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1490-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明香山（今广东中山）人。正德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江西提学佥事。弃官归养，久之起右春坊、右谕德，擢侍读学士，学南京翰林院事。佐之学，以博约为宗旨，博约即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由博反约。“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也。博而反约于心，则视听言动之中礼。喜怒哀乐之中节，彝伦经权之中道，一以贯之而无遗矣”（《明儒学案》）。佐得力于读书，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故以此为教。他尊奉孔子博文约礼、由约施博之教，反对言知而废能，言心而废学。指出，“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约而施博，于达道达德，一则曰‘未能一焉’，一则曰‘我无能焉”，未尝言知而废能也”，“唯宋吕希哲氏，独以致知为致良知，而废良能，则是释氏以心之觉悟为性矣”。“世之谈道者，每谓心苟能明，何必读书？吾夫子既斥仲由之佞矣，又谓皋、夔、稷、契何书可读，然则三坟、五典之书，传自上古者，胡为诵法于删述之前耶？《十三经注疏》中，多有可取者，如郑氏释道不可离，曰‘道犹路也，出入动作由之，离之恶乎从也？’其言似粗而实切，苟谓真儒不是康成，而颛求明心见性，则又入禅矣。荀、杨虽大醇小疵，而不敢拟经，其言亦有所见”。“此可见学必读书，然后为学，问必听受师友，然后为问”。他认为，博学多闻的为学之道，本来是早就明确的，“尧、舜之世，道德事功，见于典谟者，无非学也。虽不言学，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为万世法与？自成汤言性后，傅说始言学，《说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盖求多闻，式古训，则理日明，苟无言语文字以为学，则非吾之所谓学矣”。到晋、宋、齐、梁之间，佛学虽然兴起，“然六经犹未泯也”。到晚宋时，自”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之言出，禅学大昌，其徒心狭而险，行伪而矜，言妄而诳，气暴而馁，则六经之道晦矣”，“后世学者尚超异，凡经传皆以为古人糟粕，-切屏之，唯读佛、老书，虽数千卷，则未尝厌”。关于理气问题，他倾向于气一元论，后对朱熹理在气先之说，指出：“盖人穷理于心，一气自太极而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土在其中，则为五行。自此化生万物，飞潜动植，皆人以文字名之尔。是则理由羲画始也，而文字生焉，岂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气以行，如人乘马哉？由此辨之，气之有条不可紊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黄佐著有文集若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