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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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度杂考
△“子”为未成诸侯之称
《春秋》所书列国之君，多有称某子者。滕侯杞伯，亦多称为“滕子”“杞子”（《春秋中，无“侯”“伯”兼称者；惟杞、薛尝一称为“侯”。然桓三年“公会杞侯於成阝”，据《公羊》乃“会纪侯”，二家文误。则隐十一年“薛侯来朝”，恐亦是文误耳）。说者谓周之列爵凡五，子爵在伯之下，男之上；其本侯伯而称子者，或以为时王所黜，或以为圣人所贬也。余按：列国之爵受之先王，传之先君；周道既衰，而孔子乃布衣之士，安能黜之贬之！若可以贬其爵，则亦可以进其爵；何以不闻有子而进称为公，进称为侯伯者？侯伯可贬，公亦可贬；既可贬为子，亦可贬为男；又何以不闻有公而贬为侯伯，侯伯而贬为男者乎？由是言之，谓为时王所黜，圣人所贬，恐皆未必然也。余尝细考《经》、《传》之文，“子”之为称乃未成乎诸侯之名，与伯及男不同义也。故有天子之卿而称子者，《尚书》之微子、箕子，《春秋》之单子、刘子，是也。有诸侯在丧，未即位而称子者，葵丘之称宋子，温之称陈子，是也。有抚有一国，未成为君而称子者，叔武之称卫子，子仪之称郑子，是也。皆不成之为诸侯也。若其国而夷也，则亦称之为子，吴、楚、邾、莒、徐、沈、郯、潞之属是也。此盖古制如此。即本侯伯之爵而既杂於夷，则亦概以子称之。故《国语》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则吴本伯爵也。滕、杞之称为子，当亦如是。故《传》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又曰：“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非贬之黜之，盖略之而等之诸夷也。犹後世之於僭国，皆称之为“魏主”“吴主”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夫爵既有五矣，何以其等止分为四？公侯伯既各为一等矣，何以子男独同为一等乎？盖子也者，未成乎诸侯之称也；既未成为诸侯，则其班当随乎其最卑者，是以与男同一位也。说者不加细考，误以子与公侯伯为一例，遂谓贬黜其爵为子，则宋、卫、陈、郑之称子又何说焉？且非但国君有子之称也，其後大夫士亦称之。盖春秋之初，卿尚罕有称子者。间一有之（如卫石子、齐高子之类），亦但以为称，不以为谥也（若鲁共仲、成季、齐管敬仲、卫石骀仲之属，谥皆称以字；惟晋栾共叔，《国语》作栾共子，盖後人所追称）。卫自甯庄子、石祁子，始连谥称为子；晋自赵成子、栾贞子以後，鲁自季文子、孟献子以後，而卿莫不以子系於谥矣。大夫虽尚未谥以子（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类），然相称亦以子，若叔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类是也。至春秋、战国间而子遂为通称。凡有名於时者，虽布衣之士率称为子，若庄子、惠子、鬼谷子之类是也。故《论语》颜渊之贤，子路之长，皆不称子（至孟子时，颜渊始称为子）；闵子骞、冉有间一称子；而曾子、有子则皆称以子。虽其门人所记，亦其时之先後然也。至孟子时，则高、夷、徐、陈、公都之属莫不称子矣。然则子也者，本未成乎诸侯者之称，渐而卿称之，渐而大夫称之，又渐而布衣之士亦称之者也。犹之乎“君”本国君之称，渐而卿大夫亦称君（《仪礼》，公士大夫皆称为君），至後世而朋友亦相称为君也。说者不考称子之由，故其释“君子”也，以为有位者谓之君，有德者谓之子。岂知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称（《诗》之“君子至止”“君子来朝”皆称诣侯之词），而後世以称有德者耳。犹称大德者为“大人”，不肖者为“小人”也（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罢云，“吾侪小人”，──冉有云，“小人何知”，皆以位言）。不详究其始末而但揣度附会以为说，以君与子分属之位与德，失之远矣！
△谥法由渐而起
《逸周书》中有《谥法篇》，传《史记》者取而冠之简端。其文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於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云云）。”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谥法之所为制，意必将以劝善而惩恶也。善者谥以善，恶者谥以恶，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然後人知所以劝惩。今此篇中，经纬天地曰“文”，锡民爵位亦曰“文”，圣闻周达曰“昭”，容仪恭美亦曰“昭”；使睿圣之君与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为劝。