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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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封建汇考
周之制度，《仪礼》、《周宫》所载，《正录》已辩之矣。封建职官之制，前篇亦详之矣。然尚有无所附丽而未及之者，故复缀以此篇。
【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说之非
《周官大司徒》云：“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诸伯方三百里；诸子方二百里；诸男方百里。”说者遂谓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未足为据。余按：《论语》云：“可以寄百里之命。”《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霞惊百里，不丧匕鬯。”《传》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经》、《传》皆以百里为侯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战国以後人所撰，故不知而妄为之说耳。说并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于阝、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姬姓之封非一时事
按：周之封同姓，成专以为武王，富辰以为周公。以《经》、《传》考之，卫封於武王世，鲁与晋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尽合。而姬姓之国至於四十，晋、韩、邢、茅必在其内，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盖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与召公对举，则称周公焉；其实乃陆续所封，不可概谓之武王，尤不得专属之周公也。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见其非一时之事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後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於难则振救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周封同姓非蕃卫子孙计
自富辰称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废封建，二世而亡，及汉兴，大封同姓，刑白马而盟，约非刘氏不王，由是後之论者咸谓周之封建皆为蕃卫子孙之计；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贻谋之善也。以余考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旧臣。汤虽崛起一方，而其贤臣多在异姓，故孟子曰：“汤立贤无方。”周则贤多出於懿亲。其於传记可考者，同姓则召公，近属则二虢，诸弟则周公、康叔、毕公、毛公。贤在亲则封在亲，故曰“选建明德”。其“亲亲”也，即“贤贤”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汤虽起自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开基，而大伯、虞仲以长让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後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於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盖不以祖父之禄私一身，非以天禄而独私其兄弟也。周之封建亲戚，岂但为蕃卫子孙计哉！且周亦非独封其亲戚也。《记》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然则同姓之封初不先於异姓，盖亦未必遂多於异姓也，特其後嗣有盛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遗於亲戚，非专择於亲戚而封之也，明矣。论者但见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度古圣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郑以安王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国而但言其封亲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是也。正如王子朝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不过以晋为王母弟，故专言之；岂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曹、滕、应、韩之庶弟乎！嗟夫，圣人之心，其湮没於不善读书之人者岂可胜道哉！故今录周之封建，先先代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别封，次成王之封武穆，次蔡仲之绍封，而取成专、富辰、祝它、王子朝之言汇列於首，庶学者参伍求之而有以识圣人封建之盛心也。
右通论周之封建。
【补】“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备览】“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史记周本纪》）
△辨未下车而封国之说
《乐记》云：“武王克商，未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帝尧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未下车，命封黄帝之後於铸，帝尧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陈；下车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汤之後於宋以奉桑林。”余按：此二书所载，与《史记》国名互异，古书散轶，不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车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王畿之外莫非侯国，灭一国始封一国；今武王始克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国，大典也，当先寻求其後，然後备礼而命之於庙中，又岂车中所能为者！而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属之克殷日也。盖此文特作者形容之词，正如《春秋传》所云“楚子伐宋，屦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极言其速耳，非真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记》之文於备览。
右先代後裔之封。
【补】“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於河。”（《左传》成公十一年）
【补】“太公之封於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孟子》）
【备览】“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辨太公争营丘之说
《史记》此文下云：“太公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余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齐，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莱人安能与争！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故不录。
