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宋文宪集》

明代宋濂著。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文学家。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四年因献诗“自古戒禽荒”一语激怒朱元璋致祸，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后谥文宪。

宋濂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取法唐宋，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则以简洁生动笔调，描绘出奇妙的意境；抒情则意趣盎然、情景交融。代表作有《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等。

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又名《诸子辩》）、《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清代严荣有辑刊本《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校勘收录，都较完备。

123、《诚意伯文集》

明代刘基著。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曰文成，温州文成县南田人（旧属青田县），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又称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被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时年二十三岁。中举后在家闲居3年。至元二年（1336年）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后辞官返回青田故乡。至正三年（1343），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至正二十年（1360），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朱元璋授命为他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并封为诚意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其散文，《明史》本传称其“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列为一代文宗”，他也曾自谓：“文章宋濂第一，我第二，王煒第三”。其散文以托喻刺世界的小品最为出色。文笔犀利，比喻生动，构思巧妙，从形象所具的特征中，很自然地启发人们的联想，对现实批判尖锐深刻。如《卖柑者言》就是如此。写景状物之文则在叙事描景之中寄寓人生理想，文字简练，比喻生动，艺术表现力很强，如《松风阁记》。

诗的成就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新题乐府《北风行》、《筑城词》体现民生关怀，以古朴、雄放见长，歌行体《二鬼》雄奇宏丽，浪漫奇妙，构思上与屈原《离骚》相似。刘基的五古成就较高，代表作有《感怀三十一首》、《杂诗四十一首》，客观地反映了元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律诗的成就不如古体，但也有意象雄浑、构思严谨、格调深沉含蓄之作，如《古戍》。

刘基著作有《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经》等，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今有《诚意伯文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林家骊点校本《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24、《高太史大全集》

明代高启著。高启（1336～1373），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唐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硕卿，时高启年仅16岁，他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故自号青丘子，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提升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苏州知府魏观在元末称王的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其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年三十九。

高启是明初诗人中创作最丰富、成就最高的作家。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其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但惜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高启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高启的诗，众体兼备，而受李白的影响最为显著。他才气纵横，笔力豪健却不露锋芒；辞句俊逸清秀而不事藻饰。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称赞高启的诗“快若迅鹘乘飚，良骥蹑景；丽若太阳朝霞，秋水芙蓉，词家射雕手也”。其代表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以长短之句描景抒情、怀古赞今，纵横参差，舒卷自如，风格恣意奔放，寓豪迈之气于沉郁苍凉之中，最能体现诗人的才华。

一些田园描景抒情诗作则崇尚写实，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描摹景物则细致入微，如《凿渠谣》《牧牛词》、《养蚕词》等。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

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但亦有佳作，如《书博鸡者事》，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高启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12卷，存937首。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24卷。其中乐府、古近体诗18卷，文集《凫藻集》5卷，末附词集《扣弦集》1卷。今通行有《四部丛刊》本。清人金檀辑有《高青丘诗集注》，并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弦集》以及年谱、本传附于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即以此为底本。

125、《逊志斋集》

明代方孝孺著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翰林侍讲、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年间（1399～1402）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建文三年，朱棣起兵南下，孝孺为王之主要谋士。最终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捕入狱。在朱棣南下时，他的谋士姚广贤曾请求他：“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他。当孝孺被捕入狱后，朱棣召他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而孝孺被召来以后，大哭不止。朱棣让左右拿笔和纸给孝孺，定要他起草诏书，而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命以磔刑杀了他。又因孝孺曾表示即使“灭十族”也不屈服，所以，在处死他后，朱棣以他的一部分朋友、门生（包括廖镛、林嘉猷等）凑足了“十族”之数，一共杀了七天，达873人。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孝孺死后，有义子马子同收其残骸，投于井中，后称此井为义井。其门生之孙廖镛、廖铭，偷捡其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这两个仗义的学生后人亦旋即被杀。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禁书。直到明仁宗即位才赦免。并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方孝孺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庸、铭等人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死于宁海县城之方氏族人，

方孝孺师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主张孝孺论文强调作家的独特风貌，不可强求一律：“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张彦辉文集序》）；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苏太史文集序》）。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散文《越巫》，通过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终为装鬼者吓死的故事，嘲笑欺人自欺者的可恶和可悲；《吴士》一篇，写张士诚任用的“吴士”，平时“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谈兵，谈必推孙吴”，但每一临阵，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讽刺世之夸夸其谈而无实学的人在《蚊对》篇中，作者通过童子的议论，运用形象的比喻，把人类社会中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动物中的蚊子对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为残酷，更加卑鄙无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类似还有《蚊对》、《指喻》等。