至於克定祸乱曰“武”，夸志多穷亦谓之“武”；乱而不损曰“灵”，死而志成亦谓之“灵”；美恶同词，圣狂一例，褒贬之义无存，劝惩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谥法，欲何为乎？“帝”也，“王”也，“公”“侯”之与“君”也，长民者之称，非谥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钦”“明”者，史臣赞尧之词；“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成专引而释之，以见文王（《诗》本言王季，专以为文王）之德然耳；岂得皆谓之谥！齐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盖沿商以干名为号者；今乃以“丁”为谥。然则“乙”“癸”亦当为谥，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爱”、“夸”、“惑”之类，春秋时从未有以之为谥者。则此篇为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谥法，必先分别夫应谥之人，或通行於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卫康叔之後五世无谥；齐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铎皆四世无谥。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无谥。周公子伯禽亦无谥。晋唐叔子燮，父子皆无谥。周果制为谥法，何以诸国之君皆无谥乎？盖谥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渐而起者。上古人情质朴，有名而已；其後渐尚文而有号焉。至汤拨乱反治，子孙追称之为“武王”，而谥於是乎始。然而子孙卿士未有敢拟之者。周之二王谥为文、武，盖亦仿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放亦谥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仿而行之。犹之乎商有三宗，西汉亦有三宗，至後汉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无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没也，成王特赐之谥。召公历相三朝，康王遂仿周公之例而亦谥之。然皆以为特典，非以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诸侯谥者寥寥。数世之後，俗弥尚文，遂无有不谧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拟也。至周东迁以後，而卿大夫始渐有谥。尝以《春秋传》考之，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国语》有韩定伯）；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则是亦以为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谥为常；先、三以罪诛，乃无谥。降於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谥矣。鲁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鹅、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靡不谥者。郑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亦有谥。惟宋大夫始终无谥。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齐，彼此互异若是？然则谥之由渐而起，彰彰明矣。即“灵”“厉”之属，其初亦非恶谥而子孙臣庶公然加之也。盖贤者既奉以嘉名，而不贤者无可推崇，则亦依傍其性情行事而谥之。《书》云：“灵承於旅。”《诗》云：“濯濯厥灵。”《论语》云：“子温而厉。”又云：“君子，听其言也厉。”灵与厉何尝即为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谥暴主，而其後遂以为辱耳。犹之乎周有恭王，鲁有恭公，汉有顺帝，未尝不为美名；而自南北朝来，宋有顺帝，周与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顺为忌讳也。《周书》之作盖在战国、秦、汉之间，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复杂取传记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戎狄与蛮夷之不同
