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类四
    △《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聂崇义撰。崇义洛阳人。周显德中累官国子司业。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得六本，重加考订。宋初上於朝，太祖览而嘉之，诏颁行。考礼图始於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於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今考书中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即如《少牢馈食》“敦皆南首”，郑《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饰也。饰盖象龟。周之制，饰器必以其类。龟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龟上、下甲。”盖者意拟之辞，而是书敦与簠簋皆作小龟，以为盖顶。是一器之微，亦失郑意。沈括《梦溪笔谈》讥其犠象尊、黄目尊之误。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赵彦卫《云麓漫钞》讥其爵为雀背承一器，犠象尊作一器绘牛象。林光朝亦讥之曰：“聂氏《三礼图》全无来历，穀璧则画穀，蒲璧则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带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钞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於杜撰。淳熙中陈伯广尝为重刻，题其后云：“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於求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旧帙录之，以备一家之学。此书世所行者为通志堂刊本。或一页一图，或一页数图，而以说附载图四隙。行款参差，寻览未便。惟内府所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每页自为一图，而说附於后，较为清整易观。今依仿缮录焉。
    △《三礼图》·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是书所图，一本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诸书，而取诸《博古图》者为尤多，与旧图大异。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犹有存者。郑康成图虽非手撰，要为传郑学者所为。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时儒风淳实，尚不以凿空臆断相高。聂崇义参考六本，定为一家之学。虽踵谬沿讹，在所不免，而递相祖述，终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图》所载，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间疏漏多端，洪迈诸人已屡攻其失。绩以汉儒为妄作，而依据是图，殊为颠倒。然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如齐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犠尊纯为牛形，王肃据以证凤羽婆娑之误。齐景公器出晋永康中，象尊纯为象形，刘杳据以证象骨饰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时，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时，沈括据以证蒲形、禾形之谬。此书并采用其说，亦足以备一解。至於宫室制度，舆轮名物，凡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补崇义之阙，且以拾希逸之遗。其他珽荼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又七十馀事。过而存之，未始非兼收并蓄之义也。
    △《学礼质疑》·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考辨古礼，颇多新说。如谓鲁郊惟日至一礼，祈穀不名郊，自鲁亻朁行日至之郊，其君臣托於祈穀以轻其事。后人不察郊与祈穀之分，遂以鲁为祈穀。见《春秋》不书祈穀，遂以祈穀为郊。今考《襄公七年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传》曰：“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与孟献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据《诗序》谓《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说。不知《大戴礼·公符篇》载郊祝曰：“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则郊兼祈穀之明证。《家语》虽出依托，然皆缀缉旧文。其《郊问篇》称：“至於启蛰之月，则又祈穀於上帝。”王肃注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与郑、杜二家尤为契合。斯大别为创论，非也。斯大又谓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国中。今考《五经通义》：“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贾《疏》及《通典》俱宗其说。又《左传·闵公二年传》：“间於两社，为公室辅。”杜预注：“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疏》曰：“鲁是周之诸侯，故国社谓之周社。”则国社之所在为朝廷执政之所在，其为中门内无疑。诸侯之国社，与天子之大社同也。《周书·作雒篇》曰：“乃设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国中。”国中与南郊对举，则大社不在郊而在国可知。斯大所云，误亦显著。斯大又谓士止为小宗，不得为大宗，以士无祖庙也。今考《丧服小记》曰：“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故王者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杨倞《注》曰：“继别子之后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迁之大宗也。”据此，则士亦得为大宗明矣。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郑玄《注》曰：“宗子之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孔颖达《疏》曰：“若宗子是士，无曾祖庙，故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又《曾子问》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郑《注》曰：“祭於家，容无庙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无爵，其家无庙，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无庙而为宗子者矣。今斯大谓有始祖庙乃得为大宗。充其说，不特士不得为大宗，据《祭法》则大夫、止有曾祖庙，将大夫亦不得为大宗乎？斯大又变其说，谓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祢，引《大传》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谓虽无庙而得与有庙者合祭。”大夫盖祫於曾祖庙而上及高祖，上士则祫於祖庙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则祫於祢庙而上及祖与曾祖、高祖，又安得援为皆得有庙之证乎？斯大又谓《小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则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庙。今考《小记》孔《疏》曰：“妾无庙，为坛祔之耳。”则妾虽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庙。观《杂记》“父母之丧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殇”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庙。则曾祖嫡孙为之立坛，祔小功兄弟之长殇於从祖，立神而祭，不为从祖立庙也。又安得谓高祖之妾有庙乎？凡此皆自立异说，略无显据。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宗法十馀篇，亦颇见推阐。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学也。