《逊志斋集》成编于方氏生前，洪武三十年，友人林右、王绅为之作序。方氏殉节后，其诗文散失殆尽。七十多年后，临海人赵洪收集遗篇，得诗文324篇，于天顺七年在成都捐俸刻以行世，称为蜀本。又十五年后，黄岩人谢铎、黄孔昭收集到叶盛、林鹗、王汶等所藏的抄本，加上蜀本，共得诗文1300余篇，编成30卷，拾遗10卷，交宁海知县郭绅等刊刻，称为邑本。又四十年后，台州知府与黄绾、赵渊等据此本编为24卷，重新刊行，称为郡本。嘉靖四十年，浙江提学副使范惟一与唐尧臣、王可大等以郡本为底本，参校蜀本、邑本刊行，《四部丛刊》据此本影印。此后刊本不出上述本子。

今有徐光大点校的《逊志斋集》24卷，其中包括杂著8卷、表笺启书3卷、序2卷、记3卷、题跋1卷、祭文谏哀辞1卷、行状卷传1卷、碑表志铭1卷、古体诗1卷、律诗绝句1卷。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

126、《怀麓堂集》

明代李东阳著。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县）人。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0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被称为贤相。晚年时因见宦官刘谨把持朝政，明武宗正德皇帝荒淫无度，自己多次上疏进谏又毫无效果，便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辞去首辅职位回乡养老。他入阁相18年，清廉俭朴，不仅自己才学渊博，又能奖励后学，推荐隽才，学士大夫出其门者，大多灿然有成就。以宰臣之尊为文章领袖，在明代，杨士奇之后，就是李东阳一人。天下翕然奉为宗匠，不少文学之士都围聚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派别茶陵诗派。

李东阳不仅以书法闻名，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李东阳论诗，反模拟，主性情，推尊李杜但又不拘一格。主张取法盛唐，反对台阁体的萎弱冗踏，带有复古倾向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他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间的过渡人物。由于久居高位，长期脱离底层民众，虽有忧国忧民之心，写有《风雨叹》、《偶成四绝》组诗，但显得很空洞。诗作主要是在声律技巧上下功夫，讲求声、色并重，他认为诗歌的较高境界应该是“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不仅注重色泽耀眼，而且注重音调和谐，代表作有《西山十首》《江中怪石》：《登清凉寺后台》等。其《拟古乐府百首》以乐府体诗作史论成一家之言，也从形式上为前后七子拟古诗的创作开了先河。

著有《怀麓堂集》100卷传世。清康熙间廖方达校刻本为100卷。其中诗前稿20卷、文前30卷、诗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杂记10卷。嘉庆间重刻本附有法式善、唐仲冕辑《明李文正公年谱》7卷。

今有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127、《空同集》

明代李梦阳著。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赘于王氏，父恢复李姓。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因连丧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出狱后，途遇张鹤令，李梦阳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被谪山西布政司经历，不久又因他事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

李梦阳是前七子代表人物，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坛领袖。鉴于当时台阁体诗文存在“□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决心倡导复古以救其痿痹，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他的主张影响甚大。《明史·文苑传》称“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尤其在他与何景明的辩论中，意气用事，论点更趋偏激，导致刻意古节、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袭剽剥的道路，反而扼杀诗歌创作的生机。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承认“真诗乃在民间”，而自己的诗是情寡词工，并非真诗。

李梦阳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其中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代表作有《朝饮马送陈子出塞》、《君马黄》等。李梦阳的乐府歌行在艺术上有相当成就，如《石将军战场歌》，咏歌六十多年前于谦指挥反抗瓦剌的北京保卫战。质朴雄健，音节慷慨激昂，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钱谦益批评此诗“叙事错互，比拟失伦，但矜才气，绝无脉理”，似乎不切实际。类似还有《去妇词》、《林良画两角鹰歌》，皆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喻体，深婉不迫。李梦阳的七律专宗杜甫，多气象阔大之辞，注意章法开阖变化，如《台寺夏日》，气势磅礴飞动，并蕴藏着鉴古知今的情思。杨维祯认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其七律并非全是雄浑健拔之作，还有少数兴象飘逸、风味盎然的诗篇。如《舟次》、《春暮》等，用词精警而自然，情趣横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种风致。