《戴记曲礼篇》称“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王制篇》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明堂位》篇亦云：“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皆以蛮夷戎狄分属四方。後世说者沿而不察，皆以为然。余按：《禹贡梁州章》云：“和夷续。”《绵》之诗云：“昆夷兑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是西亦有夷也。《诗韩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是北亦有蛮也。《春秋经传》：“公及戎盟於唐”，“公追戎於济西”，“齐侯伐山戎”，“无终子使孟乐如晋，请和诸戎”，“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是东与南北亦皆有戎也。安在可以四方分哉！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故《禹贡》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尧典》亦云：“蛮夷猾夏。”则是九州之外皆为蛮夷，初未尝分戎与狄也。盖夷犹裔也，裔犹边也；以在九州边上，故附见於九州，在冀、扬为岛夷，青为夷，莱夷、徐为淮夷，梁为和夷。谓之要服，则是犹有礼教存焉。故《春秋传》称“用夷礼”，是夷未尝无礼，但不及中原文物之盛耳。蛮则蠢然无知，故但谓之荒服。然则蛮夷以内外分，不以东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蛮，不得专属之东南也。盖唐、虞都冀，北近南远，每服虽约以五百里，然北常狭，南常广，故蛮在南方为多。而记礼之家多齐、鲁之士，地近东夷，遂误以夷专属之东，而以蛮专属之南耳。戎者，西方蛮夷之一，犹其有氐与羌也。狄者，北方蛮夷之一，犹其有追与貊也。其见於经传者，数者之外复有庸、蜀、{髟矛}、彭、微、卢、百濮、百越之属。然惟戎与狄为最盛，往往分居四方。故狄或居冀，或居雍，而戎或邻於秦，或邻於楚，或邻於晋，於齐，於鲁，於燕，犹氐、羌之盛於汉、晋间也。及战国之世而戎、狄渐微，是以其後无闻。不得以戎属之西，狄属之北，而与蛮夷分列而为四也。故《春秋》书“公会戎於潜”，“齐人狄人盟於邢”，“公伐戎”，“卫人侵狄”，“戎侵曹”，“狄伐郑”，“狄侵我西鄙”，“晋人败狄於箕”，如此者不啻数十事；而从未有直书“夷伐某国，蛮伐某国”，及“会夷，盟蛮，伐夷侵蛮”者（《传》称“晋武公伐夷”，此夷乃王畿采邑，非蛮夷之夷）。而《春秋传》，吴、楚、邾、莒往往称为“蛮夷”，亦从未有称为戎狄者。然则是“戎狄”为国名而“蛮夷”乃其通称，彰彰明矣。大抵《戴记》诸篇，汉儒所撰，其说多本之《传》；然沿而误者常十之六七。故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於经，其次则参考於传；不得但据《戴记》之言，遂信以为实也。
△古人尚右
隋、唐以来，世皆以左为上。或谓古人亦上左者。或又因《檀弓》文“孔子有姊之丧，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左”，遂谓古人吉事以左为上，凶事以右为上者。余考之《春秋传》，皆上右者，惟楚人上左耳。桓王之伐郑也，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皆先书右而後书左。其叙宋之六官，亦皆先右师，後左师。则是皆以右为上也。即晋之三军，亦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何以知之？城濮之战，胥臣以下军之佐犯陈、蔡而楚右师溃；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而楚左师溃。必阝之战，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夫晋、楚之师相向而战，则楚之右，晋之左；楚之左，晋之右；而晋常以上军当楚左，下军当楚右，是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也。惟叙楚之军帅皆先左而後右。故季粱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诸侯之国皆上右也。然“右广，左广”，“右盂，左盂”，“右司马，左司马”，皆先右而後左，则是楚人且不尽上左矣。由是言之，三代以上固以上右为常。故《礼》：“宾由西阶，主人由阼阶。”西在右，东在左也。“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是上之则曰右之，下之则曰左之也。岂但《顾命》之陈宝，先“西序”，後“东序”，先“西房”，後“东房”必凶事乃上右乎哉！《戴记》之文本难取信，而《檀弓》中尤多乖谬。况所谓“尚右，尚左”者，乃手之所向，非身之所处，初非以此别上下者；乌得据此而以上下分吉凶乎！下至汉世，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既免，乃徙陈平为右丞相。诸吕诛後，平以周勃功大，复以右丞相让勃而自为左。则是此时犹以右为上也。