    △《读礼志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是编以三《礼》之书多由汉儒采辑而成，其所载古今典礼，自明堂、清庙、吉、凶、军、宾、嘉以及名物、器数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龃龉不合。因取郑、孔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书，务得其中。并旁及《春秋》律吕与夫天时人事可与《礼经》相发明者，悉为采入。其有疑而未决者则仍阙之。故曰《读礼志疑》。案《礼经》自经秦火，虽多残阙不完，而汉代诸儒去古未远，其所训释，大抵有所根据，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义理虽精，而博考详稽，终不逮注疏家专门之学。陇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诣之醇，诚近代儒林所罕见。至於讨论三《礼》，究与古人之终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笃信郑《注》，往往不免附会。而陈澔《集说》，尤为弇陋。陇其随文纠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实非俗儒所能及。如论孔疏《月令》引《太史职》郑《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并举则分年岁，单举则可互称。又祥禫主郑驳王，庙制尊刘驳郑。於“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之文，谓温直是蕴藉，不当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禘不视学”，取孔《疏》不当禘祭之年亦待时祭之后，驳《集说》不五年不视学之说。谓《司尊彝》变朝践为朝献、变再献为馈献为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见，绝无门户之私。至於缁、纟才、纯三字，谓纯当作纟才，古人字亦误用，后来不可不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黄《群书备考》以贾公彦讹作贾逵，人所共知，何烦深辨？而亦特立一条，为之驳正。此盖阅书时随笔标记，门弟子编次校刊，乃误入正文，未加简择，固不足为陇其病矣。
    △《郊社禘祫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前答门人李塨问南北郊分祀及问有禘无祫之说，末附艾堂问。自注云：“同郡学人集於艾堂所问，此则专论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见於《周礼》，本有明文。疑无北郊之祀者，本无庸置辨。奇龄性喜攻驳，反覆诘辨，未免繁杂。至於时祭之外，禘为大祭，所谓“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者，语出纬书，本不足据。祫对犆为义，不对禘为义也。奇龄辩大禘与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时祭必合祭，故称祫。则皆发昔儒所未及，於《经》义不为无补。录存其说，亦足资礼家之采择焉。
    △《参读礼志疑》·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汪绂撰。绂一名烜，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人。是书取陆陇其所著《读礼志疑》，以己意附参於各条之下。其於三《礼》大端，若谓南郊即为圜丘、大社即为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寝不得仿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飨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说，皆主王肃而黜郑玄，故颇与旧注相左。其谓东西夹室不在堂之两旁，而在东西房之两旁。考《仪礼·公食大夫礼》：“公迎宾入，大夫立於东夹南，士立於门，小臣东堂下，宰东夹北，内官之士在宰东上，介门西。”盖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绂所云，则大夫及宰乃违众而独立於堂后及东西房两旁隐蔽之地矣。又《聘礼》设飨，亦云堂上之馔八、西夹六。盖数馔於宾，其陈设皆自堂及庭及门，取其罗布目前。如绂所云，则馔亦设於堂后矣。绂又谓士无朝服，玄端即士之朝服，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考《士冠礼》曰：“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既云素韠，则素裳矣，与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无以异，未尝独以黄裳、玄裳、杂裳之玄端为朝服也。又《鲁语》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则士固非无朝服。绂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谓大夫、士无西房，故《士丧礼》主人括发，众主人免於房，而妇人乃独髽於室，以无西房故也。其说本孔《疏》，可破陈祥道《礼书》之惑。又谓大夫、士庙亦当有主，与《通典》所载徐邈及清河王怿之议相合。如斯之类，亦多深得《经》义，固可与陇其之书并存不废也。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郑康成有《三礼目录》一卷。此三《礼》通编之始。其文不可分属。今共为一类，亦《五经总义》之例也。其不标三《礼》之名，而义实兼释三《礼》者，亦并附焉。）
    △《礼书》·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师友纪谈》称其许少张榜登科。又称其元祐七年进《礼图》、《仪礼注》，除馆阁校勘。明年用为太常博士，赐绯衣，不旬馀而卒。又称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义郎。《宋史》则作官至秘书省正字。然晁公武《读书志》载是书，亦称左宣义郎太常博士陈祥道撰，与廌所记同。廌又称尝为《礼图》一百五十卷，《仪礼说》六十馀卷，内相范公为进之，乞送秘阁及太常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则称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宋史·陈旸传》则称礼部侍郎赵挺之上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案《乐书》实二百卷、《宋史》字误），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则廌，振孙所记为确，公武朝廷闻之之说非其实也。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穀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天子五庙之说异。论禘祫谓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说。