著有《空同集》66卷，凡诗36卷，文30卷。为其外甥曹嘉所刻；另有清人张祖同刻的《空同集》，33卷，附录1卷；《空同集》，四库全书本；《空同集》六十四卷，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版；《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28、《大复集》

明代何景明著。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省）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中书舍人。性耿直，淡名利，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不满，敢于直谏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权，何景明谢病归。刘瑾诛，官复原职。官至陕西提学副使。终年三十九岁。墓地在今信阳师范学院大复山

何景明是明代“文坛四杰”中的重要人物，“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地位仅次于李梦阳，“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他也主张文宗秦、汉，古诗宗汉、魏，近体诗宗盛唐。对打击明代前期盛行的台阁体诗文及八股文上，有一定积极作用。正德年间，他这种主张产生颇大影响：“四方学士感愿知先生，车马填门巷”（《何大复先生年谱》）。但他的复古主张单纯从形式上着眼，并未注重继承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使文学创作走上错误倾向。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思想平庸，艺术上缺乏特色。其诗取法汉唐，一些诗作颇有现实内容，如在《玄明宫行》等诗中讽刺了皇室的奢欲和刘瑾的用权；在《盘江行》等诗中揭露了官军屠掠人民的罪行；在《兴隆祀丁曲》、《罗女曲》、《平坝城南村》、《偏桥行》等诗中，描绘了他行经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情风物。

著有《大复集》三十八卷。凡赋三卷、诗二十六卷、文九卷，传志、行状之属附录於末。其版本主要有三种：明嘉靖三年刻本，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和万历五年刻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大复集》。

今有李淑毅等点校《何大复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何大复集》，吉林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129、《升庵集》

明代杨慎著。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朝文学家，三大才子之一，明代，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礼议”，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代表作有《江陵别内》、《宿金沙江》等。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如《后海口行》、《观刈稻纪谚》、《宝井篇》、《滇池涸》等。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龙关歌》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其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以“偏听生□，独任成乱”、“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除诗文外，杨慎杂著多至100余种。其中考论经史、诗文、书画，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涉及面极广。有《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奇字韵》、《希姓录》、《石鼓文音释》等等。还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地方志及史料。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学术价值。然而，因他久居云南，寻书核对不易，有时只凭记忆写作，所以也有一些误引、臆测不实之处。

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298种。他的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又称《升庵全集》）81卷。此集万历间四川巡抚张士佩所编订，取杨慎《丹铅录》等书，删除重复，分类编次，附于诗文之后。包括赋及杂文11卷，诗29卷，杂著41卷。有清道光年间刻本；另有明焦竑辑的《升庵外集》100卷；明杨金吾辑的《升庵遗集》26卷。词、散曲、弹词另辑有《升庵长短句》3卷，《陶情乐府》4卷，《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

今有《升庵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0、《荆川先生文集》

明代唐顺之著。唐顺之（1507～1560），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学者称“荆川先生”。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贡士。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为人文武全才，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市）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

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其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

唐顺之的散文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其论说文《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却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但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4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1936年出版；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新刊外集》三卷。研究类有：明李贽《荆川唐公传》，明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1948；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张慧琼《唐顺之集类著述考》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

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

131、《沧溟集》

明代李攀龙著。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9岁丧父，家境贫寒无力延师，但刻苦好学。稍长嗜好诗歌。嘉靖十九年（1540），攀龙取乡试第二名，3年后赐同进士出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在京期间，先后与谢榛、王世贞、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结诗社，“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龙传》）。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守顺德，饶有政绩，三年后擢为陕西提学副使，不久以病归里。自建一楼于华山、鲍山之间，取名“白雪楼”，读书、吟哦于其中。为人孤傲，对于不合者，辄戒门人不接纳。穆宗即位后起为浙江副使，两年后迁为参政，后擢河南按察使。因母亡故，持丧还家，哀伤过度，不久去世。

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20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文学主张为文主秦汉，诗规盛唐，其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继续抨击台阁体的形式主义诗风。

李攀龙的各体诗中，以七律和七绝较优。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像。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也还写得自然，还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沈德潜品评此诗说：“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但构思用词多见雷同。而乐府诗则如“临摹帖”。内容上多模拟剽窃。

其文章“聱牙戟口”，成就不大。殷士儋作在《攀龙墓志》中云：“临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杂文更有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可谓中肯之论。

