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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儿（谈派人出洋学艺道理）

【原文】

年来国事日非(1)，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忽然一旦变化，固非易事，然受外人之凌辱，国人未能反省，非愚且钝乎？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陈法(2)，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3)。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今当局者渐醒，于是有出洋考察之议。然考察而未能仿行，等于不察(4)；欲仿行而仍假手于外人，等于不仿(5)。故曾夫子涤生等，有上疏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事，各专所学，报效于国家也(6)。或谓(7)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8)，选满汉子弟，延请学者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9)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10)，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11)，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12)，不惟力有不逮(13)，且此中奥窔(14)，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15)。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16)。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余然曾夫子之说，附其后(17)，因疏圣上，并筹办法。

吾儿身体不佳，宜自保重。每日工作，宜有定时，弗过度。余年老力衰，耳眼不灵，疏忽之处颇多，可恨可恨！
 
【注释】

(1)国事日非：国家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2)不谙世事，墨守陈法：不懂得世事在发展变化，还是抱着老一套陈规不变。谙（ān）：熟悉，精通。

(3)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整天在故纸堆中钻研作文，轻视工、商等实用之学。

(4)然考察而未能仿行，等于不察：如果仅仅是出洋调查了解而不去学习模仿，这样的考察没有什么用处。

(5)欲仿行而仍假手于外人，等于不仿：然而仅仅是通过外国人来仿效，自己不会亲自动手，这样的仿效还是没有用。

(6)“故曾夫子涤生等”句：指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8月给同治皇帝上的奏折《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要求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为途径，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曾夫子涤生：曾国藩字涤生，“夫子”是对人的尊称。

(7)或谓：有人说。

(8)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洋炮局。继而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张之洞设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京师设同文馆：清末中国政府官办的外语人才学校，以教授西方语言为主的官办教育机构，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新式教育机构，于1862年8月24日成立于北京。由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䜣、桂良和文祥的奏请下成立。同文馆于1900年因庚子事变被迫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9)上海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为清末在上海设立的外国语文学校。同治二年（1863年）由江苏巡抚李鸿章以上海交涉事件较多为理由，奏请清政府批准招收近郡十四岁以下的俊秀儿童入馆，学习外文为主课。只利用礼拜休业日讲中文，自习自然科学。三年业满，分派洋务职事。1905年改为兵工中学堂。同治三年广州仿上海例，也设广方言馆，又称“广州同文馆”。

(10)远适肄业：到遥远国度的学校去学习。肄业（yì yè）：在校学习。

(12)遽图尽购其器：打算很快将西方的器械全买回来。遽（jù）：突然，时间很快；图：图谋，打算。

(13)不逮：不及，不能成功。

(14) 奥窔（ào yào）：奥妙精微之处。

(15) 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有位楚国官员，希望他的儿子会说齐国话，那么，找齐国人来教呢，还是找楚国人来教呢？”戴不胜回答道：“找齐国人来教。”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很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每天鞭打他要他说齐国话，也是不可能的。假如带他在庄、岳闹市区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要他说齐国话，也是不可能的。
庄岳之间：街道和里巷之中。顾炎武《日知录》云：“庄是街名，岳是里名”

(16)此物此志也：（派幼童去西方学习这件事）这与古人所说的情况和道理完全一样。

(17)余然曾夫子之说，附其后：我完全同意曾国藩老夫子所说的这番道理，因此作为他的奏章附议，上奏皇上。
 
【简评】

这封信主要是解释为何要派少年去西方留学。其中涉及如何才能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如何向西方学习，是购买西方的工业设备还是学习西方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学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是关起门来学还是留学西方亲自操作、耳提面命。所以，这封私信虽说是教子，实际上是说给全国民众听的，它代表了洋务派通过教育来实业救国的基本主张。