况三代以上乎！曰：然则《乐记》之“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记信陵君传》之“从车骑，虚左往迎侯生”，何也？曰：《传》曰：“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东在左，西在右，故谓“分周公左，召公右”耳，非以左右分上下也。《书》曰：“太保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是亦毕公分右，召公分左；然乃先言“太保”，後言“毕公”者，则是但以东西分左右，初未尝以左右分上下也。至於车中之位，尤与堂上不同。御者执辔，必居车中；持矛者必在右，乃便於事；惟左为散之地，故尊者常居之。今公子自御车，故虚其左以待侯生。此自车中事，宜与朝廷之班位，宾主之揖让无涉也。
△经无天子之尸
《大雅既醉篇》云：“公尸嘉告。”《凫篇》云：“公尸来燕来宁。”旧说皆以尸为天子之尸。《毛传》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诸侯也。”《郑笺》云；“诺侯有功德者，入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然则大夫之为诸侯尸者即称曰“大夫尸”，士为大夫尸者即称曰“士尸”乎？《朱传》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周称‘王’而尸但曰‘公尸’，盖因其旧；如秦已称‘皇帝’而其男女犹称‘公子’‘公主’也。”然秦事不师古，故名多不正而言多不顺，岂得以之例周！且周固称“王子”“王孙”，何独於尸必称为“公尸”乎？此无他，以《大雅》中皆为天子祭祀之诗，故不得不委曲以为解耳。然馀细玩两诗，惟多颂祷之词，初无一语及天子，若《嘉乐》之诗者，何所见其必为天子之尸而非公卿之尸？《经》言“公尸”，吾知为公之尸而已。以《楚茨》、《信南山》例之，可矣；不必别为说以通之也。又按：《虞》、《夏》、《商》、《周》之书皆未有言祭之用尸者；《商颂》亦无之。《周颂》所称祭品、乐器、牛羊、钟鼓之属详且备矣，然独无一言及於尸。其见於《二雅》者，《凫》、《既醉》二篇皆云“公尸”，不云“王尸”；《楚茨》、《信南山》二篇则卿大夫祭祀之诗也。且玩其词意，皆不似成、康以前作。或以天子至尊，臣下不敢为之尸邪？抑尸本非圣人所制之礼，周末文胜，相习而成风邪？《仪礼》本非周公之书，亦无天子祭礼。《戴记》，後人所撰，尤不足据。学者缺所疑焉，可矣。
△“国、家、室”之称谓
天子，有天下者也。诸侯则以“国”称；卿大夫则以“家”称；士庶人则以“室”称。故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称士庶人者也。曰“三家者以《雍》彻”，“三家未睦”，“因其十家九县”，皆称卿大夫者也。曰“七国同役而不同心”，曰“三国入函谷”，曰“六国连衡”，皆称诸侯者也。然下不得兼上，上得以兼下。故天子亦称“国”《诗》所谓“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子出征，以匡王国”是也；亦称“家”，《书》所谓“惟公勤劳王家”，“永不忘在王家”是也；亦称“室”，《诗》所谓“王室如毁”，《书》所谓“乃心罔不在王室”，《春秋传》所谓“王室实蠢蠢焉”是也。诸侯亦称“家”，《传》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是也；亦称“室”，《传》所谓“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也。卿大夫亦称“室”，《传》所谓“三室如一”，“杀高厚於氵丽蓝而兼其室”是也。卿之庶子亦称“侧室”故《传》云“卿置侧室”，又曰“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胥也”。其後相沿，凡庶子皆称为“侧室”，汉文帝《赐南越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是也。文帝，高帝之庶子也。後人不求其故，但见此文遂以侧室为指薄後而称妾为侧室，失之远矣！
○《洪范》补说
“天锡禹九畴”之文见於《禹上篇》，又见於《武王下篇》，皆末及详疏其义。故今补之。
“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
△访箕之故
按武王“乱臣十人”莫非贤圣，乃复访於胜国遗贤者，何？盖圣人之心常自以为不足；好问好察舜、武王无以异也。此所以唐、虞而成成周之盛治也。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不知攸叙之故
圣人者，本天以出治者也，故武王一启口即曰“惟天阴骘下民。”周自太王以及文王，治极盛矣，武王缵三王之绪，岂容有所不知，而此乃云“不知彝伦攸叙”，何哉？圣人之心常自处於不知，圣人之志必欲追踪唐、虞而後已，盖闻箕子得九畴之传，故殷勤而访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此原洪范之由。
△九畴不见《唐虞书》