右功臣之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书康诰》）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纟青{艹伐}、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於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於殷墟。”（《左传》定公四年）
△引《蔡沈传》辨周公称成王命封卫之说
《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伪孔传》因之，释“孟侯”三句云：“周公称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书传》驳之。今录於左。
【蔡九峰《康诰篇序传》】“《书序》以《康诰》为成王之书。今详本篇，康叔於成王为叔父，成王不应以‘弟’称之。说者谓‘周公以成王命诰，故曰弟’。然既谓之‘王若曰’，则为成王之言，周以公何遽自以弟称之也？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无一语以及武王，何邪？说者又谓‘寡兄勖’为称武王，尤为非义。‘寡兄’云者，自谦之词，寡德之称。苟语他人，犹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语，周公安得以武王为寡兄而告其弟乎！特序《书》者不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遂因误为成王之书。是知《书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诰》、《酒诰》、《梓材》篇次当在《金》之前。”
余按：《经》文明称“王若曰，朕其弟”其为武王诰之无疑。《蔡传》之说是也。分器锡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则断断在武王之世矣。故今从《蔡传》，列之武王之世，封鲁之前。惟所云“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尚恐未然。盖不知何篇之简，而其篇已逸耳。说并见前《武王克商》、《周公吊二叔》两条下。
【附录】“曹叔振铎，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怔也。’”（并《左传》）
按：“文昭”惟封卫见於《经》、《传》；曹、滕、成阝、霍诸国皆无可考。以此推之，可矣。右“文昭”之封。以上并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於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鲁颂》）
【补】“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孟子》）
“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职事於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鲁、燕之封在成王世
《史记周本纪》云：“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是谓燕、鲁之封皆在武王世也。余按：周公於武王为弟，於成王为叔父，而《诗》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则是封鲁者成王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奄始灭，而《传》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则是封鲁者成王时事也。盖周初之制，亲戚功臣之受禄，内外皆有之。周、召、毕、郇在畿内者也；齐、卫、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内外分重轻也。周公既受禄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鲁！至成王之世，周公内辅政事，外定商、奄，制礼乐，靖四方，成王以为周公功大，无以为报，故别封伯禽於鲁而使其次子袭畿内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为例，而别封於燕耳。周衰，王室东迁，内诸侯渐微而外诸侯之势盛，由是後人不复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当在蔡、卫、曹、滕之後，遂以为武王之世，齐、鲁同时而封，误矣。故今载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缺之。
右别封。
【补】“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左传》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定公四年）
△引柳宗元文辨桐叶封唐之说
《吕氏春秋》、《说苑》并云：“成王与唐叔虞燕居，翦桐叶以为，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成王曰：‘与虞戏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晋。”《史记》所载略同，惟以为史佚事。唐柳子厚尝辨之。今录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叶封弟辨》】“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於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於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余按：邑姜，武王之元妃；成王，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长矣，（说兄《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不得以唐叔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国大典为儿戏也。柳子之辨详矣。独其篇末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则是犹以此事为或有，但非周公之所为耳。史佚亦贤臣，讵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岂容不谏而听之乎！此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而取柳子末数语删之。
右“武穆”之封。
【补】“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
△《伪书蔡仲之命》
《伪尚书》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传》文而衍之者。其《序》之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词亦缀辑前人语言以成篇者。
故今但载《左传》原文。
右绍封。以上并成王世。
【补】“天於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孟子》）
△周代巡狩年数
《周官》称“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国。”《伪尚书》采其说，遂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於四岳。”余按：周时巡狩年数，《经传》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云：“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群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杜氏注云：“征谓巡守征行”，则是周亦以五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载一巡狩，周乃改为十有二年，亦未免失之於疏阔。大抵三代以上文多缺略，事难详考；传记各记所闻，互有同异，皆不足以为据。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记巡狩朝觐之大略；至於年数多寡，缺之不失为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同上）
