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遗书〗八卷，《附录》二卷。元许衡（1209-1281）撰。衡号鲁漏，故以名集。许衡一生既是元代大儒，又一直高官在身，“道学君子”位居相位者，许衡为古今唯一的一人。此编是他一生著述的汇总，由其七世孙婿郝亚卿初辑，河内教谕宰廷俊继成，何塘为之序，嘉靖四年（1525）山阴萧鸣风校刊于开封。鸣风序曰，初名《鲁斋全书》，但因先生之书，尚有散佚，不敢称“全”，遂终以“遗书”为名。-旨二卷为《语录》，第二卷为《小学大义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为《中庸直解》，下为《读易私言》、《读文献公揲蓍说》及《阴阳消长》一篇，第五卷为奏疏，第六卷分上、下，-亡为杂著，百为书状，第七卷、八卷为诗乐府；《附录》二卷为像□诰敕之类及后人题识之文。书中全面反映了许衡的儒学思想。他认为，“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万物之灵，惟人为贵”，也即在未有太极之前，道已独立存在，道生出了太极；宇宙的本原是道，道生太极，则太极是理，理生一气，一气分阴阳，判为天地；有了天地，就有了人和万物；人是万物之灵，承天履地。显然，许衡的宇宙观是在承袭朱熹的陈言，是道地的客观唯心主义。在《语录》中，他谈到了、“理”与“天”与“物”的关系，他说：“事物必有理，未有天理之物，两件不可离。无物，则理何所寓？”，“虽浅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物必有理”和“无物则理何所寓”的说法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但在阐述理出于天，还是天出于理时，他却回答“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则又明显滑到了唯心主义；同时，许衡的这一思想又与陆九渊的心学挂上了钩，他自问自答曰：“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过有六尺之躯，其大处同处，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这和陆九渊的说法-样，把心能反映天地说成了心就是天地。许衡与他的前辈-样，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看作自然秩序，在《语录》中他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君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他再三强调三纲五常是社会生活的根本，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备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备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此或不正，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又奚暇他为也？”在许衡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天定的“不易之理”。对于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治一乱，许衡用所谓“天人交胜”的原理来加以解释，认为天与人无时不是统一的；在《与窦先生》书中，他又在天与人之外，提出了“命”这一范畴，指出“析丽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认为“命”是最高范畴，它既决定人，也决定“天”，“命”也就是“时势”；他说“理”是事物的“反以然”和“所当然”，前者叫“命”后者叫“义”，都是人们“穷理”的对象。许衡认为元朝的统治者应该继续继承孔孟道统，在上忽必烈的《时务五事》中，认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时以长久”，“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他推销的“汉法”则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王道”、“德政”，指出得天下之道是“爱与公”，提醒蒙古皇帝“为人君，止于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针对蒙古贵族统治下人分四等的政策，他告诫统治者应该做到“天下一家，一视同仁”，如此，才能达到君民之间的稳定，以利于长治久安。在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上，许衡基本上重复宋儒的陈言，但措词与解释稍有不同，他认为性是天赋，得自天命，提出“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的命题，把性分作“本然之性”和“气禀之性”，也就是宋儒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二性关系上，他的解释比宋儒还要极端；认为养性的工夫一是存养，二是省察，所谓“存养”，就是“存天理之本然”，“执之不使变迁”，就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将去”，“不是将人心上原无的强去安排与他”；所谓“省察”，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综合而言，许衡对程朱理学没有更多、更新的贡献，但却使程朱理学的余泽延续至有元一代，而许衡平生之议论宗旨，则全赖此编以存。明正德刊本作七卷，正德十三年（1518）刊本作十卷，万历刊本作十一卷；清有《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五年（1790）怀庆刊本作十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