九畴锡於唐、虞之世，《唐》、《虞》之书岂容无一言及之；而竟缺焉者，《禹谟》、《九共》等篇，书之缺者多也。此可知唐、虞之善政，後人不得见者盖亦不少。幸而武王有此一访，否则九畴之学将至箕子而绝，後人不复得见之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此举九畴之目。
△释九畴之目
“五行”者，九畴之一耳。水者，“五行”之一耳。然治水失宜，即五行皆失其正；五行失正，即九畴皆失其传。故九畴必先以五行；五行必先以水也。“五事”以下皆言“用”者：五行者，天地自然之气所生，故不言用；五事以下则皆人事之所当尽，故言用也。“五福”“六极”统於一畴者，祸福赏罚相济而行之，不可分为二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列五行之名。
△九畴先五行
何以首五行也？天地之大用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故九畴先以五行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此推五行之义。
△“土爰稼穑”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皆所以表五行之性；而土独系以“稼穑”者，何？稼穑者，养生之要务也，人非是不能生。故以此表土之用而云“稼穑作甘”也。
世所传五行之术，非《尚书》意。说详见《五行辨》中。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此列五事之名。
△五事与八政
何以次五事也？所以自淑其身者也。施於民者谓之“政”，故著於身者谓之“事”。身之未正，何以治民！故以五事先八政也。
“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此推五事之义。
△言从与思睿
“言”何以曰“从”也？顺理而成章之谓也。後世恣尚新奇，多求工於词藻，而或不必尽合於理；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思”何以曰“睿”也？人心之灵无所不通，苟能用之於正，则天地万物之理皆可以思而得之，故曰睿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日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八政章》有缺
此列八政之名，当为《八政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八政之义。
△八政先食
次之以八政，何也？圣人之生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民各得其所者也。故以“政”继“事”也。民莫众於农；治国莫重於农事。农者，所以为食也。无贪则不能生。故称“农用八政”而先之以“食”也。此先王治民之要务。下文必有良法精意，可为万世法者，惜乎其皆缺也！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此列五纪之名，当为《五纪章》之上。”
△五纪协天道
次之以五纪，何也？圣人所以辅相天地之宜，而以人事协於天道，《尧典》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者也。故以五纪继八政也。
△错简之疑一
《庶徽章》後，自“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乃推“岁、月、日、星”之得失，与此文正相表里。疑即《五纪章》之下而错简於彼者。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於汝极，锡汝保极。”
此立皇极之纲。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於极，不罹於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时人斯其辜。於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推皇极之义。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此咏皇极之盛。
△错简之疑二
《三德章》後，自“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所言乃“会极”“归极”之义，与三德不相涉。且以韵读之，亦与“会极”“归极”相叶。疑在“归其有极”之下，亦咏皇极之盛，而错简於彼者。
“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於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此结皇极之旨。
△九畴尤重皇极