△周之弱不因封建
自汉以来，说者多谓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余按：《孟子》此文，王於诸侯，庆之让之，贬之削之，莫敢违王命者，是其予夺之权操之天子，何有於弱，亦岂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东迁，王室微弱，号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东迁以後，自诸侯出者也。岂得见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晋文、襄之世，进退臣僚皆惟君命是听；顷、定以後六卿专政，公室始卑。鲁僖、文之世，权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岂得谓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厉淫暴，犬戎内侵，骊山之变，畿甸尽没於戎，使其时无诸侯，则天下皆骚动，非胜、广起於闾左，则刘、石兴自塞外，虽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咎周也！且周之封国见於《经》、《传》者不过蓟、祝、陈、杞、苏、檀、齐、宋诸国，及兄弟之国十有五，同姓之国四十而已；其馀皆夏、商之旧国也。武王即不封建，此千数百馀国岂不能据地自雄者！若尽取而灭之，使先世帝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尽殄绝其祀而後已，是岂圣人之心也哉！大抵汉、唐文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时势，其所关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觐巡狩之制。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时，其经制亦不能专系於一代，故不以载於《正录》而别述此篇，统纪其制而分类以记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周职官附考
周之官制，《诗》、《书》皆未详言。《周官》一书亦多附会。唯《孟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载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
△卿与大夫
按：《春秋》於列国之卿皆书为“大夫”，则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则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东迁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称为卿以别於他大夫，而此文与《王制》遂沿而称之耳。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疑皆後世所增，如鲁三卿之外复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六卿之外复有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然。恐当以《孟子》此文为近是。
△乡官之不可废
三代之所以异於两汉者何在乎？两汉之所以异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盖非一端，而设官其尤著者也。《周官》、《王制》虽皆出於後人之手，不无揣度附会之失，当日官制不可详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诸侯之国大者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数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无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赏之，一人有恶，得以罚之；是以豪猾无所用其武断，吏胥无所施其蒙蔽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则不足於养，野人多而君子少则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数以设官，而不肯惜小费以致废大事也。两汉则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乡三老、啬夫、游徼、亭长之属耳；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犹有秩有禄，选其贤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强从事。以故其治尚为近古，风俗尚多浑厚。至隋，尽废乡官，一县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时承南北朝之汉，久乱之馀，户口稀少，犹之可也。至唐开元、天宝之际，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宁、元丰以後，户口之盛尤远过於前代，岂此数人者之所能遍理！无怪乎百姓之争日多而吏胥之权日重也！
【附论】“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中庸》）
△“官盛任使”
官何以当盛也？所以优大臣也，亦即所以熙庶绩也。何者？一国之政多矣，非数十人所能遍理；设官少则势不能兼顾，非惟政事之多废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权，仆从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宫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即设一官，则人有馀力而事有专责。有一官即择一人，则人知自爱而事无不举。为大臣者但能课其勤惰而总其成，而庶绩自咸熙矣。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土，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孟子班爵禄章》不必拘
按：大国地方百里，倍次国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倍小国也。而小国之君十卿禄，以田计之，当食一万六千亩（以下食田亩数并见《集注》中所引徐氏说）。次国食二万四千亩，多於小国者仅三之一。大国食三万二千亩，多於次国者仅四之一。大国之田将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犹士之有上中下耳。大夫与士，则名分判然隔绝。而卿禄有四大夫三大夫者，大夫禄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窃谓读此章者但当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细数；孟子固曰“其详不可得闻也”。然则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尝考春秋以前诸侯之国，大约分为九区：内一区为乡遂，以为君禄；外八区为都鄙，以为大夫士之禄。犹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王畿方千里也；犹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而中为公田也。然则大国之君禄当倍次国，次国当倍小国；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国小臣数多，则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小臣数少，则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大国次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禄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详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仅倍大夫，况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盖春秋之世卿权益重，卿禄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说。其实皆当以渐而杀，非独卿与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倍为率；虽有增减，要不甚多。於此见先王之不以天禄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周衰，典籍散轶，後人虽有纂述而揣度附会者居多。幸《孟子》此章犹存，尚可得其大概。馀已详《经界考》中，兹不悉赘。
