国而後大国者，大可以御外侮，小得以安内附也。此所谓分侯服五百里而为三等也）。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安也。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内外之间，故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远，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传》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所谓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南北东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千五千'。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於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犹闽、浙之间，旧为蛮夷渊薮，而今富庶繁衍，遂为上国。土地兴废，不可以一时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并之则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为万里，盖倍禹服之数也。《汉  地志》亦言东西九千里，南北一万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狭而周汉地广，或以周服里数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长短，或以为禹直方计，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论。盖禹声教所及则地尽四海，而其疆理则止以五服为制，至荒服之外又别为区画。如所谓咸建五长是已，周汉则尽其地之所至，而疆画之也。"

     《周礼  大司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国语  周语》，祭公谋父谏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唐氏曰："尧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为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者，不在五服之内，则与九州之法实同无毫釐差矣。学者惑於五百里之说，谓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谓夷、镇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谓周之境广於《禹贡》五百里，虽稍异於郑氏，亦未尽知《禹贡》也。若如二说，则不惟不与《禹贡》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谋父，周人也，不言九服而言五服，何哉？盖九服、五服一也。自《禹贡》一面言之，率五百里为限；《周礼》以二而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为限。则自镇畿而内，二畿而当一服，与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无纤毫牴牾者。周公、祭公之说亦不待释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即所谓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夷、镇尚在九州之内，以其荒服，使之终王，各挚所宝，同於蕃国。《行人》之言与《周官》六服合矣，不谓夷、镇即在九州之外也。然则商制如何？曰：《诗  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与《禹贡》、《周礼》同制也。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中举来享，外举来王，知其与祭公之言合也。况作《康诰》之初，《周礼》未制，已言侯、甸、男、邦、采、卫，则周因商礼，其可知矣。然则《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说者谓商之制有诸乎？曰：《王制》，汉文帝博士所作。自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国之境土褊矣。《王制》采《六经》而作，欲行诸当时，此乃据所见境土言之，岂商制哉？方五千里为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尧迄周，无异制也。况《禹贡》五服，自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别，与周九畿何异哉？今具图以见《禹贡》、《周礼》祭父所言皆同制，并畿内郊甸稍县都纳总、銍、秸、粟、米之制具著焉。"

     右畿服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