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东林寺有画须菩提像，如人许大，梵相奇古，笔法简易，真奇画也。题曰：“戊辰岁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开宝四年画也。南唐自显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为耻，故江南寺观中碑多不题年号，后但书甲子而已。后戊辰七年，岁次乙亥，遂收江南。

    仆友人陈师黯子直尝谓仆云：“汉诸儒所传《六经》，与今所行《六经》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辞论也。王嘉奏封事曰：臣闻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有国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当戒慎危惧，以理万事之几也。敖音傲。’”今《尚书》乃作“无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转写作“教”字耳。若谓天子教诸侯逸欲，恐非是也。仆曰：《书·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为隶古更，定以竹简写之。”所写讹，或有此理。

    自唐以来呼太常卿为“乐卿”，或云太常礼乐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为“礼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汉·食货志》武帝“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级曰“乐卿”，故后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无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传》称：帝仆所为碑，停叔玉昏，顾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郑公之德，国史可传，何赖于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败其家。仆后考魏氏之谱，郑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华，华生商，商生明，明生冯，冯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祸或若房、杜，岂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牧传》称牧仕宦不合意，而从兄悰位将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仆以《杜氏家谱》考之：襄阳杜氏，出自当阳侯预，而佑盖其后也。佑生三子：师损、式方、从郁。师损三子：诠、愉、羔。式方五子：惮、憓、悰、恂、慆。从郁二子：牧、颛。群从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岂以富贵声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岂以其仕宦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唐史》称杜不通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审言生闲，闲生甫，由此言之，则甫、佑同出于预，而家谱不载。未详。

    陕府平陆主簿张贻孙子训尝问仆鱼袋制度，仆曰：今之鱼袋，乃古之鱼符也。必以鱼者，盖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鱼，今人乃以鱼为袋之饰，非古制也。《唐·车服志》曰：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景云中，诏衣紫者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谓之章服，盖有据也。

    天道远矣。汉再受天命，其兆见于孝景程姬之事。然长沙定王发，凡十有五子，并载于王子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内舂陵侯买乃其一也。而舂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舂陵节侯买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为城阳王，盖以祉者，舂陵之正统也，故光武立为王。然则国之兴废，岂偶然哉？仆以光武出于舂陵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发，本传中不载，其详因备载之。

    张子训尝问仆曰：“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仆曰：“非也。古非无笔，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尔雅》曰：‘不律谓之笔。’史载笔诗云‘贻我彤管’，‘夫子绝笔获麟’。《庄子云》：‘舐笔和墨。’是知其来远矣。但古笔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笔，故其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颖传》备载之。”

    田敬仲、田稚孟、田湣、田须无、田无宇、田开、田乞、田常，“五世之后，并为正卿”，谓田无宇也；“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谓田常也。自齐桓公十四年陈公子完来奔，岁在己酉，至简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验。《史记》但云“旧敬仲完世家”，不谓之齐，不与其簒也，与《庄子·胠箧篇》同义。

    元城先生尝言：古之史出于一人之手，故寓意深远。且如《前汉书》，每同列传者，亦各有意。杨王孙，武帝时人；胡建，昭帝时人；朱云，元帝时人；梅福，成帝时人；云敞，平帝时人。为一列传，盖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则皆可取。王孙裸葬，虽非圣人之道，然其意在于矫厚葬也；胡建为军正丞，不上请而擅斩御史，然其意在于明军法也；朱云以区区口舌斩师傅，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疏远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权臣之间，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师，虽非中道，然忠义所激耳，稍近其中。故《叙传》云：“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注云：“远也。”刺凤，是谓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独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为一列传。

    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尝记开元中有人献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三郎”谓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为太子时号“五王宅”。宁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谓之“三郎”。“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过三四日。绍兴癸丑岁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日，他皆仿此。

    王禹玉，年二十许，就扬州秋解试，《瑚琏赋》官韵“端木赐为宗庙之器”。满场中多第二韵用“木”字，云“唯彼圣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独于第六韵用之：“上睎颜氏，愿为可铸之金；下笑宰予，耻作不雕之木。”则其奇巧亦异矣哉。

    世所传《五柳集》数本不同，谨按：渊明乙丑生，至乙巳岁赋《归去来》，是时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诗》或云辛丑岁，则方三十七岁；或云辛酉岁，则已五十七；而诗云：“开岁倏五十。”皆非也。若云“开岁倏五日”，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言开岁倏忽五日耳。近得庐山东林旧本，作“五日”，宜以为正。又旧“气和天象澄”作“此象”，讹耳。集中如此类极多，今特举此一篇。