【附论】“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中庸》）
△重禄之效
禄何以当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责群臣也。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将资以养其父母妻子也。位益尊则所费益广。禄不足以赡之，惟贤而有守者乃能洁己而安贫耳。若其守少不坚，则必有聚敛於百姓以自奉，侵蚀於国帑以自肥者；无怪乎民日困而国日贫也！故善治国者必与士以重禄，使无内顾之忧，交谪之患，则少知自爱者皆耻为聚敛之臣，耻为盗臣矣。而又择其贤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妇子宁者乎！有不仓廪实而府库充者乎！故骤观之若费而细察之实省。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录】“管子於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齐语》）
【附录】“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同上）
△《管子》乡官之制
此所谓乡官也；与前所载《孟子》“六等”之文互相发明。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敷十家而即为之“长”，数百家而即为之“帅”，则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难治，吏胥无所投其隙，奸豪无所肆其暴，诚良法善政也。桓公去古未远，先王之制犹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齐国，所以能霸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务省费，省费则必省官；日减日少，遂至於数万户而止付之一人。即有贤令长，亦不能以遍理；况贤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则置民事於不问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横行；赋敛狱讼何一非吏胥操其权，倡赌盗贼何一非吏胥为之主！吏胥富，而闾阎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问，则强陵弱，众暴寡，良民日困，非凶悍无以自全，於是里巷之间相率习为豪强，争斗以自保其身家。无怪乎民日贫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轻视桓、文，羞言管仲；吾独以为不然。姑无论其他，唐、宋以来，名臣贤相史不绝书，有复古乡官之制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则管仲未可轻也。惟汉诸葛武侯尝自比於管、乐，其後相业果为秦、汉以来第一人。亦何必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异於王者，惟在假仁义以服人。其实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远，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汉、唐以後，王政存者宁有几乎！若之何轻视桓、文也！《国语》之文虽难尽信，然此文於理与时势皆得之，必非妄者。观此，犹足见三代之遗制。故并录之。
【存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篇》）
△千室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晋文公在齐有马二十乘，齐陈文子有马十乘；则百乘，家之最大者矣。圣人以千室百乘相对为言，然则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寻常之邑不过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尽其职。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彦，圣人始以千室许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数万户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乌可得乎！
【存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为小，则邑之大者当亦不多也。此虽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则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观此言，犹可想见当时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乡官
乡官之制，乃三代圣人之大经大法，必不可废者。亦非但乡官也，百里之内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无废事。而後世皆举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虽属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乡官，直举而措之耳？不知何以无人计及此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遗迹补考
石鼓：
△引汪师韩文辨石鼓
岐阳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诗。唐韩退之以为周宣王时所作。宋欧阳永叔云：“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文》。遗近录远，不宜如此。况传记不载，不知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二君”谓韦与韩；韦诗详後汪上溯《石鼓说》中）其论当矣。而张氵昊《谷杂纪》则云：“石鼓经秦涉汉，其亦久矣。其间岂无好事者称道之；历时之久，书传不存，後人不知耳。苏勖《载记》云：‘石鼓，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唐章怀太子注《後汉书》云：‘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以二书言之，则安知秦、汉间无称道之者”。则又以韩公之说为是，欧公之疑为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说》辨之颇详。今载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说》】“石鼓在陈仓野中，隋以前无所见闻。唐贞观中，苏勖始纪其事。郑馀庆徙置凤翔之夫子庙，而亡其一。宋仁宗皇佑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十数乃全。至徽宗大观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钦宗靖康末，金人辇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抚家。其家後改大兴府学。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庆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时宰，以大车十乘载於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各五鼓。按：韦苏州诗谓是文王时鼓（今本亦作宣王，无文王字），宣王时刻；韩文公直称宣王时作。