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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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皇帝一朝详具大事）
○宁皇即位宁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邸（原注：以其日为瑞庆节）。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卫大将军。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国公。十二年三月进平阳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绍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圣旨，就重华宫即皇帝位（原注：年二十七。按，以下二十五行已见甲集）。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丧，宪圣至自为临奠。先是，吴琚奏东朝云：“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窃观今日事体，莫如早决大策，以安人心。垂帘之事，止可行之旬浃，久则不可。愿圣意察之。”宪圣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兴入，宪圣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谓立尔，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尔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原注：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著。”王遂掣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尔公公，又见尔大爹爹，见尔爷，今又却见尔。”言讫，泪数行下。胄从旁力以天命劝。王知宪圣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伤胄遂掖王出，唤百官班，宣谕宿内前诸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贺。欢声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旧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胄侍上诣光皇问起居。光皇疾，有闲，问：“是谁？”胄对曰：“嗣皇帝。”光皇瞪目视之，曰：“吾儿耶？”又问胄曰：“尔为谁？”对曰：“知阁门事臣韩胄。”光皇遂转圣躬面内。时惟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掣（甲集作“拿”）玺。宁皇之立，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稿于忠宣堂云：“观少保吴公密奏遗稿，其尽忠王室，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叹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以下八行已见丙集）光宗疾不能丧，襄阳士人（后又作“归正人”）陈应祥阴连北方邓州叛党，欲杀守臣张定叟，用缟素代皇帝为太上执丧，且举哀以顺北。适宁皇登极之诏甫三日而至，陈遂变色寝谋，旋为其党所诉。定叟临阅场问之曰：“朝廷负尔耶？太守负尔耶？”各命将士射之。先志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赏，中其心者有某赏，中其体若肢者有某赏。发陈之箧，惟缟巾数千云。先是，赵蹈中具载水心赞嘉邸之语数十百，亲笔其颠末，绍翁未之见也。
○庆元丞相嘉定初，赵忠定赐谥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为子孙所不忍闻，改“愍”为“定”（原注：公为胄所挤，至眨所服脑），然没其实矣。家集欲以“庆元丞相”为名，又以庆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赵忠定集》。其家又列于朝，乞毁龚颐正《续稽古录》。又以其录传播四夷已久，乞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从之。颐正，布衣也，名家子，家于和州，号称博洽。阜陵朝，尝进《元符元本末》等书，上嘉叹，俾阶官簿。庆元间，颐正（一作胄，误）为太社令，尝续司马文正公《稽古录》，后又循至著廷修史，纂进宁皇登位事，与其《录》相表里。颐正载忠定事于《录》，则曰：“知閤门事韩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赵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投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云云（按，此句以云云二字，省去“尊皇帝为太上皇帝”至“天下称之”等二百四字，见后考异条内）。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癸等率百官如仪。”据颐正载于《录》者如此，初未尝毁忠定也。疑载于正史必有异辞。又详忠定子弟雪父冤、乞刊史之词云：颐正修史，以忠定有“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之词，又有“白龙之梦”，以此诋忠定。绍翁惜不及拜览国史，恐前后史臣削去已久。绍翁前所载宪圣册立宁皇事，与颐正所载略不少同。颐正，外臣也，不知当时宫闱事，当以绍翁得之吴氏者为详可信。嘉定时，颐正已死。先是，绍翁未敢以吴氏之说为信，尝于西山书院会赵氏子弟，其说相符。赵氏以丞相女孙妻西山之子云。
○考异先是，赵公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门祈请国玺，欲自都省迎置于德寿宫。杲入，索玺于内羊る、刘庆祖。二相语：“若玺入杲，或以他授，则大事去矣。况丞相有‘赵家肉即可做’，此自主张吴兴，则玺尤不可轻授。”二遂设计，谕杲以祥曦殿门非殿前宜入，宜俟于门下。先付玺，函封甚秘（一作“密”），授于杲。杲奉函于都省。二径以玺从间道驰诣德寿宫宪圣殿。先是，宪圣已召嘉王入德寿宫殿内，汝愚不知所奉者玺函耳，遂至宫门，欲上玺。宪圣谕以“玺已置善所，嘉王已即位”。汝愚等惶恐称贺，宪圣遂专拥立之功。绍翁窃详前说，与吴、赵二氏既异，虽龚颐正《稽古录》志在诋赵，亦不及是。当缺所疑，以备史氏采择云。
○考异（按，此条似有脱文，别本删去，今仍其旧。）
副都知杨舜卿领兵。