    《诗》、《书》之序，旧同在一处，不与本篇相连，如《尧典》、《舜典》以下，《关雎》、《葛覃》以下，并一简牍而书之，至孔安国乃移之，故曰《书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后毛公为《诗传》，亦复如是。故《逸书》、《逸诗》之名可以见者，缘与今所存之序同此一处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则亡之矣。盖其余则简编众多，故或逸之，今之《逸书》、《逸诗》是也。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汤之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注云：“成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据此文意，则成汤之后，中间别无君也。然《孟子》云：“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据此，则中间又有两君矣。《史记》：“汤崩，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以此考之，然则《书》所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者，盖为伊尹欲明言成汤之德以训嗣王，故须先言成汤既没，非谓中间无二君也。而注误认此语，遂失之，当以《孟子》、《史记》为正。

    五柳《与殷晋安别诗》旧本十韵，第九韵云：“才华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云：“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今世有本无第十韵，故东坡诗《送张中》亦止于“贫”字，云“不救归装贫”。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长，一遇尽因勤。”而旧本云：“游好非少长，一遇定因勤。”盖其意云：吾与子非少时长时游从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语最妙，识者自知之。

    唐秘书省吏凡六十七人，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故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笔匠六人。且世但知乡村之吏谓之“亭长”，殊不知唐诸司多有之。《尚书省志》云：“以亭长启闭传禁约。”则知三省亦有也。然装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谓之潢，其义未详。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日，并行诗赋、经义，《书》题中“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者，拒之使不得进也。难任人，则忠信昭而四夷服。”东坡习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而新经与注意同。当时举子谓东坡故与金陵异说，以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故四夷服。及东坡见说，怒曰：“举子至不识字。”辄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尽黜之，惟作“难”去声字者皆得。盖东坡原不曾见新经，而举子未尝读注故也。闻之于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资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词》云：“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匡。”合东方朔云：“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展了十岁。此事真可绝倒。

    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微细之物皆能见之。若夫与客对谈，急趋而过，则何睱视详至于是哉？仆尝以此理问仆舅氏，舅氏曰：“《东山》之诗盖尝言之：‘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此物寻常亦有之，但人独居闲时乃见之耳。杜诗之源，出于此。”

    “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栖禅夜，见月东峰初。清磬落岩谷，焚香满空虚。夙慕端成旧，未识岂为疏。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余。茂苑繁华地，流水野僧居。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蹰。”右苏州《招昼公》诗。昼公，即皎然也，居于湖。旧说皎然欲见韦苏州，恐诗体不合，遂作古诗投之。苏州一见，大不满意。继而皎然复献旧诗，苏州大称赏曰：“几误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长见示，而辄希老夫之意？”且苏州诗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效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然只一妃耳。土人云：“冯瀛王之女也。”夏县司马才仲戏题诗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过客读之，无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槱，皆温公之侄孙，豪杰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惨然也。

    圣人之言何其远哉，虽弟子皆可与闻，而又择其中尤可与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为上首，故孔子与之言《孝经》。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须菩提为上首，故佛与之言《金刚经》，余弟子不与也。

    《楚辞·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仆读至此，始悟《庄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颦，邻人效之，皆弃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颦，无不佳者，如屈子以笑为宜，而庄子以颦为美也。若丑人则颦固增丑状，而笑亦不宜矣。屈、庄皆方外人，而言世间事，曲尽其妙，然亦不害为道人也。

    襄、邓之间多隐君子。仆为淅川令，日与一老士人郑正字楚老往还。楚老之言可取者极多，今但记其论天一说。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无所考据，独一说简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终日在天中行止。”张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仆初未信其言，俄被差为金州考试官，行金房道中，过外朝、鸡鸣、马息、女娲诸岭，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则自下望之，岂不在天中行乎？后又观《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则乘刚气而行。盖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则为神灵之所居，三光之所县，盖天积气耳，非若形质而有拘碍，但愈高则愈远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仆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侄王砯评事》诗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云：“次问最少年，虬须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于《丙吉传》云：“武帝曾孙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语盖出于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举此一篇。

    县尉呼为“少府”者，古官名也。《汉·百官表》云：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曰“禁钱”，府是别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以亚大司农也。盖国朝之初，县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亚于县令。

    东坡至黄州，邀一隐士相见，但视传舍，不言而去。东坡曰：“岂非以身世为传舍相戒乎？”因赠以诗，末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此盖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乃简条目，州遂大治。东坡用事之切当如此，皆取隐士相见不言之意也。

    今之契丹谓中国为汉者，盖有说也。《西域传》载武帝《轮台诏》曰：“匈奴缚马前后足，言秦人我丐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故今契丹谓中国为“汉”，亦由是也。

    《郑吉传》云：“威振西域，并护西北道，故号都护。”“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直，成于郑吉。”仆以《西域传》考之，乌垒去龟兹国三百五十里，而乌垒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于西域为中。然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余国，咸听指挥，盖汉积威之所致也。始信女骞以三五胡人守中国一大郡，而人不敢图者，良有以夫。

    沈传师《游岳麓寺》诗云：“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盖用严助故事也。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今以《传师传》考之：穆宗时，“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阙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职。俄出为湖南观察使”。故传师于诗以见其志。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一日不相见。尝记东坡自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辽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