今存有王世贞整理编集《沧溟先生集》，30卷；四库全书本《沧溟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今有包敬第点校《沧溟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伯齐校点的《李攀龙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李伯齐等编选的《李攀龙诗文选》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王志民主编《李攀龙研究资料汇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32、《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代王世贞著。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又为青州兵备副使。世贞恃才傲物，数积忤于权相严嵩子世蕃。值忠臣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论死，世贞又驰骑往营救且经济其丧，严嵩父子大恨之。三十八年，父王忬以滦河失事为严嵩所构，论死，世贞解官奔赴京师与其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门外自罚，请求宽免。未成，持丧归，三年丧满后犹却冠带。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被荐以副使莅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又历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奏陈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因忤张居正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后，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起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以疾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少保。

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攀龙死后，独主文坛二十年。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

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既是文人，也是学者。学问渊博，文章不拘一格，虽摹秦仿汉，依旧自有特色，具有“博综典籍，谙习掌故”之特点，如《题海天落照图后》。

著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续稿207卷和《艺苑卮言》12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100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30卷，后集70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另有《史乘考误》、《嘉靖以来首辅传》、《艺苑卮言》、《觚不觚录》、《读书后》、《尺犊清裁》等。

今有四库全书本《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翻印的《弇州山人四部稿》15册；王学范《王世贞抚郧诗文集》长江出版社2010年出版。

133、《震川文集》

明代归有光著。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举人。会试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四十四年（1565）60岁时始中进士，授湖州长兴县知县。后任顺德府通判，专门管辖马政。隆庆四年（1570年）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修《世宗实录》。卒于官，终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

归有光是“唐宋派”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的桥梁。在王世贞主盟文坛，模仿秦汉古文的复古主义之风盛行之际，他以一穷乡老儒力抵声势赫奕的王世贞，极力推崇唐宋古文，将王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则丝毫不让说：“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他故意夸大宋元散文的成就来反击秦汉之文的模拟者，已近乎意气之争！但王世贞到了晚年，对归的散文还是相当推崇的，他专门为归有光写了篇“赞”，其中写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这一说明当时文坛领袖的宽容和求实。

归有光以散文创作为主，继承欧阳修、曾巩的文风，叙事委婉，不疾不徐；语言朴实省净，并且把家庭琐事引到古文中来，使散文扩大了表现范围。其散文记叙家人之谊，朋友之情，即事抒情，真切感人；注重细节，刻绘生动；神态生动，风韵悠远，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如《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类似者还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篇幅短小，言简意赅；被黄宗羲推为“明文第一人”。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震川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其中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今有《震川先生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震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归有光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出版；《归震川集》台湾·世界书局2009年版。

134、《李氏焚书》

明代李贽著。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

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他以启蒙主义哲学为基础，在文学上反对贵古贱今，认为文学是发展变化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不可得而事势先后论也”，重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另外，从认识论上的“童心”说出发，强调文学要真实，反对模拟剽窃，无病呻吟。他的文章具有鲜明的个性：能独抒己见，立论大胆新颖，文笔辛辣而饶有风味，谈笑风生，尖新活泼，篇幅一般皆短小精悍，如《赞刘谐》，朱熹强调孔子的历史价值，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调侃道：“难怪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烛而行也”。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题目本身就具有讽刺性：把孔子像居然供奉在被儒家称为异端的佛院内。

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李氏藏书》《藏书》六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于金陵；《李氏续藏书》《续藏书》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史纲评要》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阁刻；《李氏焚书》《焚书》六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于麻城；《李氏续焚书》《续焚书》五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阳虹玉斋刻；《初谭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称《言善篇》）四集，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宛陵刘逊之刻；《李卓吾遗书》十二种二十三卷，明·继志斋刻；《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李氏丛书》《易因》二卷，明刻；《李氏六书》六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继锦堂刻；《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枕中十书》六卷；明刻本等。《李氏藏书》《续藏书》明清两代被列入禁毁书目。

今有：《李贽集》魏晓虹解评，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日人铃木虎雄著有《李卓吾年谱》。

135、《射阳先生存稿》

明代吴承恩著。吴承恩（1501～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嘉靖八年（1529），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六年后，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约六十七岁时到过杭州，活了大约82岁，晚景凄凉。

