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名号尧、舜、禹皆名也。古未有号，故帝王皆以名纪，临文不讳也。考之《尚书》，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尧崩之后，舜与其臣言，则曰“帝禹崩之后”。《五子之歌》则曰“皇祖”，《胤征》则曰“先生”、无言尧、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启至发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为号者。桀之癸，商之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皆号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号也。商之王著号不著名，而名之见于经者二：天乙之名履，曰汤、曰纣，则亦号也。号则臣子所得而称，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汤”，《颂》曰武汤、曰成汤、曰汤孙也。曰文祖，曰艺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庙号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谥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汤，曰宁王，而称号繁矣。自夏以前，纯乎质，故帝王有名而无号。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号。而德之盛者，有谥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谥。自天子达于卿大夫，美恶皆有谥，而十干之号不立。然王季以上不追谥，犹用商人之礼焉，此文质之中，而臣子之义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欤？
    ○九族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后异姓；丧服之纪，重本属而轻外亲。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后德，以亲九族。”孔传以为自高祖至玄孙之亲，盖本之《丧服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之说，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数商之罪，但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而不及外亲；《吕刑》申命有邦，历举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言甥舅，古人所谓先后之序从可知矣。故《尔雅》谓于内宗曰“族”，于母妻则曰“党”。而《昏礼》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并释为父、子、孙。杜元凯乃谓：“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者。”然则史官之称帝尧，举其疏而遗其亲，无乃颠倒之甚乎？且九族之为同姓，经传之中有明证矣。《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传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纪亲疏之别。”“九庙之子孙，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时已有七族，若其历世滋多，则有不止于九者。而五世亲尽，故经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又孔氏《正义》谓高祖、玄孙无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与玄孙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后魏国子博士李琰之所谓“寿有长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齐同”者。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言：“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在庆元为高叔祖。”其明证矣，亦何必帝尧之世，高祖、玄孙之族，无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当之，其亦昧于齐家治国之理矣。
    《路史》曰：“亲亲，治之始也。”《礼·小记》曰：“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是所谓九族者也。夫人生则有父，壮则有子，父子与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别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孙，因下推之，以及于己之孙。此《礼传》之以三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视之，则为曾祖王父；自己孙视之，则为高祖王父。己之孙，自己父视之，则为曾孙；自己祖视之，则为玄孙。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谓以五为九也。陈氏《礼书》曰：“己之所亲，以一为三；祖孙所亲，以五为七。《记》不言者，以父子一体，而言、玄与曾同服，故不辨异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则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齐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亲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此所谓上杀。服适子三年，庶子期，适孙期，庶孙大功，则曾孙宜五月，而与玄孙皆缌麻三月者，曾孙服曾祖三月，曾祖报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齐衰；曾孙，卑也，故服缌麻，此所谓下杀。服祖期，则世叔。宜大功，以其与父一体，故加以期。从世叔则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缌麻：此发父而旁杀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缌麻，高祖兄弟无服：此发祖而旁杀者也。同父至亲，期；同祖为从，大功；同曾祖为再从，小功；同高祖为三从，缌麻：此发兄弟而旁杀者也。父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犹子而进之也；从兄弟之子小功，再从兄弟之子缌麻：此发子而旁杀者也。祖为孙大功，兄弟之孙小功，从兄弟之孙缌麻：此发孙而旁杀者也。盖服有加也，有报也，有降也。祖之齐衰，世叔从子之期，皆加也；曾孙之三月与兄弟之孙五月，皆报也。若夫降有四品，则非五服之正也。观于九族之训，如丧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纪之数，盖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后魏孝文太和中，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此由古圣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舜典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辞已明，则无嫌也。
    ○惠迪吉从逆凶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言“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此孟子所谓“志台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之远矣。
    ○懋迁有无化居“懋迁有无化居。”化者，货也。运而不积则谓之化，留而不散则谓之货。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货名。《仲虺》有“不殖货利”之言，三风有殉于货色之儆，而《盘庚》之诰则曰“不肩好货”，于是“移化”之字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敛之君、发财之丰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风之歌》，所谓劝之以九歌者也。读之然后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财；而自阜其财，乃以来天下之愠。
    ○三江北江，今之扬子江也。中江，今之吴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见之；南江，今之钱塘江也。
    《禹贡》该括众流，无独遗浙江之理，而会稽他日合诸侯计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导水尔。“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泽底定”，又一事也。后之解《书》者必谓三江之皆由震泽，以二句相蒙为文，而其说始纷纭矣。○锡土姓今日之天下，人人无土，人人有姓。盖自锡土之法废，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侪于庶人，无世守之固；锡姓之法废，而魏、齐以下，朔漠之姓杂于诸夏，失氏族之源。后之鄙儒，读《禹贡》而不知其义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国而为公侯者不见于经。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并建茅土，为国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卦建亲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祀，二十余世，至于越之句践，卒霸诸侯，有禹之遗烈，夫亦监于太康孤立之祸而然与？若乃孔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者，亦从此而可知之矣。○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从之，于是侨国河南，传至相，卒为浞所灭。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国者也。周失丰、镐，而平王以东；晋失洛阳，宋失开卦，而元帝、高宗迁于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迁圮于河，而非敌人之窥伺，则势不同尔。唐自玄宗以后，天子屡尝出狩，乃未几而复国者，以不弃长安也。故子仪回銮之表，代宗垂泣；宗泽还京之奏，宗泽还京之奏，忠义归心。呜呼！幸而浇之纵欲，不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众而诛之。尔后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为兴复之计者，其念之哉！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于洛表，而羿距于，则冀方之地入于羿矣，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至后相失国，依于二斟。于是使浇用师，杀斟灌，以伐斟，而相遂灭。乃处浇于过，以制东方；处台于戈，以控南国。其时靡奔有鬲。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内，无不安于乱贼者矣。合魏绛、伍员二人之言，可以观当日之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谋者，亦难乎其为力矣。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谷梁传》曰：“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胤征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于动六师之诛，兴邻国之伐，古之圣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绌诸侯，必先于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盖汤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练而，“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阙祖”，汤于庙也。先君庙，而后嗣子即位，故成之为王，则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也。若自桐归毫，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则适当其时，而非有所取尔。“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则事死如生，位犹先君之位也，故庙而后嗣子即位。殷练而，即位必在期年之后；周卒哭而，故逾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鲁之文公、成公者，其礼之末失乎！
