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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蒙著名藏传寺院、高僧

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从元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为兴盛期

这个时段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喇嘛人数、寺庙数量和建筑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大全》丛书中记载： “1930年代，兴安西省有107座寺庙，兴安南省有197座，兴安东省有42座，锦州热河有282座，四子王旗和达茂旗有34座，察哈尔有92座，伊克昭盟有271座，乌兰察布盟有118座，锡林郭勒盟有100座”。这些数目充分证明清朝末年内蒙古地区有一千多座寺庙的说法。寺庙的规模方面；这个时段在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人数超过千人的喇嘛寺庙有几十座。据文献记载，乾隆年间，科尔沁地区的双赫尔庙的喇嘛总数超过1200人；道光年间，阿拉善盟广宗寺（南寺）的喇嘛总数超过1500人；光绪19年（1893），呼和浩特的希力图召的喇嘛总数超过1000人，蒙古贞旗的葛根庙喇嘛总数有过3000多人。此外，鄂尔多斯的准格尔召和乌审召、锡林郭勒盟的查干敖包庙等寺庙都有过1000多名喇嘛。寺庙是喇嘛们的居住场所和活动场所，喇嘛人数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寺庙的占地面积和建筑群的规模。例如，喇嘛总数超过一千人的乌审召，寺庙建筑有过24座殿堂、203座佛塔、四五百间喇嘛住所。可见，发展时期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上万座殿堂，它们的大小不同、风格不一，都是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

2、1950前后“土地改革”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内蒙古藏传佛教的重创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内蒙地区的土改从1947年左右即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活动中废除了寺庙的土地所有权，“社会主义改造”中，内蒙古地区寺庙（庙仓）的畜牧业经济全部转化到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先是“扫四旧”，继尔是“在佛教界开展了“挖肃”与“挖内人党”活动，喇嘛们严重受到批判斗争。尤其是在“破四旧”活动中直接捣毁寺庙建筑物，并宣布宗教活动为非法，禁止了群众信仰宗教。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绝大部分毁于这个时期。昔日辉煌的1000多座大大小小寺庙基本上都销声匿迹，只有极少部分的殿堂幸存。它们并不是作为文化遗产而被保留，而是充当弹药库、粮库或者办公场所，无意中留存至今。例如，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25座寺庙上百座殿堂当中，只留下宝善寺的3座殿，诚恩寺的1座殿、广恩寺的1座殿、成达寺的1座殿。

3、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恢复时期。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为“三大冤案”进行了平反，1981年召开了全区宗教工作会议，1985年召开了全区喇嘛教工作会议。因此，1981年恢复宗教活动，喇嘛们和群众开始修缮寺庙建筑物。1985年至1995年间，由国家筹集资金，对全区重点寺庙进行了修缮和开放，其中修缮了重点寺庙23座，一般寺庙49座。到上个世纪末，有100多座大小寺庙已经踏上恢复的路程。

开始恢复的寺庙虽然不少，但是还远远不及以前的数量。目前已开始修建殿堂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只有总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25座黄教寺庙当中只有诚恩寺（汗庙）、广恩寺（根培庙）和宝善寺（巴拉其如德）等三座寺院正在恢复当中，此外的22座寺庙还处于废墟或遗址的状态。规模上，部分寺庙正在恢复，但是，还没有一座寺庙能够完全恢复原貌。经过二十多年的修缮和重建，只是恢复了不到一半的寺庙建筑。上述的诚恩寺和广恩寺也不例外，诚恩寺现在的建筑面积还没达到以前的四分之一。建筑风格上，现在修建或重建的寺庙建筑大多数是变成汉式建筑了。文献记载和老照片证明广恩寺以前的大雄宝殿是纯藏式建筑，现在重建的大雄宝殿便是纯汉式殿堂。