逮宋程泰之，以《左传》昭公四年，椒举云‘成有岐阳之’，指是成王。欧阳公《集古录》乃有三疑。而郑夹氵祭以秦权秦斤证之，指为秦刻。沿及金源，元遗山《中州集》云：‘荏平马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金史》采其事入本传。郑、马二说，後人讥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窃叹马氏有卓识矣。所惜其文未见，曾不知其定为後周何时耳（此下节删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礼》，诰法《周书》，则诗袭《雅》、《颂》之文诚无足异。但史称‘周武帝崇尚俭朴，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猎岂肯夸耀其车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ど抚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获二白鹿以献；诏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无字），其称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两言鹿者，合之则鹿字凡六见焉。有曰‘我鹿允异’，岂非瑞应意乎！文内‘与鲤’、‘杨柳’、‘灵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称‘天子’又称‘嗣王’者，宣帝穷奢极丽，车旗章服俱倍数前王，此词当是大象元二年间，天台侍从之臣追纪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称武帝，以‘嗣王’称宣帝──而宣帝每自称为‘天’，则当时又未必称以‘嗣王’也。文盖以‘天子’称宣帝，以‘嗣王’称静帝。虽宣帝於即位之始即传位皇太子衍，顾不称太上皇而自称天元皇帝，是以文内‘天子’‘嗣王’连言之，犹之《周书宣帝纪》内‘帝’与‘皇帝’连及也。静帝即位仅七岁，其三年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禅位於隋。其时石鼓甫成，应即委弃。而篆文人识者少。唐贤徒见‘车攻’‘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润色文章耳。其词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鉴察者；正不必依傍韩、苏，笃侩而不敢议也。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传，与余言一证其同异哉！”
余按：石鼓所刻诗词不载宣王一事，亦无宣王时一人名，不知唐人何由决知其为宣王？自东周以後，下迄於隋，书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时物，必为世所宝贵，称道者当不知几许，何以称者皆不存，存者皆不称乎？汉都长安，距岐为近。班固，扶风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应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苏勖与章怀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证唐，何足为据！自苏勖至韩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书传所载，称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馀年，而反无一言之见於书传。然则此鼓之在汉、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欧阳子之疑是而氵昊之言非矣。是故韩、韦谓为宣王，苏子瞻“想当然”之说也；张氵昊言安知秦、汉无称道之者，秦桧“莫须有”之狱也。以“想当然”、“莫须有”折天下之狱，则狱靡不冤。以“想当然”“莫须有”断古书古物之真伪，则书与物靡不失实。然则即谓此鼓为尧、舜时所作，谓夏、商之时书传不存，安知无称道者，亦谁能穷其诬哉！汪公之辨详矣。此鼓果为宇文氏之物，余虽未尝详考，然断非周物则较然也。
又按：《谷杂纪》以为成王时物者乃韩元吉，而上湖以为程泰之；以为秦时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为郑夹氵祭；所引互异。盖韩、程皆尝谓为成王，任、郑皆尝指为秦刻，论者各据所见之书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为异也。
里城：
△引《封演记》辨里城
汤阴城北有文王演易台，其地高於旁者丈馀，即唐人所称里城也。城中地故高，日久城颓，惟高原存焉，故人以台呼之。唐《封氏闻见记》尝辨其妄。今录於左。
【《封氏闻见记》一则】“相州汤阴县北有里城，周回可三百馀步；其中平实，高於城外丈馀。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家，以为保固耳。”
余按：汤阴之西为林县，其北为安阳，又北为磁州。距馀乡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馀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垒石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广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颓，或半颓。余数往来於诸县间，问之土人，皆云前代避乱之所。然则汤阴此台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盖筑城自保，势须据险，以高临下，有山则据山，无山则筑平地使高，筑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无足异者。但临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见，见亦不为意。而汤阴之台东逼驿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里之事附会之耳。余又尝居开州，即唐顿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汤阴此台者不下数十，盖即封氏所谓“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颓，土人呼为“骨堆”。最大者，有霸王骨堆（盖以大得此名），韩信骨堆（盖“韩姓”之讹。）其村农相传云：“项羽与韩信相拒於此地，以筑骨堆大者为胜。”夫羽与信固未尝战於此，即至此亦岂有馀暇，筑台较其胜负乎！里之城，当亦类是。里巷流传之语固不可据以为实也。呜呼，汤阴有演《易》之台，则陈州亦当有修《春秋》之阁矣；涿州有张飞井，赵州有鲁班桥；甚矣邪说之入人深而不学无术者多喜事也！
△古迹相因而生
按：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後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备考】“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周本纪》）
【备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皇览》）
【备考】“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周陵之误指
按此诸说，则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长安之西南也。自唐以前，无异说者。至宋乾德四年，诏给守陵五户，春秋奉祀，始以咸阳县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冢为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误八百馀年。前人辨之详矣。今不复赘；但取《史记》诸家之言载之，以备後人考证云尔。
古物，古迹，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伪乱真，或附会舛误，而人遂信以为实，其所关亦不细。故亦补而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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