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1456-1547）字允升，号整庵。明泰和（今属江西）人。弘历六年（1492）举进士，廷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弘治十五年（1502），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正德三年（1508）遭宦官刘瑾打击，被削职为民。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复职。后晋升为太常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嘉靖元年（1522）任南京吏部尚书。后改礼部尚书，因父死，未就任。又被任为吏部尚书，固辞未就，旋返故里，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其学上承张载，吸取了张载宇宙观中的唯物论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理依于气的气一元论观点，抛弃了张载以“性”与“气”并提、以“性”为万物本原的唯心论观点，罗钦顺认为理为气之理，非气外别有一理，理在气的运动过程中显示出来。他指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之聚便是理之聚，气之散便是理之散，唯其有聚有散，乃所以谓理，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气是运动的，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都是气活动的结果。他还否认气上有所谓主宰之说，认为气之运动变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即所谓“理”，“太极”也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同时，他又认为不能把气与理相等同，说：“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罗钦顺由其理气说引伸到道器论，强调道器不可分，不能离器而言道，认为器外无道，道外无器，器亦道，道亦器。对于程、朱“天人一理”的命题，罗钦顺并不反对，但他又提出，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当然，凡其所当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违者，顺之则吉，违之则凶，是之谓天人一理。说明“人之道”与“天之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人之道”是以“天之道”为依据的。在人性论问题上，罗钦顺并未摆脱朱学，但在某些方面与朱熹观点有所不同。他对程、朱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产生怀疑。他虽沿用了洛学“理-分殊”之语，但却从自然规律方面加以解释，认为人和物皆来源于阴阳二气，此谓之“理一”；世界上人和物各不相同，此谓之“分殊”。关于“道心”和“人心”的论述，罗氏与朱熹观点基本一致，亦强调道心为主宰，为体；道心即性即理。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以道心制约人心、以性制约情的目的。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命题，罗钦顺的解释具有自己特点，他指出：“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节、无节，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纵乎？”主张既要承认人皆有欲望，同时又须对欲望加以节制。罗钦顺对陆象山、王守仁心学和禅学皆有评论，且颇具理论深度。他曾致书王守仁，反复辩难，对王之心学进行尖锐批评，大略谓：“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自省，则正心诚意，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若谓天地万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而以发育万物归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发育万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与焉？”“岂可谓心即理，而以穷理为穷此心哉！”钦顺为学，初由释氏入，早年致力于禅学研究，后悟其非，又转而研究儒家典籍和宋代理学，但也不完全依傍程、朱理学，而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其著作有《困知记》、《整庵存稿》二十卷，《整庵续稿》十三卷。罗钦顺为明代著名学者，其唯物主义哲学，下启王夫之之学，在儒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