内蒙的藏传佛教寺院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1、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接受了一些蒙古族的传统文化，萨满信仰和苏力德崇拜融入到佛教文化当中。这些文化的演变反映在寺庙建筑的演变上。内蒙古地区独有的地方神庙和苏力德独贡是很好的例子。地方神（山水之神）的崇拜是萨满教的信仰，与佛教融合后有了地方神庙。但是，较早期的地方神庙不是佛教寺院在一起。创建巴林右旗的荟福寺时，把地方神庙建在寺院外一里地之处，里面供养着巴林罕山神的画像。后来才把地方神庙建设在寺院里的配殿的位置上。苏力德是蒙古族的权威与力量的象征，很早就有苏力德崇拜，佛教传播后寺院里建设了供有苏力德的殿。一开始是直接祭拜苏力德，后来慢慢神化而画出苏力德佛像，把它当成佛来供养。鄂尔多斯乌兰木伦庙是专门供养苏力德的喇嘛庙。巴林右旗荟福寺有过供养苏力德的殿堂。民间还有很多人在家里供养苏力德佛。

2、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受到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内蒙古地区很多寺庙里建有关公（关云长，也叫关老爷）殿，关公殿是显然的汉传佛教渗透的产物。关公殿的分布情况也不一样，相对的来说，内蒙古东部较多西部少。从文化历史传播的角度上来看，东部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比较严重。还有一个汉传佛教的印记是绝大多数寺庙的罗汉殿里面供养的十八罗汉，而藏传佛教经典中只讲十六罗汉，有些早期建成的寺庙里供奉着十六罗汉而不是十八罗汉，例如包头市美岱召就供养着十六罗汉。

内蒙的藏传佛教寺院有包头的五当召、美岱召，梅力更召、乌素图召，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小召寺、五塔寺召、乌素图召、巧尔其召，兴和县佑安寺，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乌兰浩特普会寺（王爷庙），梵通寺，科尔沁右翼中旗的白音和硕，呼伦贝尔盟的甘珠尔庙，达喜达日札楞寺，丹巴达杰陵寺，达尔吉林系，鄂尔多斯的准格尔召（秘宝寺），乌审召，乌尔特中公旗昆仑都召，阿拉善盟广宗寺，赤峰 福慧寺等。下面撮其各种类型代表加以介绍：

21、五当召    

原名巴达嘎尔庙，藏语意为“白莲花”，位于内蒙古包头市东北54公里吉忽伦图山的五当沟，因此又叫五当召，蒙古语“五当”意为柳树的意思。五当召是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1996年经国务院确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五当召

五当召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由第一世活佛罗布桑加拉错，按照从西藏带回来扎什伦布寺的图样为蓝本兴建， 蒙古鄂尔多斯左翼前旗王公主持。乾隆十四年（1749年）加以扩建，而具今日规模，并赐汉名广觉寺。五当召自乾隆十四年住持受封起，共有七世活佛转世并任住持。最兴盛时期喇嘛有1200多人。五当召在新中国建立前是享有特权的政教合一寺院，设有监狱、法庭，并有武装。内蒙古地区僧侣在此学习哲学、医学等传统藏传佛教科目，学制分级并有考试，学成僧侣在当地发挥政教合一的社会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五当召活佛转世，解散僧团。文革时，红卫兵入寺砸毁佛像、烧毁经卷无数，损失惨重。幸有当地群众协助藏匿若干法器经卷，故仍有不少文物保留。今日所见建筑和佛像等，系改革开放后复建而成。

五当召全庙占地面积约300余亩，召庙主体由六个大殿，三座活佛府和一幢安放历代活佛骨灰的灵堂组成，两侧还建有一栋喇嘛舍房。建筑采用西藏式建筑风格，平顶方形楼式结构，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映照在蓝天青山之下的白色外表，更显辉煌耀眼。