畴虽有九，然尤重者《皇极》一章。何者？圣人之治天下，非徒使之安享太平之福而已，诚欲正其心，使无邪慝也。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皇极》一章，所以一道德，同风俗，而使民皆归於仁也。盖圣人履中蹈和，固已立四方之标准；然天下之民智愚不齐，贤不肖互异，或任其情性之偏，或染於习俗之恶，“淫朋”、“比德”，所在有之，势不能归於一。是以圣人“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一人有善，我得而赏之，一人有恶，我得而罚之；於其“有猷、有为、有守”者则之锡福，而“无好德”者不得与焉。然後天下咸望圣人之“极”而会归之，淫朋比德无所施其巧。即有一二败类者，而为众所不容，亦渐化而之善，久之而遂习为固然，“荡荡”、“平平”，莫不“遵王之道”。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者，此也。是以成周之治几於唐、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岂不因於此哉！自周之衰，圣王不作，国异政，家殊俗，由是杨、墨之言得以大行於世，秦、汉以後，益不复以化民成俗为事，郡县乡亭莫不自为风气，乡曲之豪皆得而簧鼓煽惑之，而唐、虞、三代之盛遂不复可睹矣。然则此篇者，诚圣人经世之要务，学者所当尽心者也。故今表而出之。
△“敷福锡民”之义
按：此篇所谓王道也，敛五福以敷锡庶民，而使天下“会其有极”，“不罹於咎”，即孟子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也。必如是，始足为王道。儒者多谈王道而罕有论及此者，何欤？其後晋文定王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以示民礼，其意亦本於此。然气量之大小，心术之纯杂，迥不相侔。学者比而观之，则王霸之分皎然可见矣。世儒多薄桓、文，至有谓汉在桓、武之间者。无论“无偏无党，遵道遵路”非汉所敢望，即“示信，示礼”汉事宁有类此者乎！非惟藐桓、文，亦浅之乎视武王矣！学者熟玩此篇，则知三代之治远非後世之所及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此列三德之名。
△三德助建极
次之以三德，何也？所以助“建极”之事也。敛五福以锡民，可以会极而归极矣。然人之性情各有所偏，与其使畏威而寡罪，不若使就学而益明。故以此三者正之。
“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此推三德之义。
△三德归中正
“正直”，顺而导之也。“刚克”、“柔克”矫其偏而变化之也。胜其偏之谓“克”，孔子所谓“克已复礼”者也。“平康”则无所用於克，导其先路可矣。“疆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所以制其太过。“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所以补其不足。此先王之所以育人材，正风俗，而使咸归於中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权不可下移
圣人之治天下，必合众人之智以为明；非但谋及卿士也，抑且谋及庶人。然其权则不可以下移，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顾明作威福者犹易制，而暗作威福者最难防。鲁季氏、齐陈氏，明作威福者也。晋荀寅求货不得，则不使晋救蔡；范鞅以杨之不献於己，则言於晋君，使执乐祁；荀跞纳祁胜之货，则使晋君灭祁氏、羊舌氏，而晋遂以不振：此皆暗作威福者也。是以圣贤之君必勤政择人以杜其源，明目达聪以遏其流，皆恐其权之下移也。权一下移，则非但害於家而凶於国也，而居高位者惟财贿之是贪，在下位者惟钻营之是尚，风俗自是大坏；人安得不“侧颇僻”，民安得不“僭忒”也！是则此数言者乃圣人御世之大纲。然与三德之义无涉。盖《皇极章》中文而错简於此者。说已见前《皇极章》中。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列稽疑之名。
△圣人重决疑
次之以稽疑，何也？所谓“与鬼神同其吉凶”者也。庸人皆自以为能知，故常无疑。贤人间有疑者。惟圣人常自以为不知，故决疑为要务，非但访於人也，又复质诸鬼神。此圣人之所以为明也。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於人，用静，吉；用作，凶。”
此推稽疑之义。
△圣人广搜博采
君从而龟筮从，吉；卿士从而龟筮从，亦吉；庶民从而龟筮从，亦吉。在上者之谋不必定胜於在下者也。是以圣人广搜博采，不以己所见遂以为然，人所见遂以为非。不然，谋及卿士，固已罕矣；乃复谋及庶人，谁屑为之！无怪乎圣人之能通於鬼神也！“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旧说以为占用三人，非也。此但言於占者之言当从其多者，不当从其少者耳；非限以三人也。
“八，庶征。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此列庶征之名。
△修身之效
次之以庶征，何也？此圣人变理阴阳之事，所谓“与四时同其序”者也。肃、又、哲、谋、圣，修身事耳；貌、言、视、听，思之得其正耳：而其效乃至此。甚矣，五事之所关者大也！