○考异和州布衣龚敦颐者，元党人原之孙也。尝著《符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洪景卢领史院奏官之后，避光宗名，改颐正。朝廷以其有史学，嘉泰元年七月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未几而颐正卒（原注：出李心传《朝野杂记》。前载颐正事，出袁公说友跋颐正《录》）。
○考异绍兴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储位，以安人心，以建万世无穷之基。甲寅，留正等两具奏，乞立嘉王为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壬戌，正复乞去，出国门。癸亥知閤门事韩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前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诏曰门下：“朕承列圣之洪图，受寿皇之内禅，抚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菲凉，屡愆和豫，遽罹祸变，弥剧哀摧。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矧国事之重，久已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体。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小心，未尝违礼，嗣膺大宝，兹谓得人。朕退安燕颐，遂释重负。何止循宅忧之志，抑将绵传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宫。播告远迩，咸使闻知。尚赖忠良，共思翼赞。”是诏盖宪圣命楼公钥所草，内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天下称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睽等率百官起居如仪（原注：《续稽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执札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学问日连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札子，御批云：“甚妤。”乙卯，再拟指挥进入，乞付学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也。留丞相得之始惧。丙辰，再拟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己未，宰执再奏，乞面奉处分。晚，付出封题稍异。丞相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趣启封，丞相视牍尾，色忧，密为去计。辛酉，朝临仆于地。是日，工部尚书赵彦逾见汝愚白事，汝愚微及与子意，彦逾大喜。汝愚乃俾彦逾驰告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许诺，议遂决。壬戌大祥，丞相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舆出城去。汝愚欲奏太母而难其人。知閤门事韩胄，太母女弟之子也，与温人蔡必胜同在閤门。必胜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谊、吏部员外郎叶适言于汝愚，遂令胄以内禅事附慈福宫内侍张宗尹入奏。太母素简严无他语，令谕汝愚耐烦而已。癸亥，胄再往，与重华宫内侍关礼遇。礼问知其谋，入白太母，言与泪俱下。太母蹙额久之，曰：“事顺则可。”礼遂简胄以“来日梓宫前垂帘，引执政”。日过午，汝愚乃以谕同列，关礼又使所亲閤门宣赞舍人传密旨制黄袍。时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简宫僚彭龟年云：“礻覃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礻覃祭。杲与步帅阎仲先分兵卫南北面，太母垂帘，命关礼引王先入，次执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当奉行。”汝愚出所拟太皇太后圣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亲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母览毕云：“甚好。”太母劝上即位，上固辞，且顾汝愚曰：“某无罪，恐负不孝之名。”群臣力请，遂即皇帝位于东楹之素幄，次行礻覃祭礼，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归正人（一作“士人”）陈应祥亦谋为变。举事前一日，登极赦书至，遂败。朱熹尝谓上“前日未尝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盖行权而不失其正”云。庆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书郎李壁奏，命正缴御札八字付史馆。
○考异甲集载吴琚赞策事，文忠真公德秀为跋其密奏遗稿矣，其奏盖拟进于太上，乞太上宣布于外云：“予与皇帝之情，初无疑间，比以过宫稍希，臣僚劝请，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宫声问络绎，岂在一月四朝方为尽礼？今天气向暑，过宫常礼宜免。如欲相见，当自招皇帝矣。乞誊降付留正等。”此绍翁亲目于琚之子钢，后又再索之于钢之子。近阅水心先生叶公适题王大受《拙斋诗稿》则曰：“绍兴四年，光宗疾不能朝重华，谏者倾朝，谤者盈市。宪圣后兄子琚最贤，大受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审处利害，恣国人腾口，取名于家，计大不便。且群臣以父子礼故诤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诏，云皇帝体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须秋凉（一有“朕”字），自当（一无“当”字）择日与皇帝相见也。’孝宗喜其策，会晏驾，不果用。”适以为“余实亲见”，不知二稿何为略不相似。大受往来诸公间，自以为预诛韩功。至是，钢白其先志于朝，大受必以钢如适所载其父稿，实大受所封，钢犹豫未上，会攻鬼楼公钥愤其前与族兄镛有间（按，事见戊集《曲水砚》条内），且毁其文，力言之于史相，期以必窜大受。又嗣秀王师揆言于朝：“王大受一布衣，凡国之大议，须要讨（一作“封”）分。”［此处疑有脱文）史遂命京兆去大受袍笏，编置邵武。钢遂以其稿上，而削大受姓名（原注：事有已见甲乙集者，今复详具）。