五当召最前面是为苏古沁独宫，为喇嘛们举行集会诵经场所。宫内陈设富丽堂皇，经堂内的立柱全用龙纹的栽绒毛毯包裹，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墙壁绘有彩色壁书，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黄教创造人宗喀巴及历代佛师。里面供奉着最大的铜铸佛像，以及释迦牟尼，黄教创造人宗喀巴及历代佛师。

五当召苏古沁独宫

苏古沁独宫内宗喀巴铜像

苏古沁独宫的东侧，为五当召的中心建筑 “洞濶尔独宫”， 为讲授佛教教义的场所，门楣上高悬着“广觉寺”匾额，是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宫前有讲经台，是喇嘛们学经和口试之处。 紧靠其后的为圪希德独宫， “阿会独宫”位于山坡最高处，是传授医学的学部。“日木伦独宫”为教义学部，专门给喇嘛传授历史、教义和教规的地方。除六殿外，还有甘珠尔府、章嘉府等三座活佛府，以及山坡最上层的苏波勒盖陵，即塔陵。

五当召内殿宇规模宏大，均为曲型的藏式建筑群。殿内塑像俱全，壁画绚丽，唐卡（卷轴佛画）夺目，各殿各有特色，殿内雕像造型奇瑰，制作精美，金光夺目。

五当召的法会最吸引人。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一，全寺的喇嘛在苏古沁殿念“嘛呢经”；傍晚喇嘛们手持经轮，吹着法号，敲着羊皮鼓绕寺庙而行，队伍颇为壮观。庙会活动五花八门，跳鬼是其主要活动之一。

五当召的嘛呢法会

22、巧尔基庙       

又叫佑安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团结乡十四苏木行政村（原察哈尔正黄旗十四苏木）。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地处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素有“鸡鸣闻三省”之称。它东距北京二百四十公里，西距呼和浩特二百二十公里，是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一个县，人称“北京八环”。柔玄镇（今兴和县台基庙村南）乃北魏六重镇之一。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曾在这里“胡服骑射”。东汉时，鲜卑族部落联盟大酋长檀石槐“立庭於弹汉山（今县境大青山），啜仇水（今二道河）之旁”。北魏时，拓跋力微居长川（今土城子一带）达三十九年之久，开创了北魏王朝的基业。明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年），成祖朱棣亲征阿鲁台到西洋河。清代为察哈尔正黄旗、正红旗驻牧之地。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置兴和厅，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改厅为县。佑安寺就建在兴和县城北二十二公里风水特好的“九龙口”胜地。佑安寺是一座以藏传“黄教”为主，融入了汉传、南传佛教，并兼有蒙古“萨满老教”，是多教一体的综合古刹。该寺为内蒙第二大藏传佛教寺庙，由清朝皇帝亲赐匾额、册封活佛。佑安寺的俗名叫做巧尔基庙（召），“巧尔基”乃喇嘛教最高学位，系乾隆年代所赐学位。有此学位特许直接晋见皇帝，遇有大事可径直去向皇帝面奏，而且免行跪拜礼。佑安寺主持活佛享有此特权，足见当年这座庙宇之威望及影响。

该寺初建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清康熙三十年（1691）前後重修与扩建，雍正十年（1732）完工，此时巧尔基庙和青海互助县郭隆寺同时竣工，请雍正皇帝赐予庙名。当时察哈尔八旗噶尔丹军已平息，人民安居乐业，故御赐名“佑安寺”。青海互助县郭隆寺则为“佑宁寺”。 佑安寺摹仿北京金銮殿、雍和宫和青海等地名寺式样建造，它是集汉、蒙、藏三个民族建筑风格于一身的殿阁群。面积广大，建筑宏伟、布局对称合理，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喇嘛庙，佑安寺为绥东第一大庙。据《兴和县》记载∶佑安寺占地三百馀亩，建筑占地二百馀亩。殿堂l0座，共84间。有法相、时轮、医药三所僧院，全盛时期额定喇嘛二百零九名，有香火地三百六十顷，牲畜1300头。香火最旺盛时有九百馀名喇嘛诵经，民国初年被称为“绥东第一庙”。殿堂摹仿北京金銮殿、雍和宫和青海等地名寺式样建造。它坐北朝南，整个建筑呈长方形。以居中三层正殿为轴心，东西两侧对称布局。主体建筑有三层楼正殿，居中央，两侧配殿为二层楼，一为文殊殿，一为普意殿，其馀对称排列各种神殿佛堂，还有僧舍和伙房、仓库等。从南到北五进院落、三层殿阁。从东到西，各有侧殿配房几十间。庙内曲径回廊。庭台楼阁，红砖灰瓦，错落有致，抱粗榆树荫盖，森严中有几分幽静。僧舍建在大殿的两个街巷，各为独立藏式院落。