在鸦片战争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大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实业救国运动。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该运动自咸丰十年年底（1861）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如何开展实业救国，洋务派官员和容闳等一批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才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同治十年（1871）八月十九日，时任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领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奏折先从对现实的分析入手，阐发派幼童留洋的必要性，然后提出具体的操作模式，并依此向朝廷申请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第二年2月12日，两人又再次领衔会奏，促请“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奏请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半个月后，三月一日，曾国藩病逝。此后主持此事则有李鸿章独立完成。

1871年9月9日（农历八月初八），总理衙门奉旨：“依议钦此”。官方提供的条件十分优厚：赴美留学期限长达十五年，在此期间，政府负责衣食住行等全部开销，还有大学毕业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学成归国后听候总理衙门量才使用。出洋学生的年龄，开始定在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后来修改为十岁到十五岁之间。最后选定120名幼童，其中有五对是兄弟两人前去留学。这些幼童的家庭，多是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其次是沿海的江浙、福建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其中广东84人，江苏22名，浙江8人，安徽3人，福建2人，山东1人。与澳门毗邻的广东香山县就有39名。当年属香山县的唐家镇，就先后送出了七位留美幼童，其中包括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

李鸿章此信，即写于同治十年八月十九日与曾国藩领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之后。如上所述，主要是解释为何要派少年去西方留学的原因。看是一封家信，实际上同与曾国藩领衔会奏的奏折一样，说理非常充分，逻辑十分严密：信中从国家现状“国事日非”，自己作为执政之一“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谈起，指出变革图强已是当务之急。但如何

变革图强？首先要改变国人墨守陈法，轻视工、商等实用之学的陈规陋习，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再接下去，又提出如何向西方学习，信中先否定两种不可行之办法：“然考察而未能仿行，等于不察；欲仿行而仍假手于外人，等于不仿”。然后再正面肯定曾国藩和自己奏议“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的必要性，这才是考察而且仿行，靠自己而不假手于外人的最好办法。为了证明必须如此，李鸿章在信中又破国人质疑：国内已开设仿造轮船、枪炮、军火的制造局和学习洋文的同文馆，为何还要在再派留学生。为了答疑，信中从两方面立论：一是仅仅仿造并不够，因为仅仅是购买洋机器，国家没有那么多钱财。更因为这样并不能掌握制造的科学方法。必须派人身临其境，耳濡目染，才能洞察其中奥秘，掌握诀窍，让后再触类旁通，扩大引申。另一方面据圣人孟子之言“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以及民间俗语“百闻不如一见”来证明派幼童留学之必要。这样层层推进，设问答疑，使“拟选子弟出洋学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国人皆知。从他意识到如不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中国必亡，以及决心说动朝廷打开国门，派遣少年出洋留学以图富国强兵的拼老命精神来看，如果说他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甚至骂他是“卖国贼”，似乎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

李鸿章儿子共有六人，长子李经方；次子李经述为继室夫人赵小莲所生；三子李经迈为妾莫氏所生。在李经迈前后，莫氏还各生有一子：李经远、李经进，皆早夭。此信写于同治十年（1871），三子李经迈生于光绪二年（1876），次子李经述生于同治三年（1864），此时七岁；长子李经方生于咸丰五年（1855），此时十六岁。与派遣幼童出国的年龄相近。因此此信是写给长子李经方的。李经方是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生子经毓，早夭，因此过继李昭庆之子作继子。李经方受乃父教育，努力学习西方文化。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读书随朱静山、白狄克学习英文。光绪八年（1882）八月中举，后留在北洋大臣衙门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宜。十二年（1886）夏，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赴英，担任参赞。十六年（1890）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并随李鸿章参加《中俄密约》谈判。李鸿章去世后，他又随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谈判通商条约，后又参与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出任出使英国大臣。宣统二年（1911）十二月，调任邮传部左侍郎。李经方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多次具体交涉，最终将邮政业务从外国人把持的税务司转回邮传部管辖，并由李经方兼任中国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为中国外交、邮政和铁路事业的开创都做过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