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十卷。汉贾谊（前200-前168）撰。谊别号长沙，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受学于李斯学生河南守吴公和荀况学生张苍，对老子和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多所承继，除此书外，尚撰有《五槽官制》、《贾谊赋》、《春秋左氏传训诂》及《治安策》诸书。此编内容主要是贾谊的政论文章，是其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集中反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八篇，列入儒家类，《隋书·经籍志》作十卷，题作《贾子》，《旧唐书·经籍志》则作九卷，《新唐书·艺文志》又著录为十卷，并始称《新书》之名，今本五十六篇，而《问孝》一篇有录无书，实际上仅为五十五篇。《过秦论》为此书中的名篇，在该篇中，作者集中地总结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很快亡国的历史教训，述其经验，则是秦自孝公起就有统一中国的雄心，而用“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至始皇，奋六世之余列，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倪首系颈委命下吏，及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秦亡的历史教训则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畚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至二世又不能“任忠贤”、“免刑戮”。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诸多不义，终致灭亡。所以，作者向汉初统治者建议的治安策，主张在政治上“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不给同姓诸王以权力；并主张削藩，要藩臣“权力不足以侥幸，势不足以行逆”。这些思想除《过秦论》外，又皆反映在《宇首》、《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壤》、《权重》、《五美》诸篇。《先醒》、劝学》、《道术》、《道德说》诸篇，则主要反映了作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论述中，作者秉承老子、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对“道”多所阐发，“道者无形，和平而神”，“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应变无极”等即是其具体论断。同时，还把“道”具体运用于治国，指出“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作者否认人格神和造物主，承认万物由天地、阴阳二气自然产生，周流不息，变化无穷。他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具体运用于社会伦理方面，在《道德说》篇中，认为“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并提出慈与嚣、孝与孽、忠与倍、惠与困、悌与敖、恭与碟、敬与慢、贞与伪等几十对对立范畴；承认事物之间的对立与转化，强调改变法令制度，变无为为有为。《大政》、《修政》诸篇，反映了作者的民本思想，提出“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的命题，认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孽产子》、《铜布》、《壹通》、《属远》、《忧民》、《铸钱》等篇则是作者阐述自己经济思想的集中所在，其宗旨主张“铸钱收官，强本抑未”，“二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驱民而归之农”等等。《威不信》、《匈奴》、《势卑》诸篇，作者阐述了自己的民族政策，并力主要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以维护中原王朝的利益。全书大旨以儒家思想为宗，-些篇章议论警辟，正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言，堪称为“西汉鸿文”，其部分思想观点不仅又多为汉初统治者所采用，而且，诸如其重农抑商、加强中央集权、以民为本及抗击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攻掠等思想，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的版本甚多，或者题作《新书》，或为《贾子》，其中以明万历中新安程氏《汉魏丛书》本、万历二十年（2592）刻《广汉魏丛书人中流传最广，清卢文□《抱经堂丛书》本最善，《四部备要》本为通行本，1976年-亡海人民出版社《贾谊集》收载此书，最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