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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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自其少时鼓箧读书，规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长，虽欲学而无及。间有豪隽之士，不安于固陋，而思崭焉自见者，又或采其华而弃其实，识其小而遗其大。若唐荆川、杨用修、王弇州、郑端简，号称博通者，可屈指数，然其去古人有间矣。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先生著书不一种，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廖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欲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耒少从先生游，尝手授是书。先生没，复从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缮写成帙，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大学士徐公立斋谋刻之而未果。二公继没，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携至闽中。年友汪悔斋赠以买山之资，举畀建阳丞葛受箕，鸠工刻之以行世。
呜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康熙乙亥仲秋门人潘耒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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