○庆元党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学博士轮对，奏札曰：“庆元以来，柄臣颛制，立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异，曰好名。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以慷慨敢言为卖直，以清修自好为不情，流弊之极，至于北伐，举朝趋和，而争之者不数人。今既更化，当先破尚同之习。”二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权奸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龟年以抗论逐，吕祖俭、周端朝以上书斥。其后吕祖泰之贬，则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后也，盗平章之名，起边陲之衅，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为韩也。先是，绍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己亥，除知江陵府。初，宁皇之立，赵忠定不用吴琚（原注：事已载乙集，琚，慈福亲侄），乃召韩胄（原注：慈福表侄）而嘱之。韩本不得通慈福宫籍，乃介内侍关礼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请。慈福召韩入，遣谕忠定，其议始定。韩自以为有定册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长沙召入，闻之即惕然以为忧，因奏牍示微意（一作“因免牍寓微意”）。及进对，指陈再三，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白发其奸。彭护金使以出，韩益得志。时忠定方议召知名之士，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事已多出于韩氏。文公既言于上，又数以手书遣其徒白忠定，欲处韩以节钺，赐第于北关之外，以谢其勤，渐以礼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长沙行至衢州，以书招其门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复书无他语，但劝其早归。文公居顷（一作“未去顷”），韩讽伶优以木刻公像，为峨冠大袖，于上前戏笑，以荧惑上听。公犹留身讲筵，乞再施行前奏，则予郡之批，已径从中出。然韩犹以公当世重望，美其职名，而优以大藩。公既去国，彭公方护使归，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胄。”未几，彭亦以直批予郡。庆元元年，韩欲并逐忠定，诬以不轨，因以尽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伪学。而太府寺丞吕祖俭以争论忠定，贬韶州，而弟祖泰至黜（一作“斥”）而窜。初，词臣傅伯寿尝从公于武夷，当公恳辞待制，草制词云云，“逮兹累岁，始复有陈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谁能无惑？大逊如慢，小逊如伪，夫岂其然？顾而务徇于名高，在我讵轻于爵驭，俾解禁严之直，复居论著之联”云云。“噫！厌承明，劳侍从，既违持橐之班；归乡里，授生徒，往究专门之学。”遂授修撰之命。公尝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累岁始陈”之诮。二年冬十二月癸丑，褫职罢祠。台臣击伪学，至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而沈继祖以追论伊川程正公为察官（原注：此某所载为胡。今以文公年谱考之，盖草而沈用之）。而胡草公疏未上，会以迁去职，遂转授继祖，故有是命。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札（原注：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恶又不与焉。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蔬饭，今熹欲餐粗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于孝宗之朝，屡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致，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此（一作“又”）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倚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一误“躐次取对”）熹既用（一作“剽”）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盍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原注：乃《武夷九曲》诗，非和储也），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原注：恐是政和以县学为护国寺。一本误作本文大字。又按“政和”二字似误），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一本有“祸”字），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一作“得致”）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将储用镌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忄佥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公遂拜表称谢曰：“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迨复寻于白简，始知丽于丹书，镌延阁论撰之名，辍真祠香火之奉，兹为轻典，永赖洪庥（—作“私”），捧戴奚胜？感藏曷喻？（中谢）伏念臣草茅贱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时，已误三朝之眷奖；晚逢兴运，复叨上圣之深知。召自藩维，擢参经幄，略无可纪，足称所蒙。既远去于朝行，即永归于农亩。然犹畀之秩禄，使庇身于卜祝之间；置在清流，容厕迹于图书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谨于彝章，遂自投于宪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一作“交”）骇闻听，凡厥大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聩毛，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岂谓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眚终之明训倘许，卒遂于余生。