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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子书（力戒妄交）

【原文】

示谕吾儿知悉：

近阅报载，康、梁等自逃显僇(1)后，避居扶桑(2)，日以革命邪说瞽惑人心(3)。年少子弟喜新厌故，多盲从之。吾儿谅不至此。然汝性情粗浮，血气方刚，年幼时又未尝一读圣贤书(4)，难保不为人诱。此则灭门之事(5)，非可儿戏者也。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6)。列祖列宗，又深仁厚泽(7)，施于臣民，从无一代非贤主者。吾人厚受国恩，正当尽致身之义(8)，以报答君上。不宜妄听邪说，以自外生命。康梁之徒，昔尝以奸说离间两宫(9)，谋害忠良，以实行其操、莽之事(10)。幸天佑大清，为御史杨崇伊告密，(11)得于一夕之间耔平大怼(12)，此正中国之福。今又以惑在外子弟，自正可为痛恨。

吾儿如遇此者，应掩耳而走，勿为所迷，是为至要。汝须知，汝之今日得以安然求学者，其原何在？不过汝父任两湖总督，有力以供汝求学耳。而汝父之得有今日，其原又何在？实早受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13)，总之草茅之中，置身青云之上(14)，使汝之有力读书。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受人一饭，尚报予金，况自顶至踵靡不戴其泽乎(15)！而可昌言排满，昌言革命，以自重罪戾乎？汝又知父之所以令汝不远万里，而去国求学者，又为何故？即汝学成归来，得以上致君下泽民耳。若所学未遂，而先无父无君，是余遣儿求学何如？反不如使之一物不知，尚得保其天年(16)，保其家室。

况革命之说，本为一二叛徒之邪育(17)。儿何可舍汝父金玉之良规而从具做贼(18)！此更冀吾儿注意者也！民生有三，事之如一(19)。天地而下，君亲为长(20)。既可以无君，即可以无父，余尚何必有此叛逆之子乎！余固知汝必不为此，然不可以不叮咛告诫，以导汝于正。或者叛徒施其伎俩，以汝为现任两湖总督之子，奇货可居，万端引诱，结果彼革匿迹无恙(21)，而汝反不保其身，即父兄亦同丧于是。故尤不得不事先预防，反复申诫。汝年已而立(22)，尚不至绝无心肝，切记切诫！

儿近日身体如何，起居饮食务须注意。父年力虽衰，精神甚健。家中大小，亦均平安，儿不必悬系。

父涛示。七月十一日。

【注释】

(1)康、梁等自逃显僇：康有为、梁启超自己逃出免遭杀戮。显僇（lù）：杀头。僇（lù）：同“戮”。

(2)扶桑：本是一种属于锦葵科的常绿灌木，学名朱槿。在上古传说中它是一种神木，太阳栖息在上面。《山海经》：“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因日本被古人认为是日出之地，因此又被称为“扶桑国”。

(3)日以革命邪说瞽惑人心：天天用革命的邪说来蛊惑人心。瞽（gǔ）惑：即蛊惑，使人心意迷惑。蛊是一种用于巫术的虫子，巫者用它使人丧失自制力而加以控制摆布，类似催眠术。

(4)“然汝性情粗浮”句：见上封五月十九日《与儿子书》中对张仁蠡的评价。

(5)灭门之事：古代的叛逆谋反是大罪，不但本人要杀头，还会株连父母、兄弟等九族都要诛灭。

(6)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自夏商周以来，建国最守正道的，要数清朝。三代：指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

(7)深仁厚泽：清朝诸帝，个个深怀仁义之心，德泽深厚。

(8)尽致身之义：以自己身家性命来报答大清皇上的深情厚义。

(9)昔尝以奸说离间两宫：过去曾经以奸邪说法挑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不和。

(10)以实行其操、莽之事：来实现像曹操和王莽那样的大逆不道篡位之事。操：曹操（155～220）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但在传统文化中，他是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阴谋家。在用阴谋手法掌握大权后，取代汉朝，由其子曹丕称帝，建立魏国。被追尊为武帝。莽：即王莽（前45年—23年）字巨君，受汉朝的刘氏禅让，建立了“新朝”。古代史学家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

(11)为御史杨崇伊告密：杨崇伊，清代光绪六年庚辰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强学会被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跑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500字左右的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就在杨崇伊请太后“训政”折呈上的同一天，谭嗣同带着光绪的“密诏”，深夜访袁世凯，嘱他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但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康有为、梁启超闻讯潜逃，变法失败。

(12)耔平大怼：铲除大祸害。耔（zǐ）：除草培土；怼（duì）：怨恨。

(13)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德宗：光绪皇帝的庙号；西后皇上：即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全名叶赫那拉氏，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生母，因有东官太后慈安，慈禧为西宫，所以又被人们称为西太后。