论禘大於祫并祭及亲庙，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为王安石之徒，见晁公武《读书志》祥道《论语解》条下），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佃《礼象》今不传，惟神宗时详定郊庙礼文诸议，今尚载《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别解，与祥道驳郑略同。盖一时风气所趋，无庸深诘。然综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说后图，考订详悉。陈振孙称其论辨精博，间以绘画，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晁公武，元祐党家；李廌，苏门宾客：皆与王氏之学异趋。公武则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是书固甚为当时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劄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故用旧名《集传集注》。是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内《践阼》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釐析。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杂记》“女子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虽不免割裂古经，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目，开卷了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其丧祭二门则成於朱子门人黄榦，盖朱子以创稿属之。杨复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则榦之所编，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仅修《丧礼》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礼》则尚未订定而榦又殁。越四年壬午，张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后杨复重修《祭礼》，郑逢辰进之於朝。复序榦之书云：“《丧礼》十五卷前已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称《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憾，则别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书云：“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虙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重修。合前《经传通解》及《集传集注》，总六十有六卷。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於是矣。
    △《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其书虽仿《仪礼经传通》解之例，而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实多能补所未及，非徒立异同。如《士冠礼》“屦，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前，《通解》移置《经》文“陈器服”节末。是书亦沿袭其说，不故相诘难。至於《士昏记》“父醮子，命之辞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陈器馔”节下。而是书改列在“亲迎”节下。又《通解》以《记》文“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二句，别为“祭行”一节，在“奠菜”节之前。而是书以此二句附於“庙见”节之末。盖是书“庙见”，节《通解》之所谓释、奠也。揆以《礼》意，较《通解》为有伦次。又《通解》割《士冠礼》“无大夫冠礼，而有婚礼”以下四句，谓当在《家语·冠颂》内，疑错简於此《经》，颇涉臆断。是书则仍《记》文之旧，不从《通解》，尤为详慎。亦未尝曲相附合也。盖《通解》，朱子未成之书，不免小有出入。其间分合移易之处，亦尚未一一考证，使之融会贯通。永引据诸书，釐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视胡文炳辈务博，笃信朱子之名，不问其已定之说、未定之说，无不曲为袒护者，识趣相去远矣。
    △《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树峰，金匮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恭。是书因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於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饾飣，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
    ──右“礼类”《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於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
    △《书仪》·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考《隋书·经籍志》，谢元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以至王宏、王俭、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崇文总目》载唐裴茝、郑馀庆、宋杜有晋、刘岳尚皆用斯目。光是书亦从旧称也。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朱子语录》：“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谓：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又《与蔡元定书》曰“《祭仪》只是於温公《书仪》内少增损之”云云，则朱子固甚重此书。后朱子所修《祭仪》为人窃去，其稿不传。则此书为礼家之典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之言，谓《书仪》载妇入门之日即拜先灵，废三月庙见为非礼，引《朱子语录》，以为惑於陈针子先配后祖一语。又谓《檀弓》明言“殷练而禘，周卒哭而禘”，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书仪》载祔庙在卒哭后，於礼为太遽。案杜预《左传注》谓礼逆妇必先告庙而后行，故楚公子围称告庄共之庙。郑忽先逆妇而后告庙，故谓先配而后祖。其事与庙见无关，光未必缘此起义。又古者三月庙见，乃成为妇，故有反马之礼；有未及三月而死，则仍归葬母家之礼。后世於亲迎之日即事事成其为妇，三月之内设有乖忤，断不能离婚而逐之；设有夭折，断不能轝柩而返之也。何独庙见之期坚执古义乎？至於殷练而祔，孔子善之，其说虽见《檀弓》，考《宋史·礼志》所载祔庙之仪，实从《周礼》。国制如是，士大夫安得变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礼》所图，不内外掩袭，则领不相交。此书释曲袷如矩以应方句，谓“孔《疏》及《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似於颈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领，使之正方，如今时服上领衣。不知领之交会处自方，疑无他物”云云，阐发郑《注》交领之义最明。与《方言》“衿谓之交”郭璞《注》为“衣交领”者，亦相符合。较《家礼》所说，特为详确。斯亦光考礼最精之一证矣。《礼记大全·檀弓》“忌日不乐”条下，载刘璋之说，引司马氏《书仪》“忌日则去华饰之服，荐酒食”云云，此本无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尚从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阙佚者。或刘璋偶误记欤？