    三年丧毕，而后践天子位，舜也，禹也。练而，而即位，殷也。逾年正月即位，周也。世变愈下，而柩前即位，为后代之通礼矣。
    ○西伯戡黎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师古之官有职异而名同者，“太师”、“少师”是也。比干之为少师，《周官》所谓“三孤也”《论语》之少师阳，则乐官之佐，而《周礼》谓之“小师”者也。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
    ○殷纣之所以亡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驰，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纣之为君，沈缅于酒，而逞一时之威，至于刳孕胫，盖齐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变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有《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恶未必减于纣，而齐以强；高纬之恶未必甚于文宣，而齐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余，纪纲粗立，而又有杨辈为之佐，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至高纬而国法荡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武王伐纣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时殷未尝亡也。所以异乎曩日者，不朝诸侯，不有天下而巳。故《书序》言：“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是则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纣之自燔；而亡其国也，在武庚之见杀。盖武庚之存殷者，犹十有余年，使武庚不畔，则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国。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国，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无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于此可见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启代殷，而必于宋焉，谓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迁其地也。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愿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风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为摇动，而必以卦其遗胤。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无灭国之义也。故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远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弃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卦，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异矣。
    或曰：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曰：以“顽民”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误也。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东征之役，其诛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谋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迁。而所谓顽民者，皆畔逆之徒也。无连坐并诛之法，而又不何以复置之殷都，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不忍弃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顽民”。其与乎畔而迁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谓“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是也，非尽一国而迁之也。或曰：何以知其为畔党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敌百姓也，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
    上古以来，无杀君之事。汤之于桀也，放之而已。使纣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纣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当时八百诸侯，虽并有除残之志，然一闻其君之见杀，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后人，而无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后乃安于纣之亡，而不以为周师之过，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无余恨焉。非伯夷亲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其时异也。
    《多士》之书：“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亡国之民而号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可至于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岂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
    “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之乎梦，其谁信之？殆即《吕氏春秋》载夷齐之言，谓武王扬梦以说众者也。
    《孟子》引《书》：“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后儒虽曲为之说，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责，今我当顺民心，以诛无道也。蔡氏谓民皆有责于我，似为纡曲。○王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后之人君骄恣惰佚，于是有辇而行国中，坐而见群臣，非先王之制矣。
    《吕氏春秋》：“出则以舆，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宋吕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宫禁之中亦乘舆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实录》：“吴元年，上以诸子年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屦行滕。每出城稍远，则马行其二，步趋其一。”至崇祯帝，亦尝就祷南郊。鸣呼！皇祖之训远矣。
    ○大王王季《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传》言：“武王于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二说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庙。”而其告广东省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之册祝曰：“若尔三王。”是武王之时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为得也；《绵》之诗上称“古公父”，下称“文王”，是古公未上尊号之先，文已称王，而《大传》之言未为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举兵之日，已称王矣。故类于上帝，行天子之礼，而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必非史臣追书之辞。后之儒者，乃嫌圣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与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时，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践阼之后。”
    ○彝伦“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龟从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自汉以下，文帝代来，犹有大横之兆；《艺文志》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而后则无闻。唐之李华遂有废龟之论矣。
    ○周公居东主少，国疑，周公又出居于外，而上下安宁，无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众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于此见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
    ○微子之命微子之于周，盖受国而不受爵。受国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为臣之节，故终身称“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衍之继其兄，继宋非继微也。而称微仲者何？犹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则远矣，于是始称“宋公”。鸣呼！吾于《洪范》之书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矣守也。后之经生不知此义，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于天下。
    ○酒诰酒为天之降命，亦为天之降威。纣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兴。兴亡之几，其原皆在于酒，则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后人不可不谨矣。
    ○召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营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师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纣，癸巳，自周；戊午，师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汉书》以为三十一日，误。
    ○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为殷王元子。《召诰》则又以纣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有王虽小，元子哉！”人君谓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亲。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锋。”武王之诰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别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后进之以“稽谋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首！