是宜衰涕之易零，惟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伤黜陟之公。遂使顽蒙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修身，无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忧国，未忘葵藿之初心。”初，台臣劾公，仅见省札，而掖垣见不敢草谪词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谱》考之，二年十月中书舍人阙官，三年丁巳春则高文虎实权中书舍人，三月真除，继是则范公仲艺、陈公宗召当制。以《年谱》之所载二年三年不同，续当有考。初，元定前以锡山尤公袤、诚斋杨公万里所荐，杜门著书，隐居不仕。台臣以元定与公游最久，谓公欲荐草泽易阜陵之卜，诬以为公易置建阳乡校基规为葬地，故疏云云。元定谪道州羁管时，建阳令储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罢，为其从公命也。公复郑公景实栗书云：“储宰一日与邑中定议，而某亦预焉，其人（原注：谓元定）则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时经由，当自知之。”又答储书云：“闲中读书，奉亲足以自乐；外物之来，圣贤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学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数日前已迁像设，令人愤叹不已。”庆元六年，公终于正寝。郡守傅伯寿以党禁不以闻于朝，犹遣人以赙至，其家辞焉。时故旧莫敢致哀，陆公游仅以文祭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飨。”仅此六句，词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殁，以柩归葬。公以文恸之，其词曰：“窃闻亡友西山（原注：元定号）先生羁旅之榇，远自舂陵来归故里，谨以家馔只鸡斗酒酹于灵（一作“枢”）前。呜呼哀哉！”略无他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会，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为耶？西山之颠，君择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未及造其庐以遂半山之约，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躯以视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诀以终天也。并游之好，同志之乐，已矣。”陆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诵其屈。盖当时权势熏灼，诸贤至不敢出声吐气，惟以目相视而已。官荐书与士子家状，俱以不系伪学为保任。公《与田子真帖》云：“闻某颇居前列。”《原注：姓名已载李秀岩《朝野杂记》，兹不复述。按，此下似有脱文。帖载公《大全续集》三卷。）又公《与饶廷老书》云：“中间道学二字，标榜不亲切，又不曾经官审验，多容伪滥，近蒙易以伪学，又责保任虚实，于是真赝始判矣。”（帖载《大全续集》四卷）嘉泰二年壬戌，除华文阁待制，与一子恩泽。郡不以公殁闻于朝，故有生前之命。于是党祸稍（一作“始”）平，而不知其所自。盖吴公琚与储公行之、项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为水心先生门人，而吴又尝见止斋陈公执弟子礼（原注：陈集有《回吴直阁书》）。初，徐谊以忠被遣，徙南安，势汹汹未已，大受谋为薄谊罪者。一日，胄女归宁，忽致谊书。胄发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议再移，会使臣蔡琏妄言牵引谊，众为惧，大受调护从容，竟得移袁州，寻归故郡矣。于是胡、刘德秀等多架造险语，且欲株陷良人，人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请琚白太后，请外廷毋更论往事。大受力居六七（原注：水心先生题王大受《拙斋稿》），然事关宫阃，联畹戚，至秘，虽韩氏亦不知。吴公琚与大受所发，固非当时外廷与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发明之，则后之作史者安考？韩已渐疑琚阴援道学，至语其兄有“二哥（原注：吴与韩为中表，其位为兄）只管引许多秀才上门”。吴由次对，遂乞郡以出。韩一日因赏花之会，戏谓琚曰：“二哥肯为胄入蜀为万里之行否？”琚对以“更万里，琚亦不辞。”韩笑谓曰：“慈福岂容二哥远去？前言固（一作‘相’）戏耳。”琚亦以他郡去。琚谥议云：“待制西清，陈义慷慨，无少（一作‘所’）回隐。至于诚心乐善，于当世之君子，而深识远虑，疾私忿之害公，恶偏论之失平，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呜呼，若此者，世岂能尽知公哉！琚薨时，韩犹未败，故谥议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张嗣古是之，云：“深识远虑，于当世之君子，故有非学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为韩甥，略不趋附。其使金一节，已载前录。又有谯公令宪者，偶阅朱文公《论语》，以韩邀会，介者促迫之登车，偶不省《论语》在袖中，至韩所，欲揖而《论语》落（一作“堕”）地，韩为一笑（原注：其后，令宪以江东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尝读其父书。”）当文公之向用也，其门人附之者众。及党议之兴，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祸，而贪荣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间以自别。虽文公之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乙卯岁，丽水吴君棣，独蹑跻入武夷授《四书》，每日为课，文公多所与可。公大书“思齐”二字以厉之，吴因以自名其斋云。文公之去国，寓西湖灵芝寺，送者渐少，惟乎江木川李君杞，独从容叩请，得穷理之学，有《紫阳传授》行于世。嘉泰之间，为公之类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间，偶出于一时之游从，或未尝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谓“当路卖药绵”。临安售绵率非真，每用药屑以重之，故云。夫诵师说而失其本真，虽孔氏之门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仅颜、曾二三子。利禄之移人，虽贤者不能忘。当文公武夷籍溪之时，与其师友门弟子析义理之精微，穷性命之隐奥，视风乎舞雩之乐，殆将过之；出而龃龉，于仕坎禀，其身儿陷入于深文。虽祸福决非公之所计，而士君子之出处，斯亦难矣。惟圣人备道全美，信夫！文忠犹及文公之时，时党禁，莫之敢见。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传公之业，未几中选，故不及门云，惜哉！