庙宇东西有两股清泉，从山涧流出，东有石拱桥一座（当地称大水道），中央正门（山门）为红砖二层阁楼，门前有石狮一对。七米高木质玛尼杆（经幡杆）两根，後有钟楼古楼相配。还有藏经阁对峙而筑。正对四大天王庙，绕过四大天王庙，踏二十七级石阶则步入正殿。

正殿（当地称「三级楼」）规模最为宏伟，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主体建筑宫殿楼阁折合房间六百六十九间。天井内四根巨木高柱直径约为二尺（全为同样粗树木用卯相接，後缠麻丝，用牛皮纸裹，红色桐油漆刷其皮），其柱看似四根直径相同上下同粗的擎天大柱。其馀四十多根小柱分散支撑在殿宇内厅四周，宽敞明亮，建筑设计科学合理。殿内正中大佛底座共分大小不等佛像排列，还有供奉的铜盅、银碗，四周墙壁彩画连幅，经幡伞笼罩，亮灯彩帘悬挂，鼓钹法器陈列，铺展两排地毯。佛大僧小，庄严肃穆。诵经等大小佛事皆在此殿举行。正殿二层前檐正中有冈磨铜铸成黄铜鹿和法轮（喇嘛教象征），金光闪闪，几里之外遥遥可见。朝圣者来自方圆千里之外，俗称“晨钟暮鼓漠南北，佑安佑宁河西东”。 当时的佑安寺直接属北京雍和宫管辖，常有喇嘛进京进修学习，而且雍和宫下派喇嘛数十人，当地人称为“北京喇嘛”。另外和青海、西藏等名寺大庙都有交往，当地有几十峰骆驼驮银百两去拉萨交换经卷的佳话。

佑安寺老照片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曾在此屯兵养息，面对威宁海子（今涝利海）的宁静风光和巧尔基（佑安寺）里传来的朗朗诵经声，曾感慨地对部下说：明朝近二百年内几十次修复长城，“亦不见其安”，而今“建一庙宇，则胜养十万兵”。从此，察哈尔八旗喇嘛教寺庙剧增，喇嘛也相应增加。到民国十九年（1930绥东第一大庙），据察哈尔省统计，寺庙八十座，喇嘛七千八百四十四人。而巧尔基庙为当地绥东第一大庙。

新中国建立后，佑安寺亦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方政府供养喇嘛10人，佛事活动费用计划供给。有喇嘛三宝、达木沁、达嘎斯楞、刚格、沙木腾、阿要海、龙利格、刚木吉等掌管打扫庙宇，举行小型佛事活动。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中，佑安寺则被彻底摧毁：第一代建庙时的喇嘛铜棺被砸，尸体被焚烧，整个庙宇神像更是无一幸免。一九七二年，主楼也被拆毁，庙碑被砸坏，经卷被焚被抢，除供销社所占几间庙宇得以保留外，其馀已荡然无存，变成一片废墟。在文革后重建前，整座庙宇已荡然无存，连残断的石柱，倒塌的瓦砾也极少存在，只有一尊残缺的石狮在张口诉说著昔日的辉煌。