    ○节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说所自出也。”节性，惟日其迈”，此性相近之说所自出也。”“岂弟君子，俾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汝其敬识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临九牧，不但察群心之向背，亦当知四国之忠奸。故嘉禾同颖，美侯服之宣风；底贡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谓“敬识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张相千秋之镜，听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谔为珠玑，以仁贤为器币。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尔亘数里；靓妆鲜服，和者百人。乃未几而蓟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岂非享多仪而民曰不享者哉！○惟尔王家我适朝觐者不之殷而之周，讼狱者不之殷而之周，于是周为天子，而殷为侯服矣。此之谓“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为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台为之说。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书，谓“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时代不远，其多寡何若此之悬绝哉。且天下之事，一职之微，至于委吏、乘田亦不可阙，而谓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该内外之务，吾不敢信也。考之传注，亦第以为因时制宜，而莫详其实。吾以为唐、虞之官不止于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余九官之佐，殳┥、伯与、朱虎、熊罴之伦，暨侍御仆从，以至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名达于天子者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穆王之命所谓“慎简乃僚”，而天子不亲其黜陟者也。故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夏、商之世，法日详，而人主之职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观于《立政》之书，内至于亚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卢、、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则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惟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补，历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刘炫对牛弘，以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议，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则周之制虽详，而意犹不异于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预铨曹之事哉。
    ○司空司空，孔传谓“主国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易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诗》云：“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今河东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后，莫包于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读《顾命》之篇，见成王初丧之际，康王与其群臣皆吉妥，而无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之贤，反不及子产、叔向，诚为可疑，再四读之，知其中有脱简。而“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于即位之礼重矣入即位于庙，受命于先王，祭毕而朝群臣，群臣布币而见，然后成之为君。《春秋》之于鲁公，即位则书，不即位则不书，盖有遭时之变，而不行此礼，如庄、闵、僖三公者矣。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仪文、训告，以为一代之大法，此《书》之所以传也。《记》曰“未没丧，不称君”，而今书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诸侯出庙门俟”，是已之后也。《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余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后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后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礼也，以宗庙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此义之所在，而天子之守与士庶不同者也。《商书》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岂以丧服而入庙哉！
    传之世，天下可以无君，故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传子之世，天下不可无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自“狄设黼、缀衣”以下，皆陈之朝者也。设四席者，朝群臣，听政事，养国老，燕亲属，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说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庙中之事也。自“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康王临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见庙者矣。《左传·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荣氏。五月庚辰，见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见王”者，见王子猛盱先王之庙也。不待期而见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则以子朝之争国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见王”而已。孰谓成、康无事之时而行此变礼也？《书》之脱简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为尚有阙文。《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月日，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盖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宾牟贾言：“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余于《顾命》敢引之，以断千载之矣。○矫虔《说文》：“矫，从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曰：“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周语》注：“以诈用法曰矫。”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铁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明明常，鳃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闻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以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顽，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录《秦诗》。述而不作也。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圣人矣。秦穆公之盛，仅霸西戎，未尝为中国盟主，无论齐桓、晋文，即亦不敢望楚之灵王、吴之夫差，合诸侯而制天下之柄。秦秋以后，秦盖中衰。吴渊颍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恶知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入我房，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于图澄、宝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费誓》、《秦誓》之存犹是也。
    ○古文尚书汉时《尚书》，今文与古文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序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此今文与古文为二也。又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传《左氏》。常授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又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菜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为二也。《后汉书·儒林传》曰：“孔僖，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又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然则孔僖所受之安国者，竟无其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安国之传，而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此则孔、郑之学又当为二，而无可考矣。《刘陶传》曰：“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汉末之乱，无传。若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按陆氏《释文》言马、郑所注二十九篇，则亦不过伏生所传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间，合之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谓得多十六篇者，不与其间也。《书·经籍志》曰：马融、郑玄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子旧书，自余绝无所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伪《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为篇，则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阙，取王肃本“慎徽以下之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兴者，于大航头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之朝，议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异之，刘炫遂以列诸本第。然则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书序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这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诊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