    △《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家礼》载於《行状》，其《序》载於《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於《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於《家礼附录》。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之书，几无可疑者。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於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记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其后有损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张书不详其年，计亦在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陈安卿录云：‘向作《祭仪》、《祭说》，甚简而易晓，今已亡之矣。’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顾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耋老，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於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於《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公晦从游在戊申后，其於早年固所不详，只叙所闻以为谱，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馀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词略而不尽。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则其微意亦可见矣。后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虽云尊用其书，实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谬误，亦不及察，徒口相传以熟文公《家礼》云尔。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礼》中。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遍考《年谱》、《行状》及朱子《文集》、《语录》所载，俱附於后，而一一详证之。其应氏、邱氏语，亦并附焉。其他所载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而余亦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证最明。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引诸说以相印证。《家礼考误》四十六条，引古礼以相辨难。其说并精核有据。懋竑之学，笃信朱子，独於《易本义》九图及是书龂龂辨论，不肯附会。则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然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故仍录而存之，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
    △《泰泉乡礼》·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於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朱子礼纂》·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书於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二书外，凡说礼之条散见於《文集》、《语类》者，以类纂集，分为五目：曰《总论》、曰《冠昏》、曰《丧》、曰《祭》、曰《杂仪》。缕析条分，具有统贯。虽采辑不无遗阙。若《文集》有《答潘恭叔书》论编《仪礼、礼记章句》，《答王子合书》论居丧家祭，又有《周礼三德说》、《乐记动静说》、《书程子禘说后》等篇，此书皆不见录。又《与吴晦叔书》论太庙当南向、太祖当东向，虽与此书所录《答王子合书》大义相似，然答晦叔书更为详尽，今乃删详而存略。又《集》载《鄂州社坛记》，前列罗愿在鄂州所定坛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礼，故详述之，以补礼文之阙，而此书乃尽删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备载之意。然朱子说礼之言，参差散见，猝不能得其端绪。光地类聚而区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学礼者亦为有功矣。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一名《二重礼谱》。盖欲成丧祭二礼，嗣以丧礼别有《吾说编》，因惟存祭礼。其说取古礼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为名。凡分七门：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时》、五曰《祭仪》、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条，虽间与朱子《家礼》为难，不出奇龄平日嚣争之习。然考《朱子年谱》，《家礼》成于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时四十一岁，其稿旋为人窃去。越三十年，朱子没后始复有传本行世。儒者或以为疑。黄榦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为未暇更定之本。则《家礼》之出自朱子手定与否，尚无显证。即真获朱子已失之稿，而草创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笃信朱子，而所作《白田杂著》，乃反覆辨是书之依托。其言具有根据。则奇龄之辨，又不能尽以好胜目之矣。其间如谓汉唐以来，人臣无建庙之文，南渡绍兴、嘉泰诸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而制终未定。考宋龚鼎臣《东原录》称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间，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则安得谓汉以后人臣无建庙之文。其论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县不同於封建为证，其说是也。然井田废而正供之义不废，封建废而臂指相维之义不废，世官废而宗子支子之义不废。《汉书》载当时诏令，每称赐天下为父后者。其时已不世官，而云为父后，则有不为父后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长孙於祖父母之丧服斩衰三年，即宗子为后之义，灼然可推。安能一举而废之，使主祭之时但以行辈年齿为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条，谓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亲之祭，致凡为人子者不得祭父，则所祭四亲系他人之亲，并非己亲，所祭之父系他人之父，并非己父。措语尤乖，皆不免於瑕颣。盖其大意务通人情，故不免有违古义。然大致斟酌变通，於古礼之必不可行及俗礼之误托於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釐然有当，固不妨存备一家之说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