○考异刘德秀仲洪为桂阳教官，考校长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抚干曾撙节夫（原注：南丰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刘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欢。刘谓曾曰：“仓司下半年文字，闻君已觅之，信否？”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荐。”刘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确，未尝屈节于人。刘曰：“然则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与吾事？”刘至衡阳以告仓属（一作“仓司”，似误），仓属曰：“长官已许曾节夫矣。”刘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尝觅文字于人。”仓属曰：“不然。曾书可覆也。”取以示之，则词极卑敬，无非乞怜之语。刘太息而去，曰：“此所以为道学也欤！”及刘为大理司直，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会朝士议于其第，刘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詹、叶亦晦翁之徒，而刘之同年也。二人方并席交谈，攘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刘即揖之，叙寒温，叶犹道即日等数语，至詹则长揖而已。揖罢，二人离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刘知二人之不吾顾也，亦移席别坐。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颐，厉声而前（一作“起”），曰：“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乃升阶力辩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决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刘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则独立阶偶，默不发一语。留相忽顾之曰：“君意如何？”刘揖而进曰：“不问不敢对，小子何敢自隐？某少历宦途，奔走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历览书矣。山水之秀，无如越地，盖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宫为甚宜。且迁易山陵，大事也，况国步多艰，经费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诸公复向赵汝愚第议之。至客次，二人忽视刘曰：“年丈何必尔耶？”刘对曰：“愚见如此，非敢异也。”既而刘辨之如初，易地之议遂格。刘因自念曰：“变色而离席，彼自为道学，而以吾为不知臭味也，虽同年如不识矣。至枢府而呼年丈，未尝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负所学矣，而求私援故旧，则虽迁易梓宫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为也！曰曾，曰詹，曰叶，皆以道学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伪徒也，谓之伪学何疑？”未几，刘迁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学者而尽逐之，伪学之名自此始。刘之帅长沙也，亲为言甚详，特记其颠末如此。节夫亦尝登葵轩之门，既而与王宣子辩其事，连上三书，言颇峻急，王帅以为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遗之诗，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当复有余师。”（原注：字明远，姓乐氏，湘中人）愚谓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议，本为社稷宗庙万年之计，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顾岂私于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犹不至，亦既罢场屋而甘岩穴。文公尝招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归”。前后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乐其可异耶？《朝野杂记》亦谓：“阜陵之议，或云晦翁之意似属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笔者，其可为疑似之论耶？自文公以来，建之乡贵率少荐乡曲特起之彦，宁非惩此乎？
○文公谥议初谥文（疑脱“忠”字）公，太常博士章徕议曰：“三才定位，非道无与立也。儒者之学，所以讲明是（一作“大”）道，正人事之纲常，而参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乱，常视道之隆污。若饥者之食必以谷粟，寒者之衣必资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学不明，道术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为申韩；尚清虚者忘实用，其弊为庄老。孔孟生乎其时，躬履是道，既与其徒辨问讲究，又著而为书，使后世有传焉。然辙环天下，诋毁困厄，至老而不用，身死而后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于当时，而乃获伸于后世耶？盖真伪之相夺，固不容以口舌胜，而枉己直人者，又圣贤之所不为也。百年之后，爱憎泯而是非定，则谤毁熄而公议行矣。至汉之扬雄，隋之王通，唐之韩愈，学孔孟者也。其出处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讲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笃。