吴承恩是明代杰出的小说家，《西游记》的作者。其诗歌内容比较广泛，除抒写情怀，吟咏山川景物外，也有部分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其诗“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洌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陈文烛《射阳先生存稿序》）。其长篇歌行激越豪放，有李白遗风，如《二郎搜山图歌》在表达铲除邪恶的强烈愿望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的苦衷，感情充沛，气势凌厉。吴承恩的词出入《花间》，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他的散文取法欧阳修、曾巩等大家，畅达恳切，与唐宋派古文家的风格有相近处。为文抨击时弊，简洁明了，如描绘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不足二十字便概括了武备、财税、经济和社会风气几方面的特点，相当精练。吴承恩生活在复古风气弥漫一时的明代中期，但其诗文均能自出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独立成家。（李维桢《射阳先生集选叙》）。

著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及《续集》一卷，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刊刻。四卷按文体分类编排。第一卷包括：赋三篇，骚一篇，五言古诗九首，七言古诗十五首，五言律诗十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律诗二十六首，五言绝句四首，六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二十一首，颂六篇；第二卷收辑序二十六篇；第三卷包括：论一篇，表二篇，赞二篇，杂著三篇，志铭四篇，诔一篇，祭告文八篇，跋四篇，启四篇；第四卷收障词三十九篇，词六十九首。

今有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该书以193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为底本，参照《故宫周刊》、《射阳文存》、《山阳艺文志》、《山阳志遗》等书，进行校订，加进他所发现的两篇佚文。全书一册四卷，第一卷为赋、骚、诗、颂；第二卷序；第三卷论、表、赞、杂著、志铭、诔、祭告文、跋、启；第四卷障词、词、曲。较为精审。

136、《袁中郎全集》

明代袁宏道著。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县）人。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少敏慧，善诗文，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有政声。生性酷爱自然山水，辞官后游历苏杭一带，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万历二十六年（1598），从兄袁宗道命赴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袁宏道是明代中叶后期“公安派”代表人物在文学上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以及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重视民歌小说，倡导通俗文学。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

袁宏道是三袁中创作成就最高者，主要是散文创作。其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由于采取消极避世生活态度，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代表作有：《满井游记》、《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其诗歌也能一反复古之风、模拟之习，以清新的笔调，抒发真情实感。代表作也多是关涉山水，如《戏题飞来峰》、《戏题斋壁》、《游虎跑泉》等。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凡文集二十五卷，诗集十五卷。有明万历间刻本。今有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附有辑佚、传记、评论、著录、序跋等。

137、《隐秀轩全集》

明代钟惺著。钟惺（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号退谷、止公居士，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授行人，掌管诗诣及册封事宜。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后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卒葬天门县城南鲁家畈。

钟惺与同里的谭元春是“竟陵派”代表人物，世称“钟谭”。他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作《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的诗，作《古诗归》，名扬一时。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但认为同样主张抒写性灵“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认为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禁书，诋毁排击甚烈。

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栓》，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形。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著作有《隐秀轩集》35卷，明崇祯年书林近圣居刻本。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清乾隆时被列入禁毁书目，原因是书中有一篇与女真人有关的文章。

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诗经图史合考》20卷，《毛诗解》（无卷数），《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钟惺与谭元春合编《诗归》51卷，其中古诗15卷，诗36卷。又有《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等。又与谭元春合编《明诗归》10卷，遗1卷；合评《诗删》10卷。

今有：《钟惺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隐秀轩文》，张国光点校，岳麓书社1988年版。

138、《琅环文集》

明代张岱著。张岱（1597～1679），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经历了天老地荒的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他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自为墓志铭》），“忠臣邪，怕痛。”（《自题小像》）只能“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不得不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亲自舂米担粪以终老。

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其中明亡后十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撰成《石匮书》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后又续撰成《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诚如清毛奇龄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所称：“将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

文学上最擅长散文，主张“撇却钟谭，推开王李”（《与毅儒弟》），自出手眼，自具特色。他的创作能在广泛师承、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风格。他认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志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则》）他能兼取诸君之长，所以他的山水小品，“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张岱的小品，萃于《琅嬛文集》和《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之中，《琅嬛文集》的文体，则传、记、序、跋、书、檄、铭、赞均有；内容则以传人、论诗、品文、评史为主，集中体现了张岱的诗文创作原则和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和追求。《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多描写江南山水风光，民风民情，在对往日生活的追忆中暗寓亡国之痛。文笔丰神绰约，富有诗意。其中的《湖心亭看雪》、《白洋潮》、《西湖七月半》诸篇声誉尤高。

今有：刘大杰点校《琅嬛文集》，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以光绪三年刻本为底本整理断句；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云告点校的《琅嬛文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

139、《陈忠裕公全集》

明代陈子龙著。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朝命刚下达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