(14)总之草茅之中，置身青云之上，意谓德宗及西后皇上将他从一介平民提拔为一品大臣、封疆大吏。总：同“搃”，擢拔。

(15)自顶至踵靡不戴其泽乎：浑身上下都沐浴着皇上的恩泽。踵：脚后跟；靡：没有。

(16)保其天年：保住性命。天年：人的寿数。

(17)邪育：邪恶的思想灌输。

(18)从具做贼：跟随他们一同去做叛贼。具：同“俱”，一同。

(19) 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对父亲、对老师、对君主都要恭敬伺候。民生有三指“父、师、君”。语出《国语晋语一》：“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

(20)天地而下，君亲为长：除了天地之外，君主和父亲是最应该尊敬的。

(21)彼革匿迹无恙：那些革命党人藏匿起来安然无恙。

(22)汝年已而立：你已超过三十岁。语出《论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简评】

这封家信是写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次子张仁蠡的，背景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辗转到了日本之后。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变法骨干谭嗣同、康广仁等被害，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继续在香港、台湾、南洋、日本、加拿大等地海外华侨中宣传维新主张。光绪二十五年7月20日，康有为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康有为遂成为保皇派首领。

张之洞在这封家信中，要在日本的学习的儿子远离康梁保皇党，并历数戊戌变法以来康梁的种种罪行，表现出忠于大清帝国的洋务派鲜明政治立场。

在表达方式上，为说服次子远离革命党，家信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说服教育：从反面来说，一是历数戊戌变法以来康梁的种种罪行，要儿认清其“叛徒之邪育”面目；二是一旦信其邪说，加入逆党的可怕后果：“此则灭门之事，非可儿戏者也”；三是揭露康梁的诱其入逆党的险恶用心：“以汝为现任两湖总督之子，奇货可居，万端引诱，结果彼革匿迹无恙，而汝反不保其身，即父兄亦同丧于是”。从正面来说，一是恭颂大清历代皇帝是中国历朝最优秀的：“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列祖列宗，又深仁厚泽，施于臣民，从无一代非贤主者”；二是对张家有厚恩：将自己“总之草茅之中，置身青云之上，也使“汝之有力读书。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应当粉身图报，万不可背恩忘本。

通观这篇家信，有两处颇可咀嚼：一是此时张仁蠡可能已与保皇党有接触或倾向革命，张之洞可能有所觉察。从信中所说的“反不如使之一物不知，尚得保其天年，保其家室”；

“儿何可舍汝父金玉之良规而从具做贼！此更冀吾儿注意者也”；“余固知汝必不为此，然不可以不叮咛告诫，以导汝于正”等话中的弦外之音，可以将其端倪。如从张之洞父子与康、梁的关系来看，康梁在日本接近张仁蠡也很有可能：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不达，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而“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于当年11月在北京成立“强学会”。 强学会甫有成议，康有为又南下南京游说“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拟在“南北之汇”的上海组织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张之洞长子张仁权即为发起人之一。张之洞资助学会办报款白银八百两、申洋一千零三十元，在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派大员中金额最多，占全部资助经费百分之六十以上。另外就是张之洞在信中所担心的：“汝性情粗浮，血气方刚，年幼时又未尝一读圣贤书，难保不为人诱”。张仁蠡的一生行径也证实了张之洞的担心。也许因为他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段经历，这个学校的许多毕业生都成为侵华日军中的高级军官和骨干。张仁蠡在华北事变后投降日本，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伪新民会副会长。1939年4月，任汪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1940年3月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武汉分会副委员长，汪伪天津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解放后1951年被处决。可能就是“为人诱”的结果。

第二点颇可咀嚼之处是：信中对大清王朝讴歌太过，认为这个一直不被汉族士大夫认可的异族政权超过商汤、周文王，更胜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这种缺乏常识的话应当不会出自进士第三名探花郎之口，更不符合批评朝政、不知忌讳的清流领袖之口。张之洞甚至在临死前还对前来探病的摄政王载沣当面直陈，希望他不结朋党，秉公持国。因此，与第一点连起来参考，我以为这是为张仁蠡万一陷入逆党后为家庭留下的救命生机，体现来这位一直身处政治漩涡中的晚清名臣心机的缜密和善为身谋。而且这在先前已有过验证：戊戌变法之前，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张之洞就未雨绸缪写了一篇震动颇大的《劝学篇》。书中强调“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既批评顽固派的“因噎废食”，也批评了维新派的“舍本逐末”，强调三纲五常乃万世不易之本。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党要追究张之洞倡导维新，并与康、梁等交往之罪。保护他的慈禧太后就以张之洞事前所著《劝学篇》“重名教而杜卮言”，得以免遭处分。因此，此信中对大清的过于失实的褒扬实际上是故伎重演。