文革后，2003年五月十五日，兴和县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佑安寺藏传佛教活动场所”。2003年六月二十八日，县政府决定列入遗址遗迹景观旅游资源，在建设影视城的基础上恢复佑安寺的主体建筑及相应设施，目前已初具规模，但昔日的经卷文物已无法重生。作为昔日“绥东第一大庙”的历史价值也不可复制。

二十世纪末重建的佑安寺

佑安寺三百多年历史，它集汉、蒙、藏文化艺术之大成，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历史价值。佛像有泥塑、有纸型，汇聚天南海北之技术。“四大天王”雕塑为纸裱塑，其结实程度火烧不燃，水浸不烂，还有医药技术、藏医、蒙医、中医水平一流，庙内安置药性草木，味香，不但杀虫灭菌，而且还不返潮。建筑技术虽为土木结构，但三百年风雨剥蚀，没有错位塌陷之处。庙内藏经无数，多为藏文，也有蒙文。藏经数量之多，经卷样式之繁中国寺庙之最。坟庙（当地称“古冬庙”）铜塔中活佛尸体用“木乃伊”技术保存，文革“扫四旧”中被取出焚毁，当时尸体并没有丝毫腐败，皮肤白晰，肉有弹性，慈容未改，确为罕见。

佑安寺文物中有 “三绝”，即大佛、大锅、大小道。大佛是三丈六尺高的铜佛爷，即释迦牟尼铜塑像，它安放在东仓二层高楼。像高二．四丈，坐於莲花台上，用五千馀斤铜片拼集而成，佛重两吨，在塞北古城多伦铸造，用驼队运来，整个佛像表层镀金，金光闪闪，高大形象令人仰而观止，逼真的铸造技艺堪为一流水平。经过红卫兵“扫四旧”后，大佛已经下落不明。

昔日佑安寺内“三绝”之一的大佛

大锅是佑安寺僧用膳房中一口铸铁锅，能供万名朝圣敬香者喝奶茶。每到大型佛事活动，提前一个月用羊砖（乾羊粪砖）烧茶，然后才能饮用。此锅盛水万馀斤，洗锅有专用梯，无专用梯人难爬上，而且所铸之锅技艺精湛，外边锅沿铸有花边云纹，还有铸造时间、地点，天下无双。此膳房占地近三百米，而且还配有中锅两口。大锅烧完粪灰堆积如山，在现在的佑安寺西南角遗迹尚存。大锅被“文革”中的革命小将砸毁，锻造成了战天斗地的工具。

大水道（石拱桥）即佑安寺为防止东北角顺山势而下洪水修建的一座石拱桥，其桥由白色长方形石条而砌。桥孔内可并排行走五辆车，能藏下上千人，其桥跨度大而坚实，造型奇特美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大水道（石拱桥）被拆毁，桥上白色长方形石条被用作铺砌黄石崖水库库岸和闸门过水道。

佑安寺当年的佛事活动主要有诵经、祭祀和“查马大会”（俗称“跳鬼”）。诵经每年阴历正月初一至腊月三十止。一年内集中诵经8次135天。“西殿”诵经次数较多，三大殿轮流进行。祭祀以祭敖包为主，喇嘛率领信徒随从，浩浩荡荡，鼓号齐鸣，场面壮观，有祭祀天地，消灾祈福之意。有时抬上黄油和白面制成的图案雕塑放在火上燃烧，举行所谓的“送鬼”仪式。“查马大会”为农历六月十三到十五，历时三天，六月十五最为热闹。它来源于西藏佛教《金刚驱魔神午》 ，有藏族“跳鬼”仪式，皆为大小喇嘛穿戴牛头马面之面具，分列有序，又叫又唱、又跳又舞，红火热闹，正值炎夏，整个佑安寺十几口泉眼很旺的井水难以供应众人之饮。当地有名的顺口溜“去巧基庙赶会，没赶上跳鬼，望了一阵脊背，喝了几口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