累辞召请祠，益得以涵养所学，其后辞不获命，亦屡尝列位于朝，分符持节于外，而类多龃龉不合。主上龙飞，擢侍经筵，未几力排权臣而逐去，寻以论者诋为伪学夺职，而公亦继以下世矣。权臣既诛，圣化日新，乃还旧职，特命赐谥，以公之学，曾不究用于平生，而仅昭白于身后。岂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终泯？盖异世而同符也。谨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惟公躬履纯诚，潜心问学，近承伊洛，远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闲邪存诚，以为践履之实，用功于不睹不闻之际，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间。及行著而习察，德新而理明，然后发圣贤蕴奥之旨，救（一作“斥”）清淡功利之偏。训释诸经。平实坦明，使后学有所依据。居乡则信于朋友，而以讲习为功；居官则信于吏民，而以教化为务。非‘道德博闻’之谓乎？惟公以难进易退之节，存忧国爱君之诚。为郡太守，则勤恤民隐，如恐伤之，奏减横赋，修举荒政，为民有请，不避烦渎，必使实惠下究。任部使者（一无“者”字），则纠发吏奸，不挠权势，虽忤时相，必得其职乃止（一作“已”）。至于立朝，则从容奏对，极言无隐，剀切论疏，发于至诚。方权臣初得志，窃弄威福，知其渐不可长，祸且及天下，抗章极论，继于讲筵密奏，虽知取祸弗顾也。非‘廉方公正’之谓乎？彼词章制作，兼备众体，雄深雅健，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而未足为‘道德博闻’之文也。彼尽心献纳，随事规谏，或抗直以扬名，或削稿而归美，亦可以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与忠，惟公足以当之而无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传之天下与来世，庶乎久而益信。谨议。”
○覆谥考功郎官刘弥正议曰：“谥，古也；复谥，非古也。谥法曰：‘谥生于行者也。’苟当于其行，一字足矣。奚复哉！故侍讲朱公没，于爵未得谥，上以公道德可谥，下有司议所以谥。谨献议曰：‘《六经》，圣人载道之文也。孔氏殁，独子思、孟轲述遗言以传于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掇以资文墨，郑司农、王辅嗣又老死训诂，谓圣人之心，真在句读而已。涉隋、唐间，河汾讲学，已不造（一作涉）圣贤阃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氏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一本云：子思、孟轲之死，明者复晦，由汉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一本云：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而圣道灿然矣。”公持心甚严，不萌一毫非正之念（一本云：公之学，以诚持中，敬持外，无公持心甚严二句）。其于书，舍六籍则诸子曲说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一作过）求也，恐汩其统。读书初贯串百氏，终也蔽；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呜呼，醇矣哉！孟氏以来可概见矣（一云孟氏以来不多见也）。公中科第，时犹少也，薄游径隐，闭户潜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出经筵，不能五十日（一本云自官簿书考者九，天晚出经筵二句），而闲居者四十余年。山林之日长，讲（一作问）学之功深也。平居与其徒磨切讲贯，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爱之事。由公之学者，必行己庄于人信。居则安贫而乐道，仕则尊君而爱民；重名节而爱出处，合于古而背于时（一有好字）。若此者，真公之学者也。呜呼，师友道丧，人各自长（一作是）。公力扶圣绪，本末闳阔，而弄笔墨小技者以为迂；癯于山泽，与世无竞，而汩没朝市者以为矫；自童至耄，动以礼法，而汩弛捐绳墨者姗笑以为诞。世尝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议以‘文忠’谥公，按公在朝之日无几（无几一作浅），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未（一无未字）实也。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之者乃杨大年、王介甫。介甫经学不得为醇（不得为醇一作非醇也），其事业亦有可恨。大年政复文士尔。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世多评韩愈为文人（一无人字，有而字），非也。《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为《韩文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与？请以韩子之谥谥公。谨议。”上从覆议，谥公曰“文”（原注：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诏赐谥与遗表恩泽，特谥曰“文”。按公《年谱》嘉定元年诏赐谥，其定谥曰“文”，则在二年也）。
○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已下御笔“朕既举（一作‘群’）天下秀彦试于春官，期得气识（一作‘宇’）伟厚、议论平正之士，副异时公卿大夫之选。属婴哀疾，不能亲策于庭。惟赖卿辈协意悉心，精加衡鉴，网罗实才，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则惟汝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盖为谅暗不能亲策，事体至重，故加戒饬。自此袭以为例，虽当亲策，亦加戒饬云。
○科举为党议发策 按此行原本在“庆元二年戒饬场屋”标题之前，低本文一格，疑误。