陈子龙是明末重要作家，明末清初江南之风云人物，其人“负旷世逸才”，“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吴伟业《梅村诗话》）。不仅是明末著名抗清英雄，同时又是东南文坛盟主，诗歌成就较高，为云间派领袖。为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史》本传）。其诗学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导明七子复古主张，但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钱钟书《谈艺录》称“陈卧子结有明三百年唐诗之局”，并赞其“大才健笔，足殿明诗而无愧”。陈子龙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其创作继承了盛唐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的精神，感慨时事，关心民生，沉雄豪迈，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尤其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代表作有《小车行》、《辽事杂诗八首》、《秋日杂感》等。吴伟业在《梅村诗话》评价陈子龙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评价陈子龙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吴伟业）耳。”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赵翼虽认为陈子龙“意理粗疏处，尚未免英雄欺人”，却不得不承认他“沉雄瑰丽，实未易才”。

陈子龙亦工词，其词则陈子龙与李雯、宋征璧、宋征舆等同郡几社文人形成云间词派，为云间词派盟主，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五代、花间、宋秦观，风流婉丽，享有明词“第一”之誉，扭转了明代词衰微的局面，开启了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先河。谭献在总结明初到清末的词人成就的时候，仍然给出高度评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饮水次之”，并说：“重光（李煜）后身，唯卧子（陈子龙）足以当之”。（《复堂诗话》）

陈子龙的赋和骈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传称其“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代表作有《别赋》《感逝》、《拟恨》、《秋兴》、《湘娥》等，皆凄怆悲凉，忧时伤乱，亦有所寄托。而赋体文《汉诅匈奴大宛》则显然是针对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汉之诅咒匈奴而咒骂清兵。陈子龙的这些文章虽然宗效魏晋，却都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写出了爱国志士的满腔忠愤，是明末时世激荡的产物。

著有：《陈忠裕公全集》三十卷。骚赋二卷，诗十七卷，词、曲一卷，文十卷。并卷首一卷（录有《明史本传》等），年谱三卷，卷末一卷（录有诸家评论等），清嘉庆八年（1803）王昶刊行。另有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湘则阁稿》六卷。

今有：影印本《陈子龙文集》，上海书店；校点本《陈子龙诗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皆以《陈忠裕公全集》为底本。《全集》最大的不足就是不全，如重要的文集《安雅堂稿》在《全集》付梓时虽已发现而不及增入，而《兵垣奏议》、《论史》、《〈诗〉问略》等则当时尚未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均已补入；方云点校《湘则阁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0、《张苍水集》

明代张煌言著。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南明儒将、文学家、民族英雄。崇祯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能文能武，立志报国济民。弘光元年（1645）清兵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擒杀弘光帝。张煌言与刑部员外钱肃乐、浙东志士董志宁等遂组成数千人的队伍在宁波城隍庙集会，拥立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张煌言亲赴台州迎鲁王，被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后联络13家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至1664年（清康熙三年），见大势已去，隐居不出，被俘后遭杀害。

他的诗文多是在战斗生涯里写成。其诗质朴悲壮，充分表现出作家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被俘后为明志写下的《入武林》和《放歌》壮志凌云、激昂慷慨。代表作有《被执过故里》、《甲辰八月辞故里》、《野人饷菊有感》；词作《满江红怀岳忠武》等。亦能文，较著名的有《北征录》、《上延平王书》、《奇零草序》等。

张苍水诗文著作大半散佚，今有《张苍水集》行世，内收《冰槎集》、《奇零草》、《北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1、《夏完淳集》

明代夏完淳著。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汉族，明松江府华亭县（现上海市松江）人，曾官内史，世称“夏内史”明末著名诗人，少年抗清英雄。民族英雄著名学者夏允彝子。七岁能诗文。十四岁从父及老师陈子龙参加抗清活动。鲁王监国时授中书舍人。抗清失败被捕下狱，写下著名的《与妻书》。临刑神色不变。谥“节愍”。

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如《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哭钱熙》等。艺术用典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毕竟受其年龄、经历、思想局限性影响，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题材比较单调狭隘，描写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灾难的尚嫌薄弱；有时用典过多，有掉书袋之嫌。比起其师陈子龙来，自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

著有《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代王昶辑刻有《夏节愍公全集》；吴兰刻有《夏内史集》。

今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有点校本《夏完淳集》1959年版，以吴兰《夏内史集》为底本；白坚笺校《夏完淳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