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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话》的资料汇辑工作，是在继承《总龟》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后来居上。

    一、在编排体例上，《总龟》以事类分数十门，繁琐杂乱而难于检索；《丛话》则按时代先后，以人为纲而知人论世，同时又增设长短句等门类，编排较为合理，大纲细目，罗列有序，极便检索。对于众多诗人诗作，《丛话》又能在不忽略一般诗人的全面安排的结构中突出重点，如李白二卷，杜甫十三卷，韩愈四卷，苏轼十四卷，黄庭坚五卷。其后集自序：“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佑之苏黄，皆诗文集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正能知其味之美矣。”

    二、在资料搜辑方面，《总龟》写于北宋末年，时严元祐党禁，故不载有关元祐党人苏黄的诗话，构成先天缺陷；而《丛话》成书于南宋初，当时党禁已除，苏黄诗风复炽，故补充了大量有关苏黄诗话，为形势使然。在资料的学术考辩方面，胡仔态度严谨，要言不烦，且是非自明。另外，如李清照《词论》等重要文论作品，也赖《丛话》而得以保存。这就大大增加了《丛话》的学术价值。

    三、在理论眼光方面，与《总龟》不同的是，《丛话》的资料纂集并非仅仅简单罗列，而是自有其论诗宗旨在，并于称引之外，又常略加评说，以见其理论主张，而无獭祭之讥。其理论受当时江西诗派影响，推尊元祐诗坛领袖苏轼、黄庭坚，并上溯杜甫。但其主张并不褊狭，如其后集自序慨叹：“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力挽狂澜的理论热情甚高，故其说不乏真知灼见。胡仔论诗强调“自得”，如前集卷三九：“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同时又指出诗歌创作，贵在含蓄而忌直露，如后集卷一五评杜牧《宫词》：“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诗贵夫如此，若使人一览而意尽，亦何足道哉!”

    四、在词论的搜罗整理方面，《丛话》前后集分别有“长短句”一卷，其中出自胡仔者共二十九则。后人或辑出单行为《苕溪渔隐词话》二卷。这对于较为全面地了解宋代词坛概貌及词论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