“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又，时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此推庶征之义。
△休征与咎征
吾阅休征而不知其故也，观咎征始知之。豫则恒燠，急则恒寒，理固当然。然则肃之时雨，又之时，哲谋圣之时燠时寒时风，亦皆理势之自然矣。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此文疑系错简。说已见前《五纪章》中。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日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日恶；六曰弱。”
△《五福章》有缺
此列五福六极之名，当为《五福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五福六极之义。
△建极之终
次之以五福六极，何也？所以终“建极”之事也。赏罚之权操之自上，然後能使人协於极，故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此文之下，盖叙所以敛之敷之之事，惜乎其文皆缺，不得而见之也！
△洛书非九畴
《伪孔传》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於背，有数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自後说《尚书》者皆沿之。余按：洛之出书惟见於《易大传》，而亦不言其时，不详其事。其他《经》、《传》绝无言及此者。至西汉时，谶纬之学日炽，始以《河图》、《洛书》为说。《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礼纬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自是学者始传《河图》、《洛书》之数，以推祸福。然如所言，则《洛书》与《河图》皆伏羲画卦时事，与禹之九畴无涉也。其以《洛书》为即九畴者，刘歆耳。谶纬本异端之学，而歆尤穿凿附会，往往悖《经》戾《传》而不自知。观其作符命以媚莽，其说宁有依据！然大儒皆遵之，不敢有异词。噫，其亦异矣！且世所传《洛书》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其中央；今九畴之数，为五者四，为三为七为八为十一者各一，无数者一，与所传《洛书》之数皆不合。何所见九畴之为《洛书》者？潜室陈氏以为“《洪范》‘一二三四五’之文即《洛书》‘一二三四五’之数；‘五行’即所履之‘一’；五福六极即所戴之‘九’。”然则何所见“一”之当为“五行”，“三”之当为“八政”，“八”之当为“庶征”？又何所见“三”之必非“三德”，“八”之必非“八政”，“一”之必非“皇极”，而“五”之必非“五行”乎？以全不相涉之数而强取而合之，毫无义理，而後儒皆信之。间有一二疑之者，则斥之曰：“《彼不精洪范》之学耳！”然则孟子之辟杨、墨，韩子之辟佛、老，亦可谓之不精杨、墨、佛、老之学乎？且吾未见精此学者之果能言其所以然也。大抵唐、虞之世，年岁久远，文献无征，不可以强通之。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书》言“九畴”，吾知九畴而已。《书》言“天锡禹九畴”，吾知天锡禹九畴而己。九畴之为《洛书》，天锡之为神龟所负，吾不得而知也。世之学者不务求“五行”、“五事”之实以阐禹、箕子之蕴，而苦思劳虑以九畴牵合於世所传《洛书》之数，吾不知其为何心也！惟林氏以为“《洛书》之说不可深信，《洪范》发明彝伦之叙本非由数而起”，其识独为卓然；惜未得见其全文也。故今不载《洛书》之事。大抵宋儒之说沿於汉、晋诸儒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犹少而沿於刘歆、王肃者颇多，是诚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盖凡学人，性情多好博览强记，不肯专取一事，平心殚力以求其首尾，故及其久也，遂忘其说之出於何人，衍於何书，而但习熟耳目，以为固然。是以每沿前人之误而不之觉；至有斥其人，鄙其学，而恒袭其说而不自知者。宋儒亦然，今人亦然，未可以此而笑彼也。
△本说作意
《周书》中义最精深而文复明畅易解者，无如《洪范》、《立政》、《无逸》三篇。前《正录》中已言之矣。《盛衰通考》，阐《立政》之蕴也。《续考》，发《无逸》末章之旨也。独《洪范》一篇未及详疏其义，故复为此以阐发之。篇中缺文错简颇多，前人罕有言者。姑据鄙见，摘出数则，以待精於《尚书》者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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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考信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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