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释俗
  近世授观察使者不带金鱼袋。初,名臣钱若水拜观察使,佩鱼自若,人皆疑而问之。若水倦于酬辩,录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问者,辄示之。
 
  宦者宫人言,正月与上讳同音,故共易为初月。王珪为修《起居注》,颇熟其闻,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政月为端月,以正音政为正音征,令乞废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两制议,两制共是,其请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问予,予曰:不宜废,且月外尚有《射正诗》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语相府,罢之。
 
  国朝有骨朵子,直卫士之亲近者。予尝修日历,曾究其义,关中人谓腹大者为胍肫,上孤下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亦为胍肫。后讹为骨朵,朵从平声。然朵难得音,今为军额固不可改矣。
 
  予昔领门下省,会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设于前殿两螭首间,案上设燎香炉,修注官夹案立。予诘吏何名洞?吏辞不知。予思之通,朱漆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谓然。唐人郑谷尝用之。
 
  宣献宋公著《卤簿记》,至槊不能得其始。遍问诸儒,无知者。予后十余年,方得其义,云江左有瓝槊,以首大如瓝,故云。一作犦
 
  陶谷本唐彦谦后,石晋时避帝讳,改曰陶。后纳唐氏为婿,亦可怪。
 
  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颜之推曰:“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雌黄与纸色类,故用之以灭误。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道、佛二家写书,犹用黄纸。《齐民要术》有治雌黄法,或曰古人何须用黄纸曰蘖,染之可用辟蟫。今台家诏勅用黄,故私家避不敢用。
 
  孙炎作反切,语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为“鲫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鲫溜”,谓“团”曰“突栾”,谓“精”曰“鲫令”,谓“孔”曰“窟笼”,不可胜举。而唐卢仝诗云:“不鲫溜钝汉。”国朝林逋诗云:“团栾空绕百千回。”是不晓俚人反语。逋虽变“突”为“团”,亦其谬也。
 
  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耶?吾所未晓。
 
  乐石有磬,今浮屠持铜钵亦名磬。世人不识乐石,而儒者往往不晓磬折义,故不独不识磬,又不能知钵。捣辛物作虀,南方喜之,所谓“金虀”“玉脍”者。古说虀臼曰“受辛”,是臼中受辛物捣之。
 
  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随方言之便而淮济之名不显。司马迁作《河渠书》,并四渎言之;《子虚赋》曰:“下属江河。”事已相乱,后人宜不能分别言之也。
 
  莒公言:“河阳出王鲔。”即今黄鱼也,形如豕口,与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于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为鲊,献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谓王鲔岫居者。
 
  蜀人谓老为皤音波,取“皤皤黄发”义。后有蛮王小皤作乱,今国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图作《休休亭记》又用之。修书学士刘义叟为予言:《晋书》言“咄嗟”而办非是,宜言“咄喏”而办。然“咄嗟”,前代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义。
 
  今造屋势有曲折者谓之“庯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庯峭”,盖“庯峻”也《集韵》曰:“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切;庩,同都切。儒者读书多随俗呼,不从本音,或终身不悟者。凡读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争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音嫁借之假皆作假音贾;朝请音才姓切皆作请屈请之请;烂脱音夺皆作脱;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声为防;廷尉评去声为评;中兴去声为中兴。若此甚众。
 
 
  莒公尝言: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故《诗》曰:“度其夕阳。”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山之处耳。后人便用夕阳为斜日,误矣。予见刘琨诗“夕阳忽西流”,然古人亦误用久矣夫。
 
  余见今人为学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尝读《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详”,且任器乃檐荷之具,杂见子史,何云未详?
 
  古今语无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为大音如舟柂之柂,则言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类,不及今人言大徒带反之雅;古以车音居为车唱遮反,汉以来乃言车居,俗语则曰车唱遮反,则今语为雅。
 
  今公私文书以勅音赉为敕吏,既书画有体,不复能改。《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力为劭。
 
  古无正字,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帨,以召为邵,以閒为闲。后人以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夺奋从雀,席中从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溪,巫混经旁,皋分泽外,猎化为獦音葛兽名,业左益土,灵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
 
  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在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吾始重自淬砺力于学,模写有名士文章,诸儒颇称以为是。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厓略,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一作耳。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呜呼,吾亦悟之晚矣。虽然,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成云。
 
  莒公尝言: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云。杨亿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赋一生衣之食之不能尽。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爱刘禹锡文章,以为唐称“柳刘”,刘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论多类之,末年尤奥涩,人读之至有不能晓者。
 
  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朽,不丐于古而语一出诸己。刘梦得巧于用事,故韩柳不加目品焉。
 
  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
 
  上即位天圣初元以来,缙绅间为诗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学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
 
  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才至于道乎?天禀余才,才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于当时,则绰绰矣。
 
  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叟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献公作《西太乙宫碑》,文之极摰者也。晏丞相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庄子》曰:“生熟不进于前。”王建诗曰:“自别城中礼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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