今易置于此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原注：制科有明数，有暗数。李心传载亦未详），绍兴尝复而未盛，上之发策，下之对策，皆出于虚文。故士之知书日益少，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词赋者不谙传注，有司既奉上旨，遂发为问目云。孔子作《六经》而王道备，汉儒传《六经》而师说兴。自武帝劝学，置博士弟子员，而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数万言，众至千余人。班固赞《儒林传》谓：“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经说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缪妄，经意自明，何必并存之乎？汉兴，言《易》者本田何，言《书》者始伏生。考之《艺文志》□列施、孟、梁丘、欧阳、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岂以何无《易传》，而伏生口以传授，承学者已广，故不必著见于志耶？孟喜主赵宾之说，释箕子谓“万物方荄兹”，何以为明《易》？有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其言最多，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其果有益于经乎？《诗》有鲁、齐、韩三家，独申公以训故为教，不著解说，辕固、韩婴皆为之传，咸非其本义。史氏谓鲁最为近之。说《诗》盖不在多言矣，善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百五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讽（一作“讥”）其繁。是岂通其经、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兴《谷梁》，一时诸儒并论，或从《公羊》，或从《谷梁》。《左氏》最后出。刘歆遗书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讪。然则《公》、《谷》之立，《左氏》之难兴，岂时君各有好尚，或诸儒之论党同伐异，遂有去取之殊云云。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犹可以臆对，盖赋题出天子，大采朝日已为不恕，盖无复类书之可寻，故策问微恕，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及首篇问目云。博物洽闻，儒者所尚已。防风专车之巨骨，肃谨氏苦矢之方，非圣人孰能辨之？对神雀五采之来集，有以在岐周为证者；问建章千门之制度，有以能画地成图应答如流者。然则博物君子，何世无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闻见殚洽之彦。唐正元取士之目，兼设博通《坟》、《典》之科，此有国者所赖以崇饰文治，其在是欤云云。今日韦布之士以科目应诏者，类多溺于虚诞之习，初无根柢之学，试历考前代所谓博洽之儒有见于世者，与诸君共评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一时共成帝业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刘氏，乃在于重厚少文之人。是岂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闻乎？及武帝之世，详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班氏所称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不过数人而已。是时制度多阙，诸儒议封禅之事，及得精于诵读者，其制始定，而固独以儒雅称之。岂雅为博洽之异名乎？东都之儒，有著《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及《毛诗》诸驳，见称洽熟，有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晔不敢列于《儒林》。岂其博通经学，非以一艺自著，与专门名家不同而然与？唐贞观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与论天下事。开元相望史学尤盛，有以功业显显著见者，末易枚举。其间能辨古铜器知为阮咸初作，请《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亦可谓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类礼而作五难，或仅能论胡乐之乱雅，他无建明。岂所学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学多通号为“武库”者，能处军国之要计无遗矣，其智识为何如？见谓书淫，坚守其志，不从辟召，而乃无意斯世，又果何所见耶？唐史臣品藻诸儒书，专于记习，他无大事业，则次《儒学篇》，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归于儒，为宰辅所当为者。则今日欲得实才，必当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诵习而已乎？抑为经史学乎？至第三问目，犹问左氏述虞人之箴，与兰台漆书之经，与《金鉴》序于贞观，《连屏》作于元和，《大训》、《帝范》、《衡》、《君臣》、《刑政箴》、《太医》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词于问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笔也。中是选者，前二名莫子能（后作“子纯”，未知孰是）、邹应龙（一作“乾”）。莫已有官，易居邹下。子纯该洽之士，真足备制科宏词之选已。自岁主司自翥以下，曰倪思、刘德秀，策问指安刘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阴誉胄云。先是，台臣（一作“朝廷”）击伪学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闱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叶、刘俱附韩，策问非文节所为也。文节于韩、赵皆无所附。翥为长，当出首篇，士愕莫知对。子纯以小纸帖所出于柱间，士皆感之。是时举子不事记诵，专习于空虚之谈。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争鸣”之语，转相换（一作“模”）写，世之识者固已患之。时适值党议之兴，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为朝廷不取义理之文，得以藉口矣。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词庆元党论之兴，中书舍人陈傅良追削家居。嘉泰会赦，复官予祠。制词曰：“日者宗相当国，凶愎自用，论者指为大奸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盖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恶。而一时士大夫（一作“大夫士”）逐臭附炎，几有二王、刘、李之号，朕甚悯之。”其词盖皆顺时好，指赵忠定汝愚也《愧郯》（一有“亦”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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