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奇〗（1484-1544年）字常甫，号甬川。明鄞县（今属浙江）人。弘治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简讨。后出为湖广提学副使，寻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学，历四川、福建，召还，为春坊庶子，国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后起吏部右侍郎，转左。徙翰林学士，掌院事。又加太子宾客，掌詹事府事。升礼部尚书。以母老，改南京吏部，以便养。又改南京兵部而卒。赠太子太保，溢文定。邦奇初泛滥于词章之学，后则以涵养为功，以周敦颐、二程、、朱熹之学为宗。谓“载道之文，始于六画，大备于周、程、朱子之书，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学，将溯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书焉适哉”？他指责王守仁是“为异论者”，谓其“直欲糟粕六经，屏程、朱诸子之说，置而不用”。他继承了“求放心”的传统命题，并加以发挥。认为，“人之心志，得于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纯粹”，而所以有疚病，是因为“鄙诈之念一萌，即乖戾之私戕其和粹之气”。但心是“至微者”，“虑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则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则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则不能知天”。所以，“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即通过自己内心省察的办法“求放心”，而不是“有所追而获之”。通过省察，可以自知，但作为“至微者”的心，还有“其□然不自知者”，对此则”惕然自省之而已”，“敛之而已”。于是将心“收敛于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此即“一而不二”，“至明至刚”，“自求而自复”。黄宗羲谓其“所谓异论者，指阳明而言也。夫穷经者，穷其理也，世人之穷经，守一先生之言，未尝会通之以理，则所穷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阳明于先生之言，有所也入，便谓其糟粕六经，不亦冤乎？此先生